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阡儿路小学

    1958年，我七岁，因为修建人民大会堂的缘故，我家由銮舆卫夹道，辗转搬迁到宣武区永安路一带，家里给我联系了一所小学校，叫阡儿路小学。

    阡儿路小学的校舍是平房，走上七八级石阶，进入一个挺气派的双开大木门，里头由三个四合小院儿串起来，每个院儿有三四间平房教室，低、中、高年级各在一个院儿。老师办公室是坐东朝西一排小房子，房间小且黑。冬天教室用炉火取暖，生火添煤都由学校工友管。校门对面是一个大约有二百米跑道的暴土攘场的小操场，我们在那里做操、上体育课、练前后滚翻。

    学校的老师对人很亲切，从不训人。大队辅导员刘老师胖胖的，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还教历史和高年级音乐；自然老师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给我们讲页岩、“司”（石）灰岩；低年级的音乐何老师岁数大一些，把辫子盘在头上，我总觉得像我姥姥一样亲。她教我们跳过《洗衣舞》，大家最爱上音乐课，每次上音乐课前，四五个大个儿同学都去别的班抬风琴。随着老师像踩缝纫机一样摇摆着身子弹出动人的音乐，我们学会了许多歌曲，什么《山里的孩子最爱山》、《在老师身边》、《快乐的节日》等等，直到现在，我还觉得风琴的声音实在好听，每次到乐器店，都看看有没有卖风琴的，很想买一架。

    上三年级时，新来了一位长得很帅气的班主任张老师，刚刚高中毕业，才十七岁。他说：“课下我是你们的大哥哥。”上起课来，他很严格，教我们算术和语文。我们可喜欢张老师了，一下课他就和我们在院子里玩捉迷藏、跳绳、踢毽子等。张老师住校，每天早晨，如果到校早，我们就能看到张老师靠着院子中的一棵小树念外语，当时小学生是不学外语的，看老师叽里呱啦地念，大家都觉得好笑，据说他是在自学俄语。

    我们那时只上半天课，叫半日制学校。学生们住的离学校都不远。夏天要求午睡，老师经常到同学家检查午睡情况。小孩子中午哪有想睡觉的，都在家里闹着玩儿，姥姥大声吓唬我们：“老师来检查啦！”吓得我们安静一会儿。有一次张老师来我家检查，我从窗户看到了，赶紧躺下装睡。张老师进屋后和姥姥打过招呼，走到床前看我，我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了，紧张得我使劲闭着眼屏着气，不让睫毛动，没想到后来还真睡着了。

    下午不上课，一点半开始小组活动，住得近的四五个男女同学组成一个组，在一个同学家写作业。我们那组在我家活动，地上放上我们家吃饭用的木制小饭桌，长方形的，两边有耳朵，支起来就是小圆桌。几个同学坐在小板凳上围着饭桌写作业。

    姥姥当时被聘为校外辅导员，看着我们学习。那时同学之间团结很好，不分男女，谁学习有困难大家就帮助谁，还结了“一帮一，一对红”。学习完，大家还打扫卫生，有一次我们组的同学还帮我家攥煤球呢。写完作业，我们就玩羊拐、过家家儿，男孩子则玩儿弹球、摔三角、拍洋画，有时大家还到院子里玩儿跳皮筋、跳房子，从来不吵架，因此我姥姥还被评为优秀校外辅导员。下午四点是交作业时间，因为我是中队学习委员，由各组小组长把语文算术作业抱到我家，我家住楼房一层，把纱窗一角剪开一块儿，组长就从那儿把作业递给我，齐了，我再把作业送到学校张老师那儿。从我家到学校也就几分钟。

    学校的少先队活动也很多，比如社会上号召“除四害”，我们就打苍蝇，人手一个苍蝇拍，下课、下学我们到处打苍蝇，打死之后就用大头针扎着放到事先准备的火柴盒中，交到学校，比谁打的最多。每到寒暑假，学校都有开放日，搞各种游艺活动。中高年级每班都有一块小黑板，是出《闪电报》用的，内容主要是表扬班里的好人好事，我当时是板报小组的成员，经常放学后留下出《闪电报》，写写画画，以致我以后参加了工作做了教师，在这方面也是得心应手的。

    五年级时，我有幸参加了国庆天安门广场“举花组字”活动。当时每个班只有四五个名额，由班里推举表现好的同学参加，全校也只有几十人参加。各校参加活动的同学从九月一日开学就天天下午集中到育才学校去练队形、练举花技巧、练意志。大家拿着各种不同颜色的花，看升旗的信号举花。花是由我们自己用皱纹纸做的，用线扎在学校从郊区砍来的酸枣树枝上，分外好看。

    国庆节那天，我记得天刚蒙蒙亮就集合了，女孩儿穿着白衬衫花裙子，男孩儿白衬衫蓝裤子，戴着红领巾。张老师和男同学穿的服装一样，不一样的是他戴了一条绸子的红领巾，能随风飘起来，特别好看。步行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大家坐在指定的方砖上，边看游行边举花。游行队伍过完后，我们欢呼着涌向金水桥，还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正在向我们招手的毛主席了呢！

    我上小学时，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粮食按定量供应，有些人家里不够吃，营养不足，得了浮肿病，凭证明可以买黄豆和带鱼。街上的鸡蛋贵得惊人，五毛钱一个，那时的五毛钱可值钱了。我记得学校里也发文具盒票，书包票等，有一次还发给每人一斤鸡蛋，我们都不知高兴成啥样儿了，排队领取，小心翼翼地捧着，男同学还放在帽子里，生怕弄破了。

    尽管如此，我们每天也有加餐。学生们都有一个家长用毛巾或白布缝的干粮袋，用一根小绳收口，上面绣着自己的名字，里面放着烙饼、馒头、窝头等干粮，家里有什么就带什么。小学生背着小书包，书包带上拴着水碗，手里悠荡着干粮袋，早晨一到校就把干粮袋集中起来，由班干部送到锅炉房，在上完第二节课十点钟左右，再由班干部把这些大小不一的干粮袋领回来，发给同学们，我们坐在位子上，互相看着，自己吃自己的，吃得可香了。记得当时我最喜欢吃的是烙饼，烙饼得软软的，还带着一股布袋的味道，好吃！

    在阡儿路小学，我只记得1964年上六年级时春游过一次，是去颐和园，那时我感觉颐和园太远了，学校包车去的，我晕车，吐得稀里哗啦，一下车就没事儿了。在长廊那儿我们吃饭，我带的是家里烙的红糖饼、煮鸡蛋，是当时最好的饭食了。吃过饭我们还在长廊旁边跳皮筋玩儿，我们全班在十七孔桥留了影，同学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张老师站在男女生中间，那也是在小学我留下的唯一一张最珍贵的照片了。

    小学快毕业时，我得了猩红热，停课休息了二十天。病好后，张老师给我补了好几个下午的课，结果我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西城区的女八中。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老师还专门到我家来祝贺。

    离开我心爱的小学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感到孤独，像小雁离开了雁群，我想念老师，想念同学们。

    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我家搬家等变迁，我再没有小学老师和同学们的音讯了。回城以后，我几次去看母校，房子大概还是原样，现在学校却撤销了。

    阡儿路小学，虽然你校舍简陋，虽然你的名字不被许多人所知，但是想起你我就会感到温暖、亲切、快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