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4岁了，是个胡同里生，胡同里长的北京人。上世纪40年代，我出生在宣武区棉花下二条10号。这个名字可是有说头的。据史料记载，这个胡同的名字是后人为纪念击退对京师进犯的女真人“白杆军女首领” 秦良玉而取的，她在驻扎期间曾利用训练之余的时间种植棉花，这之后，棉花的各个巷子因此而得名。
我和姐姐同在北京宣武区铁门胡同内的爱群小学读书，我上一年级，姐姐上四年级，我整天就像甩不掉的小尾巴粘着姐姐。我的文具经常丢失，没有用的了就找姐姐去要。早上，快上第一节课时，姐姐教室后面的木板墙经常发出咚咚的响声。熟悉这声音的同学便互相小声说着：有铅笔头的赶快捐献啊，孙家珍的弟弟又来了。于是一根根小铅笔头，便顺着墙上的一个小洞传了出来。
姐姐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打腰鼓，跳舞样样好，学习也不错，是建国后第一批少先队员。望着鲜艳的红领巾，妈妈还奖励她到照相馆留个影，太让我嫉妒了。我跑到菜市口东北角的照相馆，哭闹着非要和姐姐合影，弄得姐姐毫无办法。照相的叔叔哄着我：“对！一起来个合影。”还假模假事地边给我梳头边说：“小朋友听话，注意了，千万别动，瞅着我，笑一笑，好！”并迅速捏下手里的橡皮球。我还真以为给我照相了，傻笑时还露出了豁牙。后来，照片终于取回来了，但奇怪的是照片里并没有我。我顿时醒悟过来，伤心得哇哇大哭起来。我伤心地哭了很久，没人理我，瞅着那张照片，我又破涕为笑。原来由于我捣乱，姐姐头发都没梳好，面部表情严肃，连红领巾都戴歪了。
50年代初，，胡同里，就是我们的“儿童乐园”：男孩凑在一起就是拍洋画、扇三角，或者抖空竹、放风筝等等。我曾在位于宣武区骡马市大街的正义小学读书。当时学校体育设施极其简单。在狭小的校园里，男同学聚在一起玩推铁环、爬围墙等等。
记得当时陶然亭公园附近有段破旧不堪的城墙。出于一种好奇的心理，我们也想玩玩类似于今天的攀岩冒险。城墙当时由于年久失修，城墙上的砖风化、脱落，出现了一个个不规则的破损处，我们就想利用这些缺砖处攀登上城墙。我首当其冲爬在上面，表哥长我几岁，在后面压阵。开始挺顺利，我用胸部紧贴着墙壁，像一只灵活的小松鼠矫健地、迅速地往上爬。但是大约爬到全部行程的三分之二处问题出现了：城墙缺砖处逐渐减少了。因为两只手需要不断腾挪位置，所以身体的全部重量几乎落在了两个翘起的脚前掌上。前面几乎没有路可爬了。
突然我发现自己已进入了“绝境”。向上爬，前面找不到路，往下走，上来时是按照不规则的“S”型上来的，左挪右挪地现在已经无法找回原路了，真是进退两难。
我开始呼吸急促，腿部有些发抖，甚至想往下跳了。但一想：表哥就在我脚下，如果跳下去，首先要砸伤的就是他，两个人再坠落在下面堆积的碎石上，后果不堪设想。表哥终究比我大几岁，鼓励我千万不要丧失信心，要沉得住气，继续往上爬。我贴着城墙，稍微休息片刻，深吸一口气，又向前继续寻路，当我离墙顶的距离还有一米多时，已经彻底无路可走了。这时，我发现了墙上斜生着一棵歪脖子酸枣树。我用颤抖的手抱住它，翻身上了城墙。终于，我们的攀岩冒险宣告成功。
事情已过去几十年了，在这之后我在生活和工作中也曾遇到过许多坎坷。每当我想起这次“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的亲身经历时，我又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一步一步走了过来。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也由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并早己搬进楼房。尽管故居的胡同和旧院落与现代化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显出有些颓败和破旧，但那一个个门墩儿，一棵棵参天的老树，至今都给我留下令人难以割舍的胡同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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