北京的《春秋》

    《北京历史纪年》这部书与其它同类关于北京历史的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采取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编年体史书的形式，我们既可以把它看做是北京的一部简史，又可看作是一部关于北京历史的资料索引。

    这种编年体史书的体例，大约是创于2000多年前孔子的那部有名史书《春秋》，它按照年份，一年一年的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一一著录下来，因为都不是亲历亲见，所以它只能起到一个历史线索的作用。不过可别小看这种大事年表式的图书，自孔子以来，它就成了中国历史叙述方式中的一种很重要的形式。后来的人爱批评《春秋》，说它太过于简单，没有演义式的历史故事书好看。读历朝历代历史演义的多，读《史记》的人也不少，读《春秋》，或是诸如此类的编年体史书的人，往往很少。其实一部按照历史沿革顺序编撰的史书，远比演义类的史书，读起来更有阅读价值。

    我喜欢《北京历史纪年》的主要原因。是它依照北京历史的沿革顺序，从远古、夏商周一直到民国，把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之脉络，整理得清清楚楚。它所容纳进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范围，比历史上任何一部地方编年史都广泛。在书中你不仅可以看到北京历史上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事件，你还能够看到文化、城建、灾异、科技、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关于北京历史考古，以及北京历史上的图书刊刻方面的资料线索。

    以往的编年体史书，很难让人一下子看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而《北京历史纪年》则兼顾采纳了纪事本末体的叙述元素，对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它的历史脉络。书是由原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编写组编辑，共使用了2年时间，“三易其稿”最终完成。

    这是一个集体成果，曹子西主持编写并通纂全书，该算是主编了，其他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有30来人之多。使用的参考文献达202种，其中《北京日报》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亦被列入其中，这部书的方便，我深有体会，有些关于北京史地的旧书，买来看完了，就收拾起来了，如果仅仅为了写文章而去找，那简直多数时间都是事倍功半。纪年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就显出来了。比如孙承泽，他写了多少部关于北京的书，“1677年”条下就有这样的文字记录，“是岁，孙承泽死。承泽，顺天大兴人。官至吏部侍郎，著述宏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孙氏的著作情况，《元朝典故编年考》《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典制纪略》《畿辅人物传》，其中最为现在人称道的是《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

    又如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有两部关于北京的书，一部是《昌平山水记》，一部是《京东考古录》。

    再比如北京图书出版史之最，最早的北京旅游手册是1844年11月刻成的杨静亭之《都门纪略》，1872年11月出版的《中西闻见录》月刊，为北京历史上最早的教会办刊物。1896年10月清政府首办的官方报纸《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创刊。1901年9月日本人在北京创办了《顺天时报》《北京公报》，此为外国非教会人员在北京创办报纸之始。那么根据这部书，我们就可以整理出一份北京历史上报刊简史，或北京历史上报刊创刊简史。

    这些图书报刊无不与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记录着北京历史脚步的痕迹，特别是要想了解北京近现代的文化变迁史，离开了这些书和报刊，就寸步难行。要了解清代北京官话，那是最好的最直接的材料。要了解外国人在京传播西方文化的情况，那些书和报纸同样是最好的最直接的资料。

    我们没有必要再要求编年史，能体现什么“春秋大义”，但我们却希望它能够向人们展示更为丰富、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图景，供人们去发掘、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