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墓，看收藏鉴宝和考古学的分界线

    史记前传

    我国是一个收藏大国，但却是一个现代考古学的“小国”。收藏鉴宝已经有数千年历史，而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不足百年，1928年10月，董作宾先生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考古调查，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裴文中先生发现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化石以及大批石器和人类用火痕迹，震惊了全世界，考古学由此进入了中国人的日常视野，在今天的小学生历史课本第一课，里面有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等知识，孩子们学习的就是考古学的内容。

    其实，收藏和现代考古学完全不同，收藏中的鉴宝过程，虽然有时也会使用到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手段，但是，收藏的本质是个人的审美修养以及私有财富的保值增值。而考古学关注的核心是对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重视实物，但并不局限于古玩珍宝。把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当做收藏鉴宝，是完全错误的。

    最近，曹操高陵在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被发现，这是去年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学发现之一。可是，有些人却认为曹操墓地里没有多少珍宝，该墓价值不大。还有人从鉴宝的角度，提出刻有“魏武王常用慰项石”铭文的石枕，是从盗墓分子手中收缴，该证物可信度不高。其实，这是混淆了收藏和考古学的关系。

    曹操墓地的研究，并不是什么“盗墓史”，在考古学中，叫做“墓葬研究”，戈德斯坦（Goldstein）讲过：“（墓葬研究）既反映出行为上的差异，又反映出实施这些行为的社会组织间的差异。因此，墓地应该展现出一种复杂的空间布局结构（formal-spatial structure）。”通俗地说，墓葬研究有4个主要的“变量”指标，分别是：1. 墓地的大小和结构；2. 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3.“特殊”的随葬品；4. 一个墓地内的墓葬空间布局的历时性变化。主要是说，墓葬的位置、分布，墓葬和相关遗迹的空间关系，一个墓地内可以观察到的、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和宗教文化相关的情况。这4个“变量”指标，是主要的考古学和现代历史学的墓葬研究的参考，一般经过科学鉴定和分析，核实了这些主要的考古指标，墓地是完全可以得到科学确认的。

    目前，经过仔细研究和确认的曹操墓的证据有六个，基本满足了主要的考古“变量”指标。六个证据如下：

    第一，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的“魏王”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该证据满足第一个变量，即“墓地大小和结构的研究”。

    第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东汉末年曹魏年间的特征，年代相符。该证据满足第二和第四个变量，即“随葬品和墓地的历时性研究”。

    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该证据满足第四个变量。

    第四，曹操主张薄葬，其《遗令》称“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在该墓中得到印证。该证据满足第四个变量，同时，由于曹操处于中国的“信史”时期，官修的历史文献的记载，是可以引证的。

    第五，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该证据满足第三个变量，即“特殊”的随葬品，这个葬品，清晰地表明了墓主的身份和爵位，经核实，盗墓贼是从高陵偷窃的该物品，那么，这个证据也是成立的。

    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经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我认为，前五个证据综合起来，分别满足了墓葬研究的主要变量，基本可以确认这个墓地是曹操墓，在这个前提下，第六个证据，基于时间和居于墓地的位置以及和随葬品关联等等，可以推定是曹操本人的遗骨。古埃及法老木乃伊的确认，也是这个方法。这个地方不适合采用DNA方法。

    曹操墓的发现，是一个系统的科学工程，它清晰地展现给我们一个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科学逻辑，这六大证据并不是简单地累加综合，孤立地看这6个证据，都不是充分条件，但它们是从不同科学坐标的“变量”指标，整体把握起来，则是曹操墓科学有力的客观证据。这种科学逻辑，就是现代考古学和收藏鉴宝的分界线。

    曹操墓葬研究的目的，当然不是寻找曹操的珍贵古玩，而是确定曹操所处的年代的社会等级制度、仪式活动和社会上层奢侈品交换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与该墓地相关的社会、宗教文化和经济要素，在曹操生活的年代，是如何影响社会变化的。通俗地说，我们要研究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到底是怎样的。

    区分开收藏鉴宝和现代考古学，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司马迁《史记》含混记载的部分，非常有益。引导人们从关心珍宝古玩，转变到关心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这也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裴钰：人文学者、作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长期致力于西方现代思想史和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研究。代表作《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明朝那些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