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情报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损失时间

    谍战题材的影视剧近期在荧屏、银幕热映。隐蔽战线，不见战火硝烟，却更是刀光剑影，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系列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有斗争就会有牺牲。隐蔽战线的斗争更为残酷，牺牲也更令人扼腕。

    1947年秋，解放战争由守转攻的重大转折之际，中共情报战线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一个重要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国民党保密局头子郑介民和毛人凤曾藉“北平谍案”之功，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这次隐蔽战线的重大损失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给我党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中共中央从当年的3月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的部队“捉迷藏”已有半年。胡宗南的部队狼奔豕突，却始终摸不准中共中央的行踪。一个以西安为中心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中共中央对胡宗南部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招招占得先机。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大战场对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敌我形势正在发生逆转。

    在这个当口，北平发来的密电送来的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这封电报出自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将参议余心清之手，电文中所说的“孙”，指的是国民党的“封疆大吏”、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反倒大为震动。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这部密台建立于1946年，属于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中心情报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

    致力于中共隐蔽战线研究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孙果达告诉记者，北平情报小组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成果卓著的地下党组织，情报来源发展到国民党部队高层，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机密性高，多次受到中央表扬。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就是通过他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送出了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但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隐蔽战线斗争就怕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这封密电的发出，却把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牵扯进了还没有任何把握的统战之中。

    周恩来是我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敌人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的。”

    周恩来要罗青长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格外谨慎，万勿轻举妄动，北平秘密电台台长李政宣要做深刻检查。为严肃纪律，也为安全起见，陈融生被调离北平。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发火不是没有来由的。几天之后，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而且纰漏就是出在让周恩来动怒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电台侦测车和“飞贼”

    已经工作了一年多、屡建奇功的北平密台是如何被发现的？据说是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此说颇具戏剧性的偶然因素，已不可求证，可能有演绎成分。但是抛开敌方的监听力度不谈，当时北平密台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巨大隐患。

    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更为迫切，要求北平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所以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

    余心清是党外进步人士，身为孙连仲“智囊”的他极力想促成孙起义。但彼时，孙连仲的态度究竟如何，我党方面尚不十分清楚，他所属兵力不多，华北蒋军的主力部队是隶属胡宗南的第34集团军，如孙连仲贸然起义，必被第34军所歼。余心清的密电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余心清出于良好的愿望，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举行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他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此举造成的反响超过了余心清期冀，美联社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推迟原定的北平之行，责令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尤其是中共情工人员。这一查，推倒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第一张骨牌。

    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怠慢，对中共地下组织加紧侦查。电检科监听到的那个电台信号，成了突破口。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的是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赵毕业于军统杭州特训班无线电队，曾任军统电讯处的科长，受过美国特工雷达侦测技术的训练。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提供。

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嘀嘀嗒嗒”的电波送出了情报，也在暴露着自己的位置。

    很快，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上六点钟起发报。这一范围有百来家住户，电台究竟在哪一家？保密局颇感棘手。电台侦测车尚不能精确定位到具体院落。即便是确定了某个院落，也可能这个院落中有几户人家，而如果明火执仗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失去这条线索。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孙果达分析，这种办法很可能在先期已经使用过，如果频繁使用，必然被电台警觉。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费。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怎样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查出秘密电台的所在呢？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启用了一个具备特殊本领的特务--飞贼段云鹏。

     谷正文是继戴笠、郑介民、毛人凤之后，军统、保密局系统恶名昭彰的特务头子。经其手，200多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策划、实施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据说毛人凤曾对其言:“你比我还狠！”谷正文晚年在台湾有口述自传出版。在其中，他详细介绍了“发掘”段云鹏的经过。

    段云鹏，行伍出身，外号“草上飞”，是个横行平津的惯偷。关于其蹿房越脊的偷盗本领有不少传说，一说曾拜“燕子李三”为师，一说其与“燕子李三”不相伯仲。这个飞贼在1946年冬天偷盗某绸缎庄之后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谷在其自传中说:“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

     段云鹏这个鸡鸣狗盗之徒被保密局招募，摇身一变成了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段云鹏一生恶行累累，除了这次参与破坏中共北平秘密电台，此前的“军调”期间曾密谋刺杀叶剑英，未得逞；此后还刺杀主张北平和平解放的何思源，造成一死五伤。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三次潜入大陆进行秘密破坏、刺杀活动，最终被北京公安机关抓获。这是后话。

