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就住在西单十字路口西北侧的民丰胡同深处。和所有同时代胡同里生活的人们一样，我在那里度过了平凡而快乐的日子。我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大都是关于胡同的。
我们院儿是一个四进的院落，格局挺规矩。家家户户房前伸出的木檐走廊，给大家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冬天储个菜呀，存个蜂窝煤呀之类的；夏天还可以摆个小饭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顿炸酱面；或是晚上在檐下昏黄的灯光下，左邻右舍热火朝天地打会儿扑克牌。平房与楼房相比，私密性较差些，但只要家中有人，白天房门往往是不会关的，大多都是一个门帘儿，就隔开了屋内屋外的两重天；一挑门帘子就能踏进小伙伴的家，嬉笑声和着屋外的雨声，绕梁三日，久久不绝；赶上兴致好的时候，还会靠在屋中一把老式躺椅上呆呆地望着那一帘风雨，任思绪信马由缰，海阔天空。
胡同百姓的开门七件事，几乎全在胡同里就地解决了：小卖部、粮店、菜站、茶叶铺等一应俱全，虽比不了现在的超市那样窗明几净、品种繁多，却也十分方便、快捷。有这种情况：这边刚要做饭，一看盐没了，赶紧跑两步，到胡同西头儿小卖部现买也来得及。
与我们大院仅一墙之隔的就是一所中学。不用电脑排位，更无需择校，板上钉钉我们院的孩子，甚至包括我们胡同里的大多数孩子，出了小学门就全部“大拨轰”地进入该校。那时上午也是四节课，每节课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我的哥哥是长子，总会在第3节下课后飞似地跑回家，将蒸锅放在蜂窝煤炉上，再搁进一盆淘好的米，打开炉门，之后再飞奔回到教室上第四节课——麻利点儿的一点都不会迟到。中午放学回到家中，嘿嘿，饭香扑面而来，熟了。麻利儿地再炒上一个菜，要么索性直接和点酱油一拌，一顿快餐就齐活了——那叫一个方便！
那个年代的学校不像现在这样有暖气、有空调,而是要自己生炉子取暖。因为家离得近，我经常被排班儿去生火。我是家中的老小，这干活方面显然不如兄长们。记得头一回值班，我天不亮就来到学校，比搭帮的同学去得还早，想抢头功，自己就忙活起来了：撮起煤球倒进炉膛，然后从炉子下面将火点燃，看着熊熊火苗窜起，成就感油然而生——可谁知道，一直等到同学们都到齐了开始早自习了，那火不但没着，还不知什么时候悄末声地灭了，害得大家冻了半天儿。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印象颇深：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家里来了一位面孔黝黑的外国老人，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援华医疗队印度籍医生巴苏博士。巴苏博士和白求恩、柯棣华一样，在那艰苦的抗战岁月中，曾向中国人民伸出了无私的援助之手。也正因为此，他的中国之行受到当时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而就在他即将启程归国时，巴苏博士却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要求：到当年的警卫员——我父亲的家中做客。这一下可把我们所有人难住了。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民生活还不算宽裕。当时我家住两间靠北的平房，阳光还充足，可室内的陈设却过于简单了。不要说没有花瓶之类的装饰品，就连暖壶还是竹皮的呢！虽说是友人来访，但一旦冠以“外国”二字，就断断马虎不得。一时间，张家的铁皮暖壶，李家的漆皮圆桌，王家的塑料插花……各类“道具”统统移至我家，最后母亲又拿出压箱子底的新床单——最后，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中接待了巴苏博士。
记得那日饭后小憩，巴博士坐在那把从父亲单位办公室移来的藤椅上，不住地端详起我们的家，微微的笑意渐渐从他布满皱纹的眼角溢出，他深情地拉住父亲的手，用中文不住地说道：“很好，很好。”
如今我们的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年历程，又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不是巴苏博士已经作古的话，我们一定会再一次邀请他来家做客——这一次，我们的心情会更加坦然，也会更加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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