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在北京后海一带胡同的四合院里。每每被我缠着要听那个年代里皇城根儿下的往事时，父亲一定会放下手中的活计，眯着眼，点上一支烟，开始讲述那些令我神往的胡同故事，点点滴滴的生活记忆便在渐淡渐远的烟雾中清晰起来。
北京的胡同宽窄不一，宽的敞亮，窄的幽深，父亲住的那条便是很窄的。弯曲迂徊的小胡同，住的多是些小户人家，青灰的砖墙，古色古香。墙垣式双扇木门，门角钉着铁福字，巧手的先人雕了两朵镂空的牡丹，漆上红色嵌在上面。过了许多年却依然比别人家门前显得灵气和喜庆。门前的石墩也是细心打磨过的，从前用作上马，以后便成了孩子们戏耍的好地方。
父亲告诉我，初春，胡同口那棵娇俏的玉兰开花了，还没等着枝芽绿透,那些或淡紫或雪白的花儿便都竞相开了出来。我也喜欢玉兰，能想象得出来，春寒料峭时分，几枝或淡粉或浅紫的花儿静静开放，暖阳羞得面颊泛着光晕，静若处子，亭亭玉立。和风徐动时，兰香漫溢，使古朴的青阶和灰墙多了几分鲜活与清丽。
被严寒束裹了一冬的街坊邻居们，也仿佛是接足了地气儿，一个赛一个地活份起来，就连平日那一句“吃了吗您呐？”也高了八度似的。大婶大娘们忙着把自家的被褥晾晒出来，大爷大叔们手里的烟锅儿、茶壶也换成了干活的家什儿，临街铺子的酒幡茶旗也都换了新的。货郎手里摇着波浪鼓，吆喝着，引得一群闺中的姑娘们纷纷跑出来，看他担子里新上的丝巾和胭脂。老太太也凑过来，和丫头们打着趣，挑些针头线脑的玩意儿揣好，然后从怀里慢慢掏出裹钱的手帕一层层翻开，从里面扯出两个分毛的票子，又把手帕迅速裹好，票子一边塞向货郞一边说：没了没了，下回再说。然后颠着脚迈进了自家的门槛。
浅夏，密柳成行，谁家种的豆角已然爬到了墙头上。檐下的燕子飞进飞出地衔泥做窝，尾巴掠出孩子们快乐的身影。大门口几个七八岁的秃头小子，在门槛处的地上凿出个小坑儿，其中一个在地上卧爬着，手里握着玻璃弹珠，聚精会神地盯着那小坑，弹珠一下子便弹进去了！引起一片欢呼。相比起来女孩子就安静许多，她们喜欢用柳条编草帽。那些还不太老的柳条，取了中间一段儿均匀完好的，截下来，顺时针轻轻地转动，直到柳条和柳棍完全脱离开，把柳棍抽出，再把柳皮一头深色的外皮刮掉，只留下最里面薄薄的一层，就可以拿来当哨子吹了。
父亲说，到了盛夏，胡同里是最热闹的时候，夕阳斜下，支个小桌，用凉水拔透了的西瓜切好了往上一摆，招呼老街坊们一道来吃。老柳树底下是喝茶下棋最好的地儿，那楚河汉界两头，或擎着紫砂小茶壶拧眉瞪目，或摇着芭蕉大蒲扇得意悠然。这一圈的看官们更是有趣儿，有拎着鸟笼子的，不管别人如何冲他瞪眼，还是唧唧歪歪，指指点点；有搓着山核桃的，眯着眼睛的大个儿小声地议论；有端着块儿西瓜的，自顾自地跟人家唠街上瞧见的新鲜事儿。
拉胡琴儿和抖空竹的，也都各自笼络着一帮看客，叫彩声不断。老柳树上，知了不知疲惫的叫声与其混合着，岂知，几个调皮娃儿手里擎着小网兜，已悄悄爬上去。新采来的荷花叶子被如意门里的婶子用来包着做了莲香鸡，香味弥散了一巷子。四合院天棚下的鱼缸里，几尾小鱼，啜着几朵凋落的石榴花，相互比着鞋样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小声讲着私房话，忽然迸出的嬉笑声，惊得鱼儿急急地躲到水底去了。
要说老北京胡同里最最让人忘怀的还是那一声声悠远的吆喝，和代替吆喝的家伙什儿。“辣椒茄子嫩扁豆――”每天清晨，这一声清脆的吆喝伴着袅袅的炊烟，在胡同上空回荡。不一会，揺着波浪鼓的货郞、晃着惊闺叶的磨刀师傅、还有敲着木梆子的豆腐官，各条胡同地串着。也不时会有吹糖人、捏面人的、爆爆米花的来胡同口，那孩子们就更加快活了。
尽管现在的胡同可能已经不是爸爸小时候的样子了，但曾经的快乐和回忆却永远都会留在这块土地上，深吸一口气，仍会嗅到曾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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