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草厂胡同情缘

    1958年，我家从南城搬到西直门内大街北草厂胡同内的东党家胡同。刚搬来时，北草厂胡同是一个几米宽的胡同，土路面，一下雨泥泞不堪，母亲下班坐七路公共汽车回来，若没带雨鞋，我们就拿着雨鞋到西直门内大街的车站去接。胡同的路灯是木杆的，晚上灯泡发出昏暗的光，夏天夜晚灯光下聚焦着许多飞虫，密密麻麻的，引得我们小孩子总是驻足观看。

    至上世纪90年代中这儿基本没什么大变化，只是在60年代末胡同路面铺了柏油，下雨不泥泞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北草厂粮店与“合作社”。60年代初，我们遇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非常紧张，那时我们第一感觉就是经常饿，每人口粮定量供应，粮店的作用非同小可。

    北草厂粮店门脸不大，负责着北草厂附近几条胡同居民的粮食供应。每月24号可以买下月粮食，这天粮店没开门，门前就排起了长队，人们拿着口袋、粮本耐心地等待着。那时副食少，而且也定量，人们肚子里油水少，粮食成了维持生活的第一需要。我经常为家里买粮排队，有时赶上给粮店运粮的卡车来了，粮店工作人员就停止卖粮，全体出动把粮食扛到仓库里。一麻包大米200斤，一袋白面或棒子面50斤，粮店的人不管年纪大小，每次每人都是扛一麻包大米或是四袋面，也就是说每次扛200斤重的东西。有位老者，估计当时都50多岁了，是粮店专司收钱和粮票的人员，也一样扛这么多。此时买粮的人们就静静地排队等待着他们把车卸完，想想那时人们的心多么朴素单纯，为国家能度过难关，饿点也没怨言。秋天粮店还卖白薯，一斤粮票可以买五斤白薯，这也是人们排大队抢购的日子，总归五斤白薯要比一斤粮食显得多，在粮食紧缺时期更显珍贵。我有时下午不上课（当时有段时期是半日制上学，为降低体力消耗节省粮食），就替家里排队买白薯。在粮店后面的院子里，已经卸下了大堆白薯，人们早已里外几层排了队，粮店人员全体出动卖白薯，这时用的是地磅，他们收粮票、收钱，称秤，不时有排队中的人叫嚷着不要“加塞儿”（就是趁机插队）。因为白薯数量有限，卖完为止，买到的兴高采烈，没买到的垂头丧气，那时日子过得真是紧巴巴的。

    “合作社”其实就是北草厂胡同的零售商店，好像是公私合营过来的，居民习惯叫它“合作社”。别看它没有多大面积，售货员也就七八个人，可却供应着附近人们的副食，在当时的作用十分重要。那时菜、鱼、肉、油、糖、香烟、火柴、肥皂、粉条、粉丝、麻酱、鸡蛋等等什么都定量供应，每户都有购货本，买东西都由商店售货员写在本上，数量控制很严，不得超过规定。“合作社”的售货员很辛苦，虽然不像粮店的人扛大包，但每天要推车串胡同去给居民卖菜。记得到了冬天，寒风呼啸，一位老售货员推着平板车，上面有白菜、胡萝卜、土豆等来到居民家门口，人们拿着购货本出来买菜。当时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菜，老售货员用冻僵的手拿着笔颤抖着在人们购货本上写下白菜、萝卜、土豆各多少斤，然后再用杆秤称菜，还不能称多了，数量绝不能超出。我看见他那双手都冻得红肿了，

    那时人们可能吃苦了。过了“困难时期”，菜不定量供应了，但其他的仍然写本限量。到了过年时候“合作社”进了带鱼，虽然也是凭本供应，但人们总想买五毛六一斤的一等带鱼，这就需要很早到“合作社”前去排队，有时要夜里两三点钟就去。“文革”开始，这个只有七八个售货员的“合作社”还揪出了“走资派”，店里的负责人被勒令挂着牌子扫大街，菜的价目表上西红柿改为“鲜红柿”、洋白菜改称“圆白菜”，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猪肉不限量了，但人们依然每次不多买，因为那时大部分人家没冰箱，随吃随买，一次就买两三毛的，“合作社”卖肉的售货员刀功很好，用刀能在一大扇肉上轻轻割下一小薄片，厚度常常只有十几毫米。今昔对比，生活方式变化多大啊，现在这个“合作社”也已经消失，只能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今天北草厂胡同虽然还叫胡同，但已拓宽到10多米，从西直门内大街直打通到北二环，我觉得管它叫北草厂大街都不为过。昔日的平房、四合院、老槐树、木杆路灯都已消失，楼房林立，马路宽直，灯杆高耸，气派多了。随着国家改革开放，首都建设的飞速发展只几年时间就完全变了样，我为此感到高兴，但也怀念儿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