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门脸儿小学校

    母校的记忆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做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前面这个冠词很重要，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调到了眼前，母校的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从前，朝阳门是有城墙和城楼子的。城楼就在现在朝阳门立交桥的地方。我小的时候，有的老人管朝阳门叫齐化门，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从明朝正统四年，这个城楼就改称朝阳门了。老北京话里，往往称城楼前为“门脸儿”。

    当年的朝阳门脸儿，也就是如今的朝内大街东段，还挺热闹。路北小店儿多，糖作坊、肉杠子、油盐店、点心铺还有几家饭馆。路南民居多，只是快到城楼处有卖马车装具的大车铺，一家寿材铺和一两家做纸人纸马的裱糊铺。还有一个大庙改成的小学，就是我的母校朝阳门小学。

    那年随父亲工作调动，我们举家回京，搬到新鲜胡同住，我要转学插班上二年级。当时名字还叫东单区第一中心小学，就在我家对面。父亲跑了趟区教育局给我办手续，回来一脸无奈，对我母亲说：“见到个‘小官僚’，不听我说完，就写个条子，让儿子到朝阳门小学去插班。”母亲和姥姥埋怨：那么远的学校怎么去啊？走路得半个小时呢！

    我倒无所谓，报到那天，跟着老爸，从新鲜胡同迤东的蔡家大院，横穿八大人、竹竿巷两条胡同，再经一条不知名的小胡同过老君堂，又走一条更窄的胡同，来到朝阳门大街。那会儿书包不重，一路上花花草草的四合院，拐弯抹角的小胡同，边看边走倒不闷得慌。记不清从何时，我找了个鸡蛋大小挺好看的卵石，从家踢到学校，又从学校踢回家。几年下来，竟把它踢小了不少，还磨得光溜溜的。只是费鞋，鞋的右脚大拇指处老有个洞。后来和小同学们踢球时，我还用脚尖踢，球出去没有准方向，人家说是“臭脚”。几年以后我才知道，踢球原来是要用脚面和内外脚弓招呼的。那会儿孩子们用不起足球，踢的是橡胶做的拳头大的小皮球的。班里的小伙伴儿，放学以后，找个空地，用砖头或书包设上球门，分拨踢得挺欢实。记得一位女同学叫张平芬，不喜欢跳皮筋、掷羊拐，就好和男生一起对脚丫踢球。后来她当了警察，还成了北京公安女子篮球队的队长。

    朝阳门小学是个倒座儿的敞亮大门，进门东边是两进院落，后边还有个小跨院。教室都安排在东西房。房屋陈旧，柱子和窗棂的油漆早已斑驳脱落。不少地方的内外墙皮也掉了，露出并不整齐的青砖来。西侧是操场，按当时各小学条件来说，还真不小。操场北面是临街的墙，西边有一排新盖的教室，因为要放置当时很令学校引以自豪的一部新风琴，音乐教室占了其中的一间；南边是个大殿的背面。

    大殿的正门在操场南边的院子里，建筑虽旧却很宏伟，光是台基就有一人高。殿里的房顶有藻井，还有几根两个同学搂不过来的柱子。这是学校的大教室兼中型会场。全校大会要在操场露天开，大型家长会或各年级开会。用这个教室的班，就要发动同学把课桌椅搬到后面摞起来。听住学校附近同学的家长说，这学校原先是关帝庙，香火可旺呢！可我看见大殿外有一个旗杆，还有刁斗，再说殿前面的廊子上起先还有个巨大的镂空铜香炉，就以为它是老君庙。当时，不是所有同学的家里都买得起小人书的。我把《大闹天宫》的小人书拿来，大家对着画儿看，都说那香炉是炼丹炉，还说那旗杆就是孙猴子的尾巴，只是怎么放到庙的前面了？后来去动物园春游，有同学看到猴儿们有时会垫着尾巴坐定，还用爪子拿尾巴上的虱子，更坚信了这个设想。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事儿，琢磨起大殿的房门对着个影壁，影壁南面还有个常年上锁的很大的门，大门是开在老君堂胡同坐北朝南的，会不会真是老君庙呢？那条胡同应当是由庙得名的呀。跑去看看，胡同已改名叫北竹竿了。再去查资料，没见记录，至今对于我仍是个谜团。

    学校里的老师，我现在大多记不清姓名了。因为那会儿就不兴问老师的名字。只记得少先队总辅导员是许老师，是个志愿军的转业兵。孩子们可佩服抗美援朝扛过枪、过过江的志愿军了。特别是冬天，许老师老穿着一件匝了竖条的草绿棉衣，那可是志愿军军服的专利。开校会，他往台上一站，手一挥，下面叽叽喳喳的淘气包们顿时就鸦雀无声了。

    许老师教我们高小（当时把低年级称初小，五、六年级称高小）的地理课，头一课在黑板上挂了张中国地图，有自己用整张的纸剪了一只大公鸡，还涂了彩色的块块。他把公鸡的图往地图上一盖，略带四川口音的开场白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的祖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有4万万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还有两位赵老师，是父子俩，好像他们的家不在北京，就住在学校最南边的平房宿舍里。学生们习惯地在他们的姓前加个“老”和“小”。老赵老师教大字课，他有浓重的保定口音，说握毛笔“碑（笔）杆儿要对准碑（鼻）梁儿”。小赵老师教算术和自然课，淘气的男生老说小赵老师“因为他爸爸也在这个学校，特蔫儿。”还说他晚上得给老爹用大木盆打洗脚水。岁数大些的女生听了，一瞪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叫孝顺！”

