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家四合院里的老枣树不知道生长了多少年,我1976年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已是一棵直径很粗的老树了,每年秋天全院6户人家就会聚在树下打枣,大人的欢笑声,孩子们的欢呼声和“咔咔”的吃枣声萦绕在院子里,那是全院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刻。 我小的时候住在安定门外的傅家胡同,傅家胡同是地坛西门北侧的第一条胡同,胡同不深,房子很旧,我家1954年就住在这条胡同里,因为没住几年,儿时的印象所剩无几,只记得胡同是坑凹不平的土路,由于多年失修,坑坑洼洼的路形成了晴天是土,雨天是泥水的状况,常把裤腿儿弄脏。胡同口有人摆个小摊,卖日用品和小食品。每天早晨,家家拉开布窗帘,开始劈柴火、生炉子,不一会儿,袅袅青烟就从各院子里冒出来。那时我很小,还没有上学,家里也很穷,到了傍晚,我经常饿得熬不住了,天一擦黑儿我就站在胡同口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爸爸和姐姐打工回来带点面,妈妈会立马支起满是窟窿眼的支炉烙饼给我吃。有几次我和妈妈坐在门墩上等爸爸回来,这个时候,妈妈就给我讲“老皮猴子”的故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傅家胡同的变化太大了。胡同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茵茵绿树,每年的春节庙会和图书节、展销会,人来人往的,但没有几个人能想到原来的傅家胡同,原因很简单——现在比过去好,留恋也就少。 再一个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就是新昌胡同。它里面的那棵老枣树一人搂不过来,每到春天,树上缀满了黄黄的枣花,清香扑鼻,微风一刮满地都是,院里人没事就站在树下欣赏着枣花,陶醉在花香里。“旱瓜涝枣,今年雨水多,秋天又该吃枣了。”王大妈嘴里叨唠着,“是啊,每年打枣还不是乐坏了孩子啊”,全院人边笑着应和着,边生着煤球炉,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院里人都很自觉,枣不熟没人动,大家就是站在树下看看,到了晚上,支起小桌在树下慢悠悠地吃着晚饭,喝着啤酒,拉着家常,说着各单位发生的趣闻,四合院里充满了和谐、欢乐的气氛。 柳大爷家是院里最富有的,他的弟弟在香港,经常有亲戚来给他家送好吃的和好玩的。有一次他弟弟开着汽车来看柳大爷,全院可就跟炸了窝似的,那时北京还没有私人小汽车,大伙都觉得特别新鲜,也特别羡慕,就都跑出去看,打这以后,院里人看他家人的眼神都变了,就觉得他家特了不起。记得有一次柳大爷的弟弟从香港给他邮来了一大包新潮服装,过了很长时间他都没去取,后来听说他又叫邮局给退回去了,提起这事,柳大爷说:“取不起啊,税钱比服装本身贵得多,只好不取了。”这时我才知道,从香港往大陆邮寄包裹还有“税”这一说。于是渐渐地,这羡慕也就淡了。 1976年7月28号,唐山大地震波及到了北京。第二天一早,我担心家里受灾,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岳母家,看到新昌胡同二号枣树浓荫密布,完好无损,院墙只掉了一点墙皮,屋子里也都没事,只是地震发生时把全院人吓了一大跳,大家纷纷从胡同里跑出来,跑到宽敞的长安街上去躲避地震。没过几天长安街上就出现了一批批的地震棚。新昌胡同2号的老街坊合上院门,也纷纷到长安街上搭地震棚去了,四合院里只有那棵老枣树静静地守护着院子,有时也飘落几片叶子,为安静的四合院添上几个“音符”。 进入21世纪,北京经济快速发展,长安大戏院的东迁,首都电影院的西移北迁,都印证了北京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的事实。新昌胡同也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的新昌胡同旧址已不再有胡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宏伟漂亮的大楼和宽畅的马路,她成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所在地,成了西单地区新的标志性建筑。楼高了,路宽了,原来的小胡同变得如此宽畅,成了为祖国增光的大道,想想每年有多少国家的首脑、官员打这路过,留下的正是北京的好印象。老街坊们也很欣慰,都相继搬进了新楼房里,这在改革开放前连想都不敢想,某些胡同的消失带来的是老北京人生活的改善、社会的进步和对未来的憧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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