    当时段云鹏的任务，就是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屋中人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七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活电台”

    地下电台被敌人破获的情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莫过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经典场景:敌人的枪口对准了地下电台负责人李侠，李侠镇定地将电报稿吞进肚里，面不改色地继续发报，在电波的“嘀嗒”声中向战友们深情地发出最后的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而在孙果达教授眼中，这是为追求戏剧效果而艺术加工的场景，真实的现场不可能是这样:“除非万不得已，敌人绝不会在发报过程中采取抓捕行动，那样即便电报员没有像李侠那样发出最后的告别或示警，突然中断的电报信号也足以使另一方在收报的电台惊觉，那等于是告诉整个地下情报系统，这部电台被破坏了。”

    抓电台的最佳时机，是在其刚刚发完电报之时突袭。这样不会惊动其他电台和情报系统。这部被抓获的电台就成了“活电台”，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甚至可以成为插入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根钉子。而且，报务员刚刚发出的电报稿也能一并起获。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特种工作组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的北平秘密电台采取的行动，就是处心积虑地安排了要抓“活电台”。段云鹏再次悄无声息地攀上了房顶。院内的一间屋子亮着灯，屋内的男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段云鹏的眼皮底下发送着最后一封电报。等到他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正在收拾设备时，段云鹏发出了信号。一伙保密局特务破门而入，中共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了。

    设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北平地下电台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报务员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妻)、李毓萍(孟妻)。四个人当场被抓。而更令特务们惊喜异常的是，他们在查获了电台和电报稿的同时，还从李政宣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抄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潜伏北平的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按照保密规定，报务人员接到地下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后，在发报之前，应当重新抄写一遍，并变换口气，发报后，立即全部销毁。然而，北平地下电台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

    当时，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北平市政府地政局第一科科长兼代局长董剑平、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梁蔼然，以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联络员董肇筠(化名董明秋)。三个小组彼此之间互不联系，但他们在秘密电台这里形成了一个交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的起获和李政宣等人的先后叛变，让这个交集成为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炸点。

案情迅速扩大

    李政宣被捕后，经特务连夜审讯，首先供出了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长、中共情报工作人员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于9月25日逮捕了董剑平，9月26日拘捕了董肇筠，9月27日拘捕了余心清等2人。

     经特务突击审讯，董剑平等人随即供出了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他们是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案情之大超乎预料，众多将校级军官涉案让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专，当即密电南京。南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赴北平，随后自己也飞了过来坐镇指挥。由秘密电台被破坏发端的这次情报劫难迅速蔓延，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以至于覆盖北方的一个庞大情报系统俱被牵连。

    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开始了。

王石坚系统

    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二十二名将校级军官被捕。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而对这些人从事的地下情报工作和刚刚破获的北平秘密电台只字未提。此新闻的发布很可能是在放烟幕弹掩人耳目，敌人要“保护”的还是李政宣的“活电台”。

    孙果达教授说，他曾查阅到一篇回忆文章，文中怀疑李政宣早有叛变之心，因此才保留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当时因为电台的信号不稳定，有时会出现中央来电核对电报内容的情况，为此保留电报稿也有可能。但即便有此解释，李政宣保留的大量原始文稿也是严重违反秘密电台工作原则的。更何况，李政宣在当天的突审中就叛变了。

     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9月29日，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只有5天的时间。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5天，足够敌人发动致命抓捕。5天，原本也足够隐蔽战线采取补救措施。

    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示警。《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中共情报系统并未意识到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以为还在继续收发电报，而且报务员没有换人。

     孙果达介绍，电报是通过电流长、短、间隔的不同组合来传递信息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短“点”和长“划”。在普通人听来，这不过是“嘀”和“嗒”的分别，但在报务员手中，每个人发报的手法都不相同，就像字迹一样极易区分。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至于他们是不是进行了更险恶的活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至少是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此后6年，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说功勋卓著，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但是，越是高层次的情工人员，越不应该在敌后发生横向联系。让本身就身处险地的王石坚直接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隐患。

    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隐患绽裂开来，将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