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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巩与中国大学

2002-12-1 11:00| 发布者: 刘宗永 郭晓钟| 查看: 798| 评论: 0

 

中国大学旧照
 
 
    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是北京,今天北京的高等教育机构有近百所,其中绝大多数是公立性质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即民办大学为数不多。可历史上北京的私立大学不是这样,曾撑起一片别样的中国现代教育的天空。私立中国大学就是一所立学长久、人才辈出、影响深远的私立大学。

    中国大学最初名国民大学,是由孙中山和马邻翼倡议于1912年建立的。学校设董事会,推举宋教仁为首任校长,国民政府拨款84500两白银为开办费,租得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为校址,1913年4月正式开学。另有一所附属中学(1952年更名为北京市第29中学,2006年改称中山中学)。1914年1月学校与上海吴淞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改称中国大学,学校迁入西单二龙坑郑王府(后为新皮库胡同乙12号)新址。1930年,学校停办大学预科,改为附属中学。同年11月学校改称中国学院。直到1949年3月停办,前后共历36年。

    1936年10月,曾任北平市首任市长的何其巩任校长,直至1946年10月。中国大学在何其巩校长任职的十年是一段十分艰难却又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

    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人。1927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董事会主任,1936年10月至1946年10月任中国大学校长。1950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在其执掌中国大学期间,坚持中国人办中国大学,拒绝日伪经费援助,自筹经费,延聘爱国学者执教。北平沦陷期间,许多失学的河北、东北三省的学生都插入中国大学学习,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多人。1943年学校设立文理法三个学院、四个学系、一个研究院,并修订了组织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志》第1115页,华艺出版社,2004年)

    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纪要》记载,何其巩执掌中国大学期间,为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他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书“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入选,要学生精读。

    中国大学地处北平,与抗日后方隔绝,全校教职员待遇微薄,忍饥耐寒,拒绝敌人资助。中国大学坚持“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获得沦陷区爱国知识界的支持,争以教授中国大学为荣,北方青年争以就读中国大学为荣。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被何其巩校长聘到中国大学任教。

    1941年美日宣战后,又有一些大学停办,燕京大学的齐思和、胡鲁声、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徐希帆、谢少文等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平师范大学的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的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何其巩校长抗战开始即肩负了在敌占区造就青年的重任,坚持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别掩护”(见1946年4月15日天津《益世报》登载《中大返校节何校长报告校务》)。

    抗日战争期间,何其巩校长团结全校师生发展壮大了学校。

    曾在中大任教的名人有李大钊、蓝公武、李达、吴承仕、黄松龄、曹靖华、杨秀峰、吕振羽。自中国大学毕业的名人有李兆麟、白乙化、齐燕铭、段君毅、董毓华、黄诚、任仲夷、杨易晨、张友渔、张致祥、浦洁修、徐才、李大伟等。可谓人才济济,为一时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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