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俗最后泰斗常人春

当年万民送葬孙中山时，前门箭楼搭起的彩牌楼。



　　■常人春

　　1933年10月出生在北京，满族。青年时代即潜心钻研北京史地民俗，对以北京为主的中国北方民间岁时节年、婚丧嫁娶、庙会集市、宗教信仰、戏曲杂技等无不精通，被誉为“北京通”。十多年来，曾先后在北京各大报刊发表论文、纪事、文史资料一百多篇。出版的著作有《老北京的风俗》、《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等13本，多部著作获奖，常先生被认为是北京民俗最后一位泰斗级人物。

　　研究民俗

　　就是研究民意

　　老北京民俗，主要是红白喜事，曾有一段时间，它们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被严格控制。搞得今天“有婚无礼，有殡无仪”，其实今天大家也没少花钱，但搞得太简单、太不庄重了。人类注重礼仪，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过去确实有些迷信的东西，包括铺张浪费这不好，但不能绝对化，完全取缔，这也不对。

　　传统中，坏的东西确实应该去掉，但红白喜事算不上坏事，没必要取缔它。在民俗方面，过去有的事搞极端了。

　　今天，社会进步了，人们越来越能感到保护民俗的重要性。什么是民俗？民俗就是民意最核心的部分，它反映了人民所向往的东西，研究民俗不是研究玩意儿，而是研究社会。

　　戴上助听器，用左手熟练地敲了一下桌子，常人春点了点头，仿佛真的听到敲击声。但事实上，他并没发出任何响动。

　　常先生的听力，已接近于零。记者只能把问题写出来，先生一次次把眼镜推上去，脸几乎贴在纸上，一点点辨认，每当看明白时，他的脸会豁然开朗，流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一位76岁的老人和一只肆无忌惮的猫，依偎在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常先生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身后的书架上，两张放大的老照片中，年轻时的他曾是那样风华正茂——背景与前景鲜明的对照，令人不禁唏嘘于光阴的力量。

　　说到兴奋处，常先生会一边打拍子，一边哼唱起60年前听来的歌曲，不知道先生还能否听见自己的声音，但此时此刻，他的脸上写满了陶醉。倏忽间，仿佛意识到记者正坐在他面前，常人春抱歉地笑了笑，指着耳朵说：“没办法，我年轻时就是耳朵好。”

　　常先生的意思是，那时他听过的东西，过几十年还能记住。

　　7岁当了小道童

　　我生于1933年，本名常敏，字玉贵，常人春是我的道名。我祖上跟着顺治帝入关，属镶黄旗，住安定门，后来我家搬到旧鼓楼大街，那是正黄旗的地方。1948年，家道中落，又搬到西城区正红旗地界里。

　　我祖上官至刑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我祖父毕业于“朝阳政法大学”，后来当了京道全区侦缉处处长，所谓京道全区，指北京老四城和外八县，以后在张学良的督战队里当副司令，退役后做律师和古玩商。他在世时，我家比较富裕，所以我父亲没正业，终日吃喝嫖赌抽。

　　我虽是满人，但一直没搞清原姓什么，从姓常来说，应属爱新觉罗。

　　我从小身体很差，父母怕养不活，7岁时送我到地安门火神庙，拜华北道教学会副会长田子久为师，就这样，我成了道士。当时火神庙、东岳庙属正一派，学徒不驻庙，而白云观属全真派，学徒必须驻庙。过去当小道士挺苦的，“敲打唱念”四道功必须样样精通，光会穿一身衣裳那可不行。

　　从小喜欢红白喜事

　　说来也怪，我从小就喜欢看红白喜事，当时家里条件好，常参加大户人家的婚丧礼仪，每次去了都问这问那，回来还自己练着玩，上学后，经常逃课去看红白喜事，为这个没少挨大人骂。家里希望我将来当官，红白业算下九流，不上台面。但是我爷爷拗不过我，就和嘉兴寺的提调打了招呼，有“棚事”时，给我留个位子吃饭，这样，我常去那里玩。嘉兴寺已经没了，现在是北海宾馆。

