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女一中 迎来新中国

    美丽的中南海旁的北长街上，有一座花神殿，那就是革命先驱李大钊扶植创建的“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后改为“北平市立女一中”）。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先生的五位学生曾先后到女一中任职任教，传播革命思想，其中就有革命才女黄庐隐、石评梅等人。在园丁们的辛勤培育下，这里桃李芬芳，盛开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学校就有了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秘密活动，著名电影艺术家张瑞芳就是女一中的学生。1937年，在“学联”指示领导下，她和崔嵬在香山演出革命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影响很大。另外，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和著名画家蒋兆和的夫人、书画家肖琼等诸多杰出巾帼都是我们的大学姐；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市的两位女市长——何鲁丽与林文漪也是女一中的毕业生。

    六十年前，15岁的我，正在女一中读书，我和我的同学们，像一棵棵青春的小树，贪婪地吸吮着阳光雨露。

    踏入中学的殿堂，童稚的我们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喊了六年的“老师”现在改称先生了。当教语文课的张寿康先生（1954年后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当代语文学家、语文教育家，在文章学研究上有杰出贡献）身着银灰长袍，潇洒地迈着方步，第一次站在黑板前面，用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扫视着我们，并用那充满魅力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着李白、杜甫、欧阳修、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以及鲁迅、徐志摩时，我仿佛进入了瑰丽辉煌、神奇璀璨的殿堂，如醉如痴地聆听着、如饥似渴地吸吮着。课堂上听他讲述了哪位文学家，下课后我便去图书馆、朋友家借阅有关的文学作品。我追随在张先生的身旁，恨不得变成他的“小书童”。

    在校园里那幽雅的图书馆前，有两株叶茂根深蓬蓬勃勃的大树，课余时我常爱静静地站在树下，或是吟诵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或是捧读徐志摩的《告别了，康桥》。有时，就静静地凝视那蒲扇般青翠的枝叶，任幻想的翅膀飞翔。一天，张先生走过来，看着我微笑，问我：“知道这是什么树吗？”我羞涩地摇头。张先生告诉我，这叫“法国大叶梧桐，是很好的树种。”

    当时的作家们写童话和少年文学的很少，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和《皇帝的新衣》很是让我们着迷。一天，张先生陪着一位身着蓝色长袍、身材不高、头略有些秃的“小老头”来到我们面前介绍说：“这位就是你们爱看他作品的叶圣陶先生！”记得我当时瞪大了眼睛定定地看着叶圣陶，搞不懂在他那谢了顶的头颅里面，怎么会有那么神奇而又幽默风采的思维与语句！

    在我们花神殿的主殿——大礼堂里，经常传出悠扬的琴声和歌声：那是米黎明先生（1949年1月中共地下党支部第一批发展的“教联”人员）在教我们音乐。我极难忘她那优美的《蝴蝶夫人》咏叹调《在那晴朗的日子》，我们也常常意气风发，欢欣鼓舞地在她的指挥下跟她唱《猎人大合唱》。

    在女一中，我们迎来了新中国。

    1948年末到1949年1月，是黎明前最黑暗、最寒冷的一段日子，虽已临近寒假，但我们这些刚刚受到中国共产党启蒙教育的“革命小青年”，个个都像暴风雨中的海燕，热血沸腾，激情澎湃。我们成天长在学校里，或结伴到距女一中很近的北京大学（沙滩红楼）找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听他们讲“巴黎公社”、“斯巴达克思”、“共产主义”……或是和距我们学校不远、同样有着革命传统的男八中、男四中举行联谊活动，到北师大地下党创办的读书班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听过几次负责前门区、西城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大中、王大明同志的报告。当时解放军已经兵临北平城下，正和傅作义将军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城内外枪炮声不断，我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建立进步同学联络网，开展护城护校活动，以避免反动势力的破坏。夜间，我们到大街小巷和工商业户散发共产党撰写的《新年献词》和《约法八章》，使广大民众了解共产党入城后的各项政策。

    1949年2月3日凌晨，我们接到通知到学校集合，校长梁以俅（原美术教员、中共地下党员）亲自为我们秧歌队员一个个化妆，系上大红彩绸，带领我们来到前门外大街，敲着锣鼓、扭着秧歌欢迎解放军进城。当我们看到领头的大卡车前面高悬着毛泽东、朱德的大相片，车上站着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我们高兴得又喊又叫，双手舞动着红彩绸，秧歌步跳的轻快豪爽，身上仿佛插上了一双翅膀，伴随着解放军的前进步伐翱翔！

    一个月后，我在同学陈葆华（女一中初中部解放后第一位中共党员）发展、介绍下，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

    1949年9月30日，梁以俅校长又和同学们一起糊制大红灯笼，准备参加新中国成立开国大典。10月1日下午，当我们身穿白上衣、蓝长裤校服，打着“北平市立女一中”大横幅校旗，由西向东走在长安街上时，我们一个个仿佛都像长成了挺拔健壮的大树，甭提多么威武自豪了。队伍迈着大步临近天安门的时候，忽然看到了站在天安门城楼外沿的毛主席，正挥着他的大手向队伍招手，继而又听到了雄浑有力的喊声：“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前进！”……没过多久，蓦然又听到一声深深印在我脑海中60年难以忘却的洪亮声音：“女一中的同学们，前进！”我们的队伍沸腾了，一个个都跳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入夜，我们又手提红灯，绕街游行，狂欢，虽然从十月一日早晨到午夜，十七八个钟头我们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日的北平大街上又蹦又跳地度过，但一个个都像生龙活虎梅花鹿般地兴奋愉快，毫无倦意！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以后多少年，每每和女一中的同学们回忆起这一幕，仍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永生难忘！

    解放了，富有革命传统的女一中校园内，更是充满了勃勃朝气，我们学唱新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指引着航行的方向》；我们学跳新舞：《美丽青春小鸟一去不再飞回来》。沐浴着阳光，我们真像一只只无忧无虑的青春小鸟欢欣鼓舞，成长前进。

    吴世俄先生发现我喜欢文学，就介绍我去找他的朋友——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工作的杨毓珉。在杨老师的介绍下，我成为“大众文艺创研社”的会员，并在女一中建立了“创作研究会”小组，我担任组长（这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恐怕是第一个中学里的“文学创作研究小组”）。王震飞、武绍兰、刘毅恒、蔡立达等不少同学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我们经常在一起研讨赵树理、马烽、王亚平、徐迟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举行诗歌朗诵会等活动。我们还请来了当时深受大家爱戴的解放区作家赵树理到学校大礼堂和同学们见面，讲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创作过程。

    那时我的家住在东城赵堂子胡同，距当时设在东总布胡同的中国文联很近。我在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认识了马烽、艾青、康濯等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们都住在东总布胡同文联里，我常到他们那里去玩，还经常为马烽、西戎、康濯等人抄写稿件，和他们愈来愈熟，于是我就带“创研组”的同学们一起到他们那里去玩。那时这些全国知名的大作家、大诗人都那么平易近人，热情地款待我们，一点架子都没有。正是在这些文学前辈以及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哺育下，奠定了我追求和热爱文学的人生道路。

    三年，在人生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段，然而我在女一中就读的三年，却为长长的人生之旅打下了坚实基础，多少难忘的桩桩大事小情，在我的心田上镌刻下闪闪发光的碑石，它是我最珍贵的DVD视盘，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映放。

    啊，美丽的花神殿，我最难忘的女一中母校，我赞美你，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