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大杂院岁月

2002-12-1 11:00| 发布者: 佚名

何时“逃出”大杂院　　说实在的，妻当年真可算是“下”嫁于我的。她娘家在百万庄小区，1954年苏联专家设计的楼房，三居室，层高3米5，宽敞豁亮，是那个时代的豪宅。而我的旧居在西城按院胡同，不规则的四合院里住着六七家，共用一个茅房，男女不分，高峰时老有人占着，真叫用惯了抽水马桶的妻受不了。结婚那天，岳父大人亲自“视察”了一回大院的茅房，出来后没说什么，但肯定是怕委屈了闺女，我心里明白。按院胡同住了若干年，妻老念叨虎妞在《骆驼祥子》里的一句台词：“我算逃不出这个大杂院了！”。　　三间平房换来一个两居室　　几年后，妻的单位又分给她一间平房，也是在一个大杂院的顶旮旯，出门迎面就是人家的山墙，终日不见阳光，以今天的水平视之，根本没法住，就是在这8平方米的小屋原房主一家四口住了30年，难以想象。有了这间平房加上按院胡同的两间平房，我换到了月坛北街洪茂沟的二居楼房。这套房是1957年盖的，大间套小间，无厅有个窄过道，没阳台，有个1米的凉台，甭管咋样，是楼房，至少不用排队上厕所了；至少不用每天上胡同口倒垃圾了；至少不用担心下大雨积水漫进屋了；至少有一扇南窗可以透点阳光了。那一年还没有搬家公司，所有家当由院里的一个哥们儿帮忙，拉了7平板车，两个人就把一个家乔迁了。墙是我自己连续7个晚上刷的大白，地面铺的地板革，西单商场买的，8块1米，当时还极少有人用地板革，我赶了个新潮。今天谁家搬新房铺这个玩意儿？用我女儿的话说：“土死了！”。　　在“沟”里住了13年，刚住楼房的新鲜劲儿早已荡然无存，周围许多人的居住条件都大大超过我了。为了自我安慰、表示不忘本，我却常回按院胡同看看。金融街工程波及此地，现在大半个胡同拆掉了，“故居”也夷为平地，我只有望着大概的位置“凭吊”一番而已，新事物总是踩着旧事物的肩膀向上发展，这是规律。　　召开紧急家庭会议　　妻在家中行三，深受父母宠爱，住房条件却是4个孩子中最差的，这一直是她父母的一块心病，必去之而后快。所以当住房宽裕的妻的大哥又买了一套某小区的住房时，一次紧急家庭会议马上召开了，最后的决议是家庭内部调剂一下，小区的新房让我们先住，新房不住人，没“人气”，衰败得也快。　　设计“老虎尾巴” 　　决议公布的第二天，我们就急不可待地去看房。某小区是全国优秀样板小区， 1994年建成，绿化十分好，光树种就有二十几个，花木扶疏，草地茵茵。楼房错落有致，都是五六层高、顶层是复式结构。“金三银四”，我们的房子是三层，大卧15米、小卧10米、厅10米，厨房卫生间也是90年代的水准。厅的北面还有一间7平方米的小隔间，一般人家都将其与厅打通，变为一个大客厅。我却用来做书房。平生喜欢鲁迅先生故居的“老虎尾巴”书房，敢掠先生之美，私下里也叫我的书房“老虎尾巴”，形式上也确实有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老虎尾巴”面积8平方米、屋高2．5米，特别是把窗户开在北墙，首先是采光好。鲁迅曾说“北窗的光，上、下午没有什么变化，不像朝东的上午要晒太阳，朝西的下午要晒太阳。开北窗，在东壁下的桌子上下午都可以写作、阅读，不至于损害目力。”“老虎尾巴”窗外是一块小园，鲁迅《秋夜》起首名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而在我的“老虎尾巴”窗外正对着小区的花园，一片郁郁葱葱，风景这边独好。写累了，抬眼望，看看绿色，是极佳的休息。　　书到搬时方恨多　　首次乔迁没什么响动，这次乔迁动静就大了。不搬家不知东西多，在“沟”里 13年，买了不少书，不搬家不知书有多少，真是“书到搬时方恨多”，装了一百多个纸箱，还有几十捆装不下单用绳捆的。家具零什是请搬家公司拉的，走了两车半。心爱的书没敢请搬家公司，找了几个书友，借了辆中巴，拉了两趟，哥儿几个像搬贵重瓷器似的轻拿轻