    六年级时，教我们语文课的是一位姓刘的中年男老师，他话语不多，很严谨，批改作业一丝不苟。每次上作文课时，刘老师都以同学们的作文为例子，告诉我们应当怎么选题，怎么开头，怎么把要写的内容表达清楚，怎么结尾。小学毕业，区里试行统一考试，成绩就是升学的依据。命题作文是《我的志愿》，我选择的志愿是长大去当骑兵，因为当年看国庆阅兵式时，我最喜欢伴着骑兵进行曲列队前进的骑兵方阵。我提笔就写：“是谁，保卫了祖国的边疆？是谁，日夜巡逻在边防线上？……”作文满分是50分，我得了49分，据说在区里名列前茅。总成绩够保送资格，保送的学校还可以自己挑选。刘老师把我找到教研室去：“按说，我不是你的班主任，不用管你保送的事。可我想告诉你：上二中吧！那里有一位潘先生，是国文台柱，学富五车……”我听得懵懵懂懂，回来赶快查字典，从此记住“学富五车”这个成语，也因此成了潘逊皋先生的学生。到现在，我不知道刘老师的大名，很是遗憾。

    我记得住姓名的，只有我们的一位班主任岳雨春老师。因为她一接这个班，就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个名字。这是一位仪态端庄、气度不凡的中年妇女，家境可能不错，我们去过她家，就在我上学途经的林驸马胡同里。四合院里有葡萄架、石榴树和大鱼缸。她常带一些糖果点心，给家境困难的同学吃。还帮交不起两块多钱学杂费又不够免交资格的同学交费。有的同学悄悄说：“老师家可阔了，知道乐家老店吗？她就是那家的。”我当时也信以为真，多年后才知道，“乐”和“岳”是两码事，这位岳老师家或许根本就不是开药铺的。

    教图画的，是一位姓方的男老师，他多次到我家来，向我母亲学画画。每次交图画作业，给我的分都偏高，可我对画石膏模型兴趣不大，老不长进，他说我：“守着个学油画的母亲，怎么就不努力呢？”

    音乐课是个年轻的女老师，特认真。我打小唱歌跑调，在课余，她常常叫住我，踩着风琴的踏板，弹着琴让我练音准。我碍着面子唱一会儿，总是不着调，到现在也不敢独自唱歌。回想起来，挺对不住当年的老师的。

    那时候，小学里科目开得不少，可功课、作业不重，所以书包挺轻爽，作业在自习课上就能完成，一下课，我就拎着瘪瘪的小书包，跟同学们在操场上、胡同里疯跑，天黑了才着家。

    有些记忆深刻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也挺有趣的。听说朝阳门城楼子上有古代的盔甲，还有红衣大炮。拆城墙前，一帮同学们一合计，得上去看看，再不看，以后拆了，就看不到了。我们想上城楼去看看，登城的马道已经安了栅栏门被锁上了，我们居然扒着每层往里收几寸的城砖，爬上城墙。城楼里没见盔甲和红衣大炮，但是有铁炮和锈了的箭头。

    总辅导员许老师挺注意开展破除迷信的科普教育的。一年夏天，每到傍晚，朝阳门城楼兽脊上就飘着一股不浓不淡的烟。附近居民有说上面有怪物妖精作祟。许老师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个军用望远镜，让我们观察。没几天，报上登出来是蚊子成群所致，惹得我们好生自豪。北新桥路口搞建设，传说挖出了一眼井，通海眼，有一条永远也倒不完的铁链子。许老师带我们过中队日，到了工地，人家说：“是有老井，没铁链子。”工地不许我们进去，来回走了两个小时，大家说：“没白跑，搞清了一件事儿。”

    学校对面是仁立麻纺厂，有人说那里有个鬼屋，夜里闹鬼，邪乎着哪。少先队大队部研究，组织一些胆大的男生，找了红缨枪、三节棍、手电筒，请许老师借一把手枪来，带我们同去。许老师笑了：“我上哪儿搞枪啊？大家晚上要休息好，第二天还得上课。再说，鬼本是没有的，你们不怕鬼，不信鬼，就不用去打鬼了。”不久，报上就辟谣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几年仁立鬼屋的传说又有人说得神乎其神了。

    小学毕业后，我竟一直没回过母校。成年以后，每次路过这里，总会回忆起儿时趣事。后来大庙拆了，学校盖成了新楼，依然在原地。十来年前，我的老同学谢玉生，在朝阳门小学辅导孩子们吹圆号，给我讲了学校的变化。近些年，这里改做东城区回民小学了。据说不是改名，是把原来在豆瓣胡同的一所学校搬到这里，与朝阳门小学并无历史渊源。但回民小学在朝阳门脸儿过去小学的原址上，地域的沿袭仍在，在我和一些有联系的校友心中，对她，依然有一种母校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