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教场胡同

    教场胡同位于西城区厂桥附近，其北面的出口位于东官房，出了胡同口是地安门西大街，即现在的平安大街。往西不远就是与西什库大街和德内大街连接的十字路口；往东走不远是北海公园后门和什刹海。早先的教场胡同南口在旃檀寺，南与养房夹道西与旃檀寺大街连接。

    这条胡同内虽然也有几处有钱人家的宅院，比如位于北端的乐家亲属的住宅以及其它不知名的独门独院住户。总的来讲，还是普通人家居多。住所多是清代和民国初期遗留下来的老式平房。很多房屋墙壁和院墙都是用碎砖头加泥土垒砌成的。非常不结实，下雨时屋里漏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我父母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从老家河北省武清县来北京的，也曾在附近的地方居住过，四十年代初就搬家到了教场胡同。到五十年代，由于中央军委盖大楼征用土地搬家了，总共住了近20年。我是在1942年7月在教场胡同25号院出生的，到1955年春天搬到西城的丰盛胡同。在这条胡同生活了13年。解放前夕我只有7岁，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但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至今仍有记忆。

    北平和平解放是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普通居民对当时党中央与傅作义是如何谈判的无从知晓，但是对一些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至今历历在目。

    围城的时间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正是最寒冷的季节，我们住的院子距离北海西墙只不过百米，翻过墙就是小西天和五龙亭。为了给被围困在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提供给养，国民党的C-47军用飞机经常在北海上空进行空投。因为我家就在北海的旁边，那些飞机就在屋顶上空飞来飞去，高度也只有三四百米，轰鸣声震耳欲聋，飞机的后舱门看得非常清楚。当时北海西墙有个大门，有时候我们就通过那个大门看见降落伞落在结着厚冰的湖面上，国民党士兵到湖面上取降落伞上的给养。

    在我的印象中，北平被围时，老百姓并没有担惊受怕的感觉。只是一些人家的玻璃窗户都贴上了纸条，防止爆炸伤人。广大群众真正怨声载道的是物价飞涨，国民党发行的所谓金圆券一文不值，老百姓叫苦连天，都期盼着社会的变革，从心里欢迎共产党的到来。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北平市民欢庆解放时身上贴着的口号：“天亮了，解放了”，真实地反映了北京人民的心情。后来我们在丰盛胡同的院子里有一张姓邻居，他们家的四小子就是在解放军围城时出生的，所以小名就叫“围城”。1955年我们都是由于拆迁而住在了同一个大院，围城的名字常使大家回忆起那段日子。

    北平和平解放后，成千上万的市民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仪式，我是在家附近的旃檀寺兵营目睹了解放军排队高唱革命歌曲进驻的壮大场面的。解放前的北京市民受尽了军阀、日本兵、国民党兵痞、特务以及地痞流氓的气，广大老百姓真心期盼着新来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位于教场南端的旃檀寺兵营估计是在清朝末年就建成了，后来在军阀时期先后分别驻防过直系和奉系的军队，日本占领后又成为日军的大本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接管了这座军营。北平和平解放时，人民解放军换防进驻了这座军营，从此这座军营成为了人民军队的军营，并成为解放军的高级领导机关。军营里的解放军同周围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好。那时部队到周末或是重大节假日都要吃包饺子。吃饺子是北方人过节的重要食品，逢年过节必定要吃饺子。每当部队准备包饺子的时候，战士们就到周围的群众家里借工具，其实无非是三样——擀面杖，盖帘和面盆。每当三五成群的战士们出入胡同里各个人家时，热闹极了。战士们嘴里大娘大嫂叫个不停，小孩子们围着他们看他们穿的黄色军装，羡慕得不得了。战士们所借物品用完后会及时送回，从未出现过差错。这种军民一家亲的气氛在解放前是从未有过的，我很有幸亲身经历了这些场面，至今难以忘怀。

    教场胡同内有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所学校的旧址。门口的墙上有一段用中英文对照的说明，内容是这么说的：盛新中学与佑贞女中旧址。清乾隆年间是西苑教场训练八旗兵之所。1917年法国天主教仁爱遣使会在此建佑贞女中教学楼。1923年在其东侧又建盛新男中。1952年两楼由政府接管合并。现存教学楼二栋，礼堂一座，砖木结构，为欧洲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立面三段划分，清水刷石装饰，灰瓦坡屋顶，比例严谨，工艺精致，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典型的教会学校建筑。1990年公布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看到这段文字说明，似乎可以认定教场胡同的命名与该地曾作为清朝军队教练场有很大关系。该校操场的南墙外就是我们住的院子。这所学校在解放后曾多次被赋予不同的名称，“文革”前叫做北京第40中学，后叫北海中学，而现在已经成为北京四中的东教区。

    教场胡同北口往西不远路北有一座当时非常有名的殡仪馆，叫做嘉兴寺殡仪馆，小时候只知道是人们为故去的人办理丧事的场所。我当时在附近的永祥里三乐小学上学。1950年10月底的一天，殡仪馆门口的马路上停了大量的小汽车，这在当时可是非常壮观，后来知道是任弼时逝世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有幸与任弼时同志的女儿陈松共事。陈松随其母亲的姓，为人随和，非常低调，如果没有人告诉你，是根本想不到她会是高级领导人的女儿。

    解放前的北京市政建设是很落后的，很多道路坑洼不平，特别是大量的胡同都是土路。刮风满天土，下雨一街泥，解放后就大变样了。解放后不久我们这儿就实施了两项重大工程，一个是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另外就是将原来的石头子路改建成油漆马路，当然如今早已经不再叫油漆马路了，而是叫做柏油马路。施工工人住的帐篷就搭建在院子附近，我经常在下学后看工人们施工，结识了一些工人师傅，其中一位姓侯的工人与我最要好。工人们的福利相当不错，每个月都可以领到几张澡票和理发票。由于刚解放时还不兴称师傅，都用特别时髦的称呼“同志”来打招呼。侯同志对我特亲切，总是带着我去西单的一家澡堂子洗澡。

    1955年教场胡同西面及南面的大片地区被征用，要建设军委大楼，当地政府积极为拆迁的老百姓寻找和安排住房。我们原来居住的都是私房，本来房屋的质量就很不好，再加上年久失修，在里面居住确实没有安全感。政府为我们安排的住房都是公房，有房管局负责维护和修理，住在这里心里踏实极了。

    前几天到教场胡同看了一下，现在的胡同长度也就只有20多米了，北口的东侧红墙上贴着两块牌子，一个白色的旧牌，一块是注上汉语拼音的红色牌子。进入胡同内，感到非常的安静，但儿时的记忆，不停地在脑海中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