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儿胡同13号 齐白石寓所

    雨儿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南锣鼓巷西侧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南锣鼓巷与东不压桥胡同，长约340米。

    明代，称“雨笼胡同”；清代，称“雨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辉煌街三条”，后复称“雨儿胡同”。

    雨儿胡同13号在胡同中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院内有北房3间，两侧各带耳房3间；有东、西厢房各3间；有南房3间，两侧原来也应该各带耳房3间。院内房屋均为清水墙体的带廊起脊合瓦房，且有回廊连接，墙体磨砖对缝，装饰性很强的铃铛排山脊，做工考究。北房明间的木质隔扇上刻有一联：“本书以求其质，本诗以求其情，本礼以求其宜，本易以求其道；勿展无益之书，勿吐无益之话，勿涉无益之境，勿近无益之人。”

    从院子的整体格局分析，该院原无街门，现在的街门是利用南房东侧的3间耳房改建而成的。将东耳房中间一间打通辟作街门，但没有做大的改动，只是在街门外贴着后檐墙加砌了一座精致的门楼，两边的耳房成为东、西对称的两间倒座房。这样改动的益处有二：一是省钱，二是别致。因此，这种街门在北京四合院中比较罕见。然而，雨儿胡同13号的街门毕竟不是原装，改建时又只是局部改造；所以，给人的感觉有点捉襟见肘、不伦不类。比如：如此讲究的宅院，街门内部却没有建设影壁的合适位置，而且，从整体看街门虽仍占据“巽”位（东南角），但从局部看街门却占据了“子午”相（正中），说明该院街门改建的时间最早也应该在民国时期。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子午门”仅限于皇宫、王府、衙署和城池。

    雨儿胡同13号与其东侧的11号和其西侧的15号原为一体，民国时，是北海公园董事会长董叔平的宅院，时称“董家大院”，后分割出售。

    《啸亭续录》载：“公布舒宅在雨儿胡同。”冯其利先生在《雨儿胡同叶布舒宅寻踪》一文中认为，《啸亭续录》将“公叶布舒”丢掉一个“叶”字，叶布舒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四子，康熙八年（1669年）晋封辅国公，今雨儿胡同11号、13号、15号的位置就是历史上的辅国公叶布舒宅。

    解放后，文化部购买了雨儿胡同13号房产，1955年将其分配给齐白石居住。齐白石在此只住了不足半年，就又搬回了自己的旧宅——跨车胡同15号，此院改为“齐白石纪念馆”。“文化大革命”中齐白石纪念馆被撤消，改为“北京画院”，现仍为北京画院用房。

    1986年，雨儿胡同13号作为“四合院”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齐白石（1864-1957），书画家、篆刻家，原名纯芝，字渭清，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1953年，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荣誉奖状；1963年，齐白石被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其作品有：《齐白石作品集》、《齐白石绘画精品集》、《白石诗草》、《齐白石书法篆刻》、《齐白石谈艺录》等。

    齐白石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喜爱绘画，八岁时随外祖父读书，但只读了半年便辍学参加劳动了。他在《白石状略》中写道：“王母曰：汝父无兄弟，得长孙，爱如掌珠，以为耕种有助力人矣。……俗语云：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日无米，吾孙奈何？惜汝生时走错了人家！如是，乃将《论语》挂于牛角，负薪，以为常事。”十一岁时，其父教他耕田，“人小泥深，牛倒犁脱，父责之以牛鞭”，齐白石便跑到叔祖父齐满木匠家去哭，叔祖父同情他体弱年少，就教他学木工。齐白石初学粗活，后改学雕花小器作，学徒期满后，“芝木匠”的雕花手艺便享誉乡里，逐渐由木匠改业为画匠，为乡亲画一些神像，写一些功对。二十七岁时，拜胡沁园为师学习画画，又经胡沁园介绍拜陈少蕃为师，学习古文诗词。齐白石白天干活，晚间读书作画，“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庭院里的小鸡、溪流里的鱼虾，花间的蝴蝶，草丛的蚱蜢，点水的蜻蜓和觅食的麻雀都是齐白石描摹的对象，他要“为万虫写像，为百鸟传神”。他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只一条溪水、几个蝌蚪，溪水自天而降，蝌蚪活灵活现，使人在观赏气韵生动画面的同时进入遐想的空间，越琢磨越有味。

    中国文人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孙中山先生有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布衣亦可傲王侯”。齐白石从四十岁到四十七岁“五出五归”，畅游了西安、北京、上海、南昌、桂林、广州、肇庆。所过之处，遍访名山大川。齐白石自称“借山人”，有《借山图册》存世。他说：“凡天下之名山大川，目之所见者，或耳之所闻者，吾皆欲借之。所借非一处。”这大概就是“外师造化，内得心源”，“搜遍名山打腹稿”。

    齐白石五十岁时开始闯荡京城，五十五岁定居北京。京城乃名家荟萃之地，竞争自然激烈，正应了一句俗话——“没有三把神沙，谁敢反西岐”。齐白石是有备而来，也是理之自然。然而，如同今日的“北漂”，初来乍到自然少不了磨炼和考验。白石先生不是有“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的感慨吗？！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齐白石“衰年变法”。年近花甲的齐白石已在京城站稳了脚跟，画友陈师曾带了几幅齐白石的画东渡日本，其中杏花等每幅竟得价百元。白石先生颇为自得地作诗一首：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

    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

    恰恰在这个时候，齐白石却要对自己的艺术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

    这是何等的决心和勇气！

    白石先生“作画之道，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对艺术的阐述与“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对弟子的告诫，堪称至理名言。

    启功先生回忆：“齐先生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我曾有《齐萍翁画自识云‘人生一技故不易，知者犹难得也。’因广其意题此》一诗称赞道：

    ‘一生三绝画书诗，万里千年事可知。

    何待汗青求史笔，自家腕底有铭辞。’”

    然而，世人只识画家齐白石，不识诗人齐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