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学校

 
 
    现在各类学校大家非常熟悉，特别是名校知名度更大。可是说起业余学校知道的人就很少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北京的业余学校（简称业校）在每个街道每个胡同、大型企业内部一般都有，各校的规模各有不同，都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办学。街道上都是借用中、小学校的教室，晚上都是七到十点上课。各校的班次也各有不同，多数是小学班和初中班，也有的地方办高中班的。老师都是就近的学校请来的，正式学校下班后，再来业校教课，每晚老师可得3毛钱补助费，当时的3毛钱可买义利食品厂的二两面包两个或买凭票计划供应的玉米面2.5斤左右。学员都是各单位的员工，下班后来业校提高文化。学员入学很简单，都是根据自己原有文化水平选择上什么班，入学不考试，也不收费，每年招收一次。

    扫盲班就更简单了，都是家庭妇女，过去没念过书，由于街道负责组织，请一位有文化又不上班的中、老年街坊就可以了。学员都是胡同里的街坊，每天下午集中在比较大的院子里，十几个人就是一个班。老师都是义务的，每人买一本统一的扫盲课本及小学生用的方格本。学员自带小板凳，有一块小黑板挂在墙上就可以讲课了。讲课也就是按课本上的字教大家念，回家自己练习写。念的字也很简单，如1至10的数字，生活中常用字碗、筷、勺、粮票、油票、购货本、姓氏等。学几个月就可结业了，也发给结业证，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别人的结业证书。

    我也上过业余学校，是在1956年、1957年在宣武区牛街业余学校，就在牛街往西枣林前街里的一所小学校，业校里有小学班、初中班，也有高中班。我在这里念了高中，课程只有语文和数学。

    当时给我们讲课的是位40来岁的马老师，不知是哪个学校的，讲课水平很高，很有耐心。因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干什么工作的都有，有时因下班晚了就不能来上课，还有时学员提出很多问题，马老师就统统记下来，在星期日没课的时候给大家补讲。

    学员对马老师都很尊重。这高中班里有30多学员，年龄最大的约有30多岁，我当年22岁，可能没有比我再小的了。记得有一次马老师给出了一个作文题——《如何提高文化水平》，要求800字以内，最少不能低于500字，一周内交卷。公布分数时，80分以下的占大多数，80到90分的只有2个，其中有我和一个与我年岁差不多的女孩，在班上我俩受到了表扬，还给大家介绍了学习经验。并把我俩的名字报上了学校，发给了一本日记本作为奖励，至今我还保存着。

    现在这位马老师要是健在，应该有90多岁了。从1956年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可惜的是没有和马老师联系过，以至于他的名都不知道。

    我在业校没到结业就调动工作了，后来我也当过一年多的业余老师，我教的课更简单，是小学班，上课就是带着大家念课文，上课地点就在单位临时的大食堂里，人少的时候还在集体大宿舍里上过课。因为工作单位是建筑公司，有些建筑工人根本就没念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认字、写字都很困难，当时这些人一个共同的说法——“一支笔不重，可是感觉比拿铁铣还沉。”经过一段的学习，大家认了很多字，可是不少外地的工人有时家里来信还是看不明白，我和他们都熟了，有时就找我给念信、写信。念信容易写信难，因为他们写信一般就是问家里情况，老人、妻子、儿女怎样，汇款收到了吗，一般就是写这些。搞对象的信最难写，什么语言都没有，只说同意了或不同意，告诉介绍人就行了。我只能按原话写上，写的同时还要考虑对方是否识字。

    还有一次更笑话，其他工地新调来两个工人，按规定来时的公交车票可以报销，财会人员不允许代写支出单，这两个人要我给代写。我一看，其中有两张车票撕错了，我告诉他这票不能报了，他认死理，说是一张票4分，一共8分钱，钱都花了，为什么不能报。可我也不是管财务的，只是替他带写的，但俩人认了死理，怎么也说不通，没辙，我怕影响工作，只好自己出了8分钱给他算完事。这事听起来是笑话，可是人没有文化，真是不会办事。我现在七十多岁了，亲自体会到不识字的难处，也就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