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人们尚在温饱中徘徊的时候，电话无疑还是一个神秘的奢侈品。上个世纪60年代，北京市每个居委会的区域内，都只有一部公用传呼电话，服务于本辖区内的居民。通过公用传呼电话的传接，邻里之间水乳交融的那种亲情，至今回忆起来还温馨无比。
我小时候家住城南的枣林前街，枣林前街呈东西方向。我家在街南，与街北的公用传呼电话近在咫尺，电话就设在街北一条死胡同内的董爷爷家。董爷爷家院门是鹰不落的门楼，龟裂嶙峋的门板上依稀刻有“长处于世，须尊所闻”的八字门联。细品这八字门联，电话设在这里似乎就寓意着与前世有着某种渊源。小院平时显得出奇的宁静，与胡同外街上的喧嚣声相比，俨然两个不同的世界。
院子的东南角就是公用电话屋。电话屋北墙有一扇窗户，窗户的下半部被改成推拉式的小窗，窗外安装了一块木托板，夏季来打电话的人可以通过推拉式的小窗，方便地将屋内桌上的电话拿到窗外的木托板上。窗户沿儿上接出了一米见方的蓆棚雨搭，为接打电话的人遮风档雨。电话屋也就七、八平方米的样子，屋门朝西。屋内北窗下是一张老旧的二屉桌，桌上有一只双铃马蹄表和一本页边被翻得卷曲的电话簿。桌前是一把接了腿的高椅，椅面无论春夏秋冬总有一层厚厚的椅垫。东墙二屉柜上边的墙上有一块小黑板，上面记录着传送电话人家的姓名、门牌和事由。
在桌前高椅上坐着看电话的是董爷爷患有小儿麻痺症的残疾女儿，邻里间的孩子们都叫她“董姑”。董姑行动不便，走路要靠腋下的双拐。可在白天看电话的时候，她会坐在桌前坚守她的岗位，连厕所她都很少去。传送电话的任务更多的时候是由董奶奶完成。老太太得到女儿需传电话的指令后，拿着铁皮喇叭风风火火，还没出胡同口就嚷上了，略显沙哑的嗓音里，在收尾的时候，常常带有一丝垂落的颤音。老太太的独特声音，为众邻们所熟悉。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特别亲切。那时的传呼电话极其透明，毫无隐私可言，通过董奶奶一喊，更是广而告之。
当时打一次电话是五分钱，时间以三分钟为限，超过三分钟就算第二次收费。马蹄表的作用是顾客的电话一拨通，董姑就将马蹄表设定，计时开始，三分钟一到，闹铃响起，提醒顾客第二次收费已经开始。传送电话是一毛钱，如果遇到被传送电话的人家里没人，董姑会在小黑板上记录下事情的经过。
闲时，除了和我们这些小孩子聊天外，董姑大部分时间都在看厚厚的书。可能是书看得多，别看董姑不出门，可她知道的事情特别多。从她那里我们知道了天上为什么有牛郎织女星，地上的人间为什么会有七夕节，知道了地球在广袤浩瀚的宇宙中不过是一颗小小的行星，人类的一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每当这时，似乎早已把自己置身于无穷的宇宙中，在一颦一笑里，她的嘴角下会露出两个浅浅的梨窝来。那时的夜晚，我们小伙伴们常常伸长了脖子，望着浩瀚无垠的星空，展开无限的遐想，幻想着能成为茫茫苍穹中的一颗星，自由自在地游弋。
说来有趣，当时邻居中有两个小伙子，年龄相仿，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两人住在同一个院里。高大魁梧的叫武永刚，身材瘦小的叫吴继光，当时都处在婚恋当中。因姓名读音近似，董奶奶传呼其中一个人电话的时候，经常会发生俩人同时跑去接电话的局面，常使另一个人顿显尴尬。为了不再发生张冠李戴的情形，董姑没少费心思，除了仔细辨听来电确实要找的是哪一位外，她告诉董奶奶传送电话时把武永刚改叫“胖武”，把吴继光改叫“瘦光”，以免误听搞混。自那以后，两个小伙子再也没发生过错把南京当北京的事了。
如今，电话已成为我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记忆中的许多画面都已淡忘。但胡同中那间小小的公用传呼电话屋里的温馨感觉，至今思来依然是那么清晰、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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