　　嘉兴寺当时的管事高阔亭问我干吗老来玩，我说是来学习民俗的。高阔亭说：“我学了半辈子还没学会呢，你能学会？”我从小耳朵好，什么东西听一遍就能记住。当场给他背了一段荐亡文书，高阔亭没想到我只看过几次居然能背下来，而一般和尚都是拿着折子念。高阔亭直夸：你比那些和尚强多了。

　　靠白事高阔亭挣了7套房

　　老北京办白事，是暴利行业。

　　早年间遇到白事，尸体都要放庙里，这叫“停灵暂厝”，一般情况下“停单不停双”，至少7天，最多49天。庙里收费惊人，比如我大舅的原配生孩子时死在协和医院，在庙里放了15天，管我爷爷要了1万5，在当时能买三所房。

　　嘉兴寺的老当家还装样，“批评”高阔亭说：“又不是外人，不能逮谁吃谁啊，咱们今后的饭碗还在人家手里攥着呢。”话虽这么说，但一分钱也没少要。按这么收费，庙里能不发吗？到1949年，高阔亭已经置了7所房，都是14间带院的，当年他才40多岁，他是“铺盖”出身，就是在庙里的杂役，用他的话说“年轻时穷得没穿过成套的鞋，要么一黑一白，要么一大一小”。

　　为什么解放前嘉兴寺的白事影响很大？因为它不问信仰，比如故宫博物院老院长沈兼士信基督教，去世后就是在嘉兴寺发送的，现场也按洋教规矩办，要在别的庙这可不行。

　　加了一棚日本和尚经

　　抗战时，北京百业凋零，偏偏红白事发展迅猛，因为乡下的富翁都跑到城里避难，扩大了消费人群。日本人为同化北京人，过去都是和尚、道士、喇嘛、姑子、居士五棚经，后来加了一棚日本和尚经，日本和尚拿着片儿鼓，唱日文，谁也听不懂。晚上送生时，他们走在其他五棚的前面。

　　吴佩孚被日本人害死后，为掩盖罪行，日本人大办白事，由于墓没修好，结果停灵52天，日本人现了大眼，对外仍称49天。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又重新给吴做了一次白事，那次我参加了，搞得不如日本人那么隆重。

　　高阔亭最后发了笔大财

　　过去的庙主要靠办白事赚钱，北京民俗仿效清宫、王府，有皇家气派，为什么大家要那么铺张浪费？关键是为了凸显出“天恩祖德、功名富贵”来，办白事，不代表斋主有信仰，仅仅是为了衬托场面，以宣示自己的社会地位。

　　嘉兴寺生意火，高阔亭也牛，白事各行的头儿见了他都很客气，也都给高爷“黑杵”钱。

　　1948年，兵临城下，无法出城掩埋尸体，只能放在寺庙里，一天就收几千元，大家也没办法。解放后，嘉兴寺关闭，高阔亭是哭着离开的，以后他一直在家呆着，闲着没事也帮邻居、朋友张罗事儿。

　　老北京民俗的夕阳

　　解放后，嘉兴寺、夕照寺、三圣庵、法源寺等5家寺庙改成殡仪馆，最多只能停灵7天，有了“官价”，业务大幅滑坡。那时，大的白事没人敢搞了，最多请几个和尚念个经，晚上烧点纸，所谓“八个人一杆尺，五个和尚一堆纸”，当时富人都跑了，北京城消费得起的人也不多了。老北京民俗不敢搞了，杠房、纸活、棚匠、吹鼓手、轿房等行业也渐渐消失。后来嘉兴寺成了塑料纽扣厂，古建被拆后，嘉兴寺从此消失。

　　生活窘迫的泰斗

　　解放前我学习民俗，和高阔亭在一起，也赚点儿钱。1952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在小学教书，以后到中学当音乐教师。1960年被劳改，到了兴凯湖；1985年被平反，回了北京。幸亏当时我被劳改了，不然很难过“文革”这一关。回京后找工作不容易，最后在东岳庙当“特别顾问”，每月1200元，我写了13本北京民俗方面的书，每本能赚个1万多元，现在退休金每月也就800多元。因为我得了一次中耳炎，治疗不及时便渐渐失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