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总布胡同53号 赵树理寓所

 
 
 
    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

    ——汪曾祺

    东总布胡同53号，旧时的门牌是东总布胡同22号，在胡同中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进宅院，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金柱大门建在中间，东、西两侧各有3间倒座南房，两扇朱红大门用金粉描出边框，门前有一对抱鼓石，檐枋与雀替饰以彩画，显得富丽堂皇。进门迎面是假山、水池、喷泉，具有美化和遮挡作用，一进院有倒座南房6间，东、西厢房各3间，北房3间；北房为带前廊筒瓦屋面的起脊瓦房，两侧各带1间耳房；院内有回廊环绕。二进院内，正房高大轩昂，面阔5间，建在花岗石台基上，屋顶为绿琉璃瓦庑殿顶，带望兽、脊兽，后檐有凉台；正房西侧有一通道，通道西侧有一排平房；正房东侧有一院，院内有房屋数间。

    此宅原为陈觉生的房产，建于20世纪30年代。陈觉生当过29军顾问、“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北宁路局局长兼冀察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沦陷后，此宅被伪警察署的一个日本顾问所占；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为警察部门用房。

    1953年，此宅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所在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作家协会迁出。

    1986年，东总布胡同53号作为“旧宅院”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东总布胡同53号曾先后住过严文井、秦兆阳、艾芜、赵树理、舒群、陈白尘、萧乾等，刘岳先生在《名人与胡同》一书中写道：“这里恐怕囊括了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儿童文学家、诗人、散文家。”

    当年，被誉为当代文学的 “语言大师”、“山药蛋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赵树理住在二进院。

    赵树理（1906-1970），作家，原名树礼，山西沁水县人。1925年，赵树理考入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接触了五四新文化思潮和新文学，参加了学生运动。1931年，赵树理在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旧体诗《打卦歌》，开始步入文坛；同年，还发表了小说《铁牛的复职》。1936年，赵树理在上党乡村师范任语文教师，并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赵树理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任区长和随军报纸的编辑，相继编辑《黄河日报》、《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刊，努力进行文艺通俗化的探索。

    1943年，赵树理创作了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不仅深受读者喜爱，而且成为延安文学典范；当时，被称之为“赵树理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树理历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主编过《说说唱唱》、《北京文艺》，还创作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及一些短篇小说、剧本等。有《赵树理全集》行世。

    在下属的眼里，赵树理是可敬的领导。汪曾祺先生说：“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他还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和《才子赵树理》中回忆，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想到有趣的事自己就会咯咯地笑；赵树理穿着一件很豪华的狐皮大衣下乡体验生活，却不怕农民见外；赵树理吃饭很随便，常常在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夹猪头肉和二两酒中自得其乐；赵树理喜欢上党梆子，但奓手舞蹈的“起霸”却有点像螳螂；赵树理喝酒划拳有一绝，善于左右开弓，拳法精到的老舍往往败北；赵树理讲话很“随便”，他称自己的手表是农民可以买五头毛驴的“五驴表”，以此暗示农村很穷，农民真苦，城乡差别很大；赵树理嫉恶如仇，但表达的方式却很特殊，市文联有一个专搞男女关系的干部，跟大家一块为调回山西的赵树理送行，赵树理却趴在地上给他磕了一个头，说：“×××，我可不跟你在一起了！”

    在子女眼里，赵树理是宽厚的父亲，他的儿子赵二湖说：“我有幸在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没人逼我背唐诗、练钢琴，尤其是逼着门门功课得一百分。他认为60分是及格，及格就是基本合格了。他也向我介绍一些课外书，其中也有翻译作品，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能感觉到，他并不望子成龙，只希望我们做一个普普通通、真真实实的人。”

    在同行的眼里，赵树理是真诚的朋友。沈彭年回忆当年编辑《说说唱唱》，“主编、副主编、九位编委，除赵树理同志一位经常来关心工作之外，从无别位光临本部。陈登科的《活人塘》，就是老赵从即将退稿的稿山中挖出来的！”赵树理和老舍是朋友，二人均以描写劳动人民见长，又均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大师”，二人还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比如：都喜欢说笑话，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兴致所至，又都喜欢唱上一段戏曲……有一次，赵树理送给老舍一个绘有九个桃子的瓷瓶，彩釉鲜亮。据说是件仿品，至多是仿得不错，总之是赝品。可赵树理是当真品买的，也是当真品送的，老舍更是当真品收藏着。老舍的女儿舒立说：“自从这个大瓶子来到家里后，它就享有特殊的待遇：它一直占据着大条案的突出位置，不管其它的瓷器怎样定期轮换，惟独这个大桃瓶站在固定的位置始终不变。现在它依然静静地陈列在‘老舍故居纪念馆’它原来的位置上。”

    在读者眼里，赵树理是大众的知音。赵树理生在农村，家境贫寒，深知农民生活的艰辛；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革命与战火的洗礼，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赵树理更是自觉地践行毛泽东的指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而且成为了典型。

    赵树理说过：“我写小说有这样一个想法：怎样写最省字数。我是主张‘白描’的，因为写农民，就得叫农民看得懂，不识字的也能听得懂，因此，我就不着重描写扮相、穿戴，只通过人物行动和对话去写人。”赵树理选出版社的原则是便宜，因为便宜一分，农民买书就可以少掏一分。

    赵树理写农民看得懂的书，出农民买得起的书，他与农民息息相通。

    1959年，赵树理在一个县里挂职任书记，其实是作家深入生活的一种形式，为讴歌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积累素材。但是，赵树理被一些干部欺上瞒下的做法激怒了，为在“浮夸风”影响下日益严峻的农村经济形势担忧。提笔给中央写了万言书——《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