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父亲由天津市公安局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我们家也由天津市和平路搬到了北京市西城区旗守卫胡同13号，那年我五岁。1954年我就在司法部街小学读一年级。我在那儿住了五年，那儿留下了我少年时代的欢歌笑语，留下了我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也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旗守卫胡同13号，坐西朝东，两扇大红漆门的两旁有两个大石礅。外边的大门洞有2米深3米宽，常常有走累了的卖冰棍、卖爆米花的人坐在石墩上歇一歇、或者避雨。里面的大门洞更大，有三米深。那儿是我们女孩子“跳绳”、“跳房子”最好的地方了。下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
我们这个院子可大了，分前院、中院、后院。院子的北面有一条小路通往中院和后院。前院和中院的房子又高又大，灰墙、灰瓦、有很宽的屋檐，前窗占满了一整面墙，都是带小格子的玻璃窗。使屋里显得十分明亮，后墙的窗高而小，是往外支的那种。高高大大的房子把射向北面的太阳都挡住了。院里还有几棵又粗、又高的洋槐树，两个小朋友都抱不过来，也不知是长了多少年了。春天白色槐花开了，满院的清香沁人心肺。
我家四口人，爸爸、妈妈、姐姐和我。爸爸在市局上班可忙了。妈妈做街道工作，我和姐姐上学。
记得有一次，妈妈去劈柴胡同参加党员代表大会，中午还没有赶回来，我和姐姐没饭吃，怎么办？我就跟姐姐说：“咱俩去前面的小铺跟人家说，妈妈开会没回来，我们没饭吃，又没有钱，下午还得上学，先赊点蛋糕。等妈妈回来再把钱给他们送来。”等妈妈匆匆回到家问清缘由，没想到我们挨了一顿打。妈妈边打边说：“小小年纪就敢以我的名义去赊着吃，再大一点怎么得了！”这顿打我记了一辈子。
爸爸在市局上班。吃完晚饭，我会站在爸爸的膝盖上表演杂技，或者学苏联的乌兰诺娃跳芭蕾。常常掉下来，一脚踩在爸爸的肚子上，疼得爸爸呲牙咧嘴的，但是我们还是照样继续。那时的爸爸还年轻，才35岁，下班后或者休息日常常去胡同北口的1号院，看望住在那儿的叔爷。叔爷的院子虽然不太大，但是有古树、有花、有藤架，他和叔爷就在树下乘凉、一手拿着蒲扇，一手端着花茶、聊着天南地北、下着象棋，那真像是神仙过的日子。
马上就要过1955年的新年了，妈妈给我生了一个小弟弟。又白又胖，一双大眼睛和妈妈的一样漂亮。这以后我们家热闹了许多，全家都围着小弟转。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装白砂糖的、装鱼肝油丸的，还有小弟不爱喝的牛奶。各种点心小吃塞满了我家的三个大抽屉。
爸爸就在这年冬天11月份，调动了工作，先说调到检察院任检察长，三天后又有了变动，就是上东北执行一项非常艰巨和十分艰苦的任务。爸爸告别了我们和他心爱的儿子小弟就匆匆走了。
就在1956年五一前夕，已经满地跑的小弟突然高烧不退，这可急坏了妈妈，我和妈妈天天去儿童医院做检查，最后大夫确诊了，弟弟患的是小儿麻痹症。
小弟瘫痪在床，一动都不会动，妈妈眼都哭红了。所有的大夫看了小弟都摇头。大医院都说没治了。但是妈妈不甘心，到处打听、八方寻医。最后有人告诉妈妈，有位针灸专家王乐亭能治这种病。第二天我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倒了几次车，终于找到了那位名叫王乐亭的针灸专家。
在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我和妈妈从没间断过对小弟的治疗。小弟在王乐亭老先生的精心医治下像新生儿童一样，重新学习翻身、爬、坐、走。治疗的前期效果特别明显。等小弟会走的时候，走路总用左脚尖用力，左腿好像短那么一点点。老先生说：“只能这样了，再扎下去也是这个样子了”。
现在小弟只有一点点瘸，如果不走快了，不细看是看不出来的。王乐亭大夫的医术高、医德好。那时我曾暗下决心，长大以后也要向老先生一样，给人看病，给人解除痛苦。
随着城市规划，我们于1958年春季搬离了旗手卫胡同13号那个古老的院落。结束了在那个院落生活的故事。50年过去了，至今想起那些生活片段，仍然清新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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