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初夏的风，风里依旧带着枣花的香。我又回到我记忆中的小院—甘雨胡同8号，那是装满了我快乐童年的小院。
70年代时，我们的四合院是红十字协会的宿舍，院里住着八户人家，邻居大多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住在有5家居住的中院。院中有一颗树皮开裂的老枣树，每年都有新的枝芽从开裂的缝间钻出来，老枣树初夏开着茂盛的花，初秋结出满树的果，见证着小院里带给我童年的所有快乐。
那个时候我上小学，父母都是双职工，我每天脖子上挂着串钥匙，要自己开门找东西吃。中午，每每都要在外面拍完洋画、玩完弹球才会气喘吁吁地进家门，这个时候总能听见一声亲切的埋怨： “你这孩子就玩吧，饿了也不知道回来，不招人疼”。一听就知道是中院的潘奶奶，她一定会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放在我面前，然后用力地戳一下我的后脑勺，笑着说：“赶紧吃，吃完赶紧上学去。”
隔壁住着穆爷爷和穆奶奶，他们是老北京人。穆爷爷是红十字协会的司机，经常早出晚归。穆奶奶在家经常做一些老北京的小吃分发给邻居们，什么芥末墩、炸灌肠、蒜泥茄等等，最有特色的就是打卤面和炸酱面。夏天，中院的大枣树下就会有2个穿着短裤、光着膀子、捧着大碗、手拿黄瓜蹲在地上吃面的人，那是潘奶奶的儿子京生叔叔和穆奶奶家的三叔。一般情况下，我也会受到穆奶奶的邀请，毫不客气地迅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因为我父母下班晚，到饭点院里的邻居就会热情地招呼我去他们家吃饭，就像对自己家的孩子一样。
住在中院要说最有特点就是韩伯伯家的胖老祖了，韩伯伯也是老北京人，胖老祖裹着小脚，是院中最年长者。当时老祖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身体很硬朗、虽然有些胖、但耳不聋眼不花。每当天气好时她就在连廊下摆一把太师椅，把拐棍放在旁边，晒着太阳。当我带着同学回家时，她就把我叫到跟前说：“你家长不在家，不要老让同学来，再说院里的街坊都在午睡，吵吵闹闹的不好。”这时，我总是冲她坏笑，胳膊一伸大喊：“冲呀、冲呀！”带着同学冲出院子。回头还冲她做鬼脸，她无奈地拿着拐棍冲我指点：“看你爸回来我不告诉他才怪，就是要挨揍你才能老实几天”。但是当我真的犯了错误挨打时，也是老祖第一个用她特有的武器拐棍戳开门，对我爸说：“他还小，你再把他打坏了！”然后又对我说：“你也是！就不能跟你爸认个错？你是被打傻了？也不知道跑！”边说边从我爸的手中把我拉出来，这时我的眼泪才哗啦啦地掉下来，觉得她在我心里是最亲近的人。
中院里最有学问的是梁老师一家，连他们家的两个孩子也是小院里唯一的大学生。他们屋子里除了书柜、书、必需的生活用品就没有别的了。也许是学医的原因，他们种的植物都是金银花。经常在摘完花后给我几只，嘱咐道：“让你妈洗净了给你泡水喝，是利咽去火的。”
当初秋枣熟的时候，一个个枣儿像红玛瑙似的挂在树叶间，我们几个院里的孩子使出浑身解数来打枣，可枣还是不往下掉。我们最盼望的是一阵大风到来，我们就各自从家拿一个盆顶在头上，听着枣被刮下来，砸得盆上咚咚作响，我们就趴在地上开心地抢着。
冬天到了，那时的冬天特别冷，雪也很大。白白的雪映着有红绿廊子的小院分外好看。临近春节，小院家家忙着准备年货。院里的奶奶们拿着家里的粮本去粮店买花生、瓜子，因为这些都是只有过节才会供应的副食品；爸爸早早地去排大队买鱼、肉；胖老祖早早地就熬好浆子，将韩伯伯写好的福字倒贴在大门上。春节那天邻居们见了面都会双手抱拳作揖：“给您拜年了。”小孩更是欢天喜地穿着新衣服，点着灯笼围着大枣树跑来跑去，放着五角钱一千响的鞭炮，欢笑声充满了小院。
快乐的童年在我不经意间一转眼就过去了。后来我离开了满载所有童年记忆的小院，小院的邻居们也相继搬离了平房。
现在的我就站在这里，仿佛又听见了那些熟悉亲切的声音：童年伙伴的笑声、追逐打闹声、老人们带着关爱的指责声、家长们的谈话声……如果能再回到童年让我们看一看当年的景象，听一听当年的声音，那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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