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沧桑话东厂

    大家都知道，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叫“东厂”，位于北京的东厂胡同。风云变幻，世事沧桑，几百年时光过去，在这块土地上，都经历了什么变化呢？笔者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四年曾在东厂胡同一号居住十八年，对它的历史沿革很感兴趣，对它的园亭山石也倾注着感情。

    在原王府大街北端的路西灰墙内，翠花胡同以南、东厂胡同以北，西至太平胡同，这是一个方圆四十八亩的大院落，解放前南侧的门叫东厂胡同一号、二号，东墙门叫王府大街九号，暂且就称其为“东厂”。百余年来，这里住过不少政治、文化界的名人，也发生过不少值得记叙的事件。

    据史书记载，清初的明史馆就设在“东厂”。乾隆时期，东厂胡同、翠花胡同一带是镶白旗满洲官兵的驻地。到了道光、咸丰年间，“东厂”成了大学士瑞麟的住宅。瑞麟最初任太常寺赞礼郎，后来升至礼部侍郎、尚书，咸丰年间拜相。英法联军侵入时，他带兵迎战，打了败仗，被罢官。同治年间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瑞麟的后人佛荷汀在院内“大治屋宇，又辟园亭”，取名为“馀园”，即富贵有余之意，园内“丘壑无多，然甚闳敞，河流甚长，树木尤佳”。据说，北京之有摩电灯，就是从这个宅子开始的。

    清代同治年间的军机大臣、光绪年间的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沈桂芬，他“清慎持躬”，“居家俭素”，自己无房，只好借住在瑞麟的府第“东厂”。

    清末光绪年间的大学士、深得慈禧信宠的直隶总督荣禄，后来拥有了“东厂”这座大宅第。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为了笼络副总统黎元洪，从荣禄的后人手中买下“东厂”宅邸，送给了黎元洪。当时乱事频仍，黎元洪是个不露锋芒、人称“黎菩萨”的人物，在政治上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建树。但他居住“东厂”期间发生过两次“拒封”事件，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图谋称帝，当时黎元洪任参政院长，虽然黎是反对帝制的，却不敢挺身而出公开反对。当袁世凯称帝后，以封黎为“武义亲王”拉拢黎元洪，但黎坚决不受。袁亲笔书写了“武义亲王”的匾额，派人挂到“东厂”黎家门口，待人走后，黎立即把它摘下来扔到马厩里。袁世凯称帝失败，一病而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受任仪式就是在“东厂”黎宅举行的。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搞复辟，拥戴溥仪登基，派人见黎元洪，要封他为“一等公爵”，黎也不受，并向来人说：“余久欲弃总统而不为，胡爱此区区勋爵？……至余之生命，早经付之度外，今值此奇变，余自分余之寿数，与共和同其修短，但得为共和而死，则余之荣幸为不浅矣。”来人回报张勋，张再无计可施。当时，黎元洪在家中对前来谒见的外国公使说：“洪宪时代武义亲王尚薄而不为，焉有此时而受是项乱命乎？”因此世人评价黎的为人是“外和而内介，词缓而意绝”。

    东厂胡同一号南墙外有石桩，上刻“黎元洪宅”，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仍在。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这期间“东厂”曾是日本帝国主义搞文化侵略的机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所在地。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日本人用所谓退还的庚子赔款开办的，在北京设立了“东方文化研究所”，一九二六年向黎元洪家买下东厂胡同的房子，并在大院的东北角盖了一座三层土黄色的书库楼。王府大街九号（现王府井大街二十七号）的大门可能就是这时开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八月沈兼士（沈尹默之弟）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人员，接收北平市各文化部门，其中包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东厂”这时已分为一号院和二号院，当时沈兼士将一号院交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的所长傅斯年，以一号院的东院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平分所，而把西院，一个三进很讲究的四合院，借给北大，作为校长胡适的宿舍。

    傅斯年此时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他住在东院一个叫“兴安门”内的精致四合院的北房，房前东西侧各有一棵高大的白皮松和一棵花果繁茂的海棠树，院内遍种丁香。

    解放后，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在北房里办公。

    现在这个四合院只剩北屋三间，是社科院考古所的资料室，屋前小院内只有那棵白皮松还在。

    胡适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从美国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就住在东厂胡同一号的西院。头进院南面是宽大的客厅，北部五间正房，东西有走廊，院子宽敞，也植丁香、碧桃，房子很讲究，可能就是当年黎元洪的居室。后面两进院房除他和结发夫人江女士的卧室外，其余全做藏书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他乘飞机逃往南京，匆忙中其藏书全部留在东厂胡同一号了。

    胡适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写了《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撰），还写了多篇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章，主要内容是为戴东原辩诬，论证戴对于《水经注》的校订工作并非剽窃。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正值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高涨。北大学生游行请愿时，也经常结队到东厂胡同胡适住处。

    解放后，范文澜同志就住在原来胡适住的院子里。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汤用彤，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首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后又担任北大副校长，也曾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住在东厂胡同一号花园的北侧一排别致的平房里。

    这一时期，先后在这个大院里住过的还有梁启超之子、考古学家梁思永，史学家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等。著名的植保专家俞大绂曾在此养病，一九四九年初俞的侄子黄敬开辆吉普车来看望他，院内几个中学生当时直喊：“来了一个大官儿哟！”

    东厂胡同一号院内东面的园亭区，也就是“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图书馆所在地，抗战胜利后，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北平分馆，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曾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当时这个“馀园”虽已荒芜破落，但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基本格局和模样还保持着建园时的原状。

    园子的东半部以一座六七米长的小桥为中心，桥下干涸的池塘面积有一亩多，桥东垂柳的后面，是一堵弧形有雉堞的石头城墙，深邃的门洞两边，刻着状景状物的楹联：“莲叶东南临水槛，柳条西北看山楼”，横联为“竹石幽趣”。墙内是座依土山而建的假山群。拾阶而上到一平台，可以外观街景，内览园容。山上有个蓄水池，沿一道石沟通向桥下的池塘，形成园内小巧的跌水瀑布。

    池塘南北长约七八十米，东西窄，四周皆植垂柳，间有樱桃、核桃。北岸有一片榆叶梅，东岸有几十株紫丁香。从早春鲜红的榆叶梅开花开始，园内杏花、海棠、丁香、芍药……依次绽放着。

    楹联中的“山楼”，那是桥西北高坡上的两排有勾连搭屋顶的房子。由于它西临一个高大的藤萝架，所以又被称为“紫藤轩”。

    “紫藤轩”山上的石桌石凳旁竖立一块近三米高的青石，上刻“嵚崎磊落”四个大字。不远处还有一块石头，刻着“崖半亭高”，这“亭”不知何所指。

    这座山崖之西，隔着一个满栽着芙蓉花、芍药花并点缀着几块太湖石的小院落，就到了园子的西半部。这里比较开阔，中间有一大片草地，四周山石错落，花木扶疏。南面叠山上矗立着一座石垒的八角房屋，屋顶的平台居高临下，是赏月和赏雪的好地方。西面丁香丛中夹着一座四角亭，春季亭中小憩，可感花香醉人。西北沿着一条松树夹道，通向被称为“花厅库”的一个大房间，房前那个宽大的平台，可能就是当年的戏台。

    当年汤用彤家就在“花厅库”东北的石阶台上，面对着园子。

    当年我常在园中徜徉。有一次在山坡上的荆棘丛中，发现一块倒卧的石碑，刻于同治年间，上面的十六个字，该是对“馀园”盛景的写照：“青岚高耸，绿幛纵横，峰峦争秀，讶似蓬莱。”

    现今由于“东厂”分属诸家，各自发展，这个大院的房屋和园亭已被拆毁，后建似无统一规划。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院建了近代史所的大楼，东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建筑群也早已拆掉，最近我发现那“紫藤轩”被四面切割后，在一座高大宾馆的天井里成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小“盆景”。

    大约那三间资料室、一棵白皮松和这“盆景”，就是 “馀园”之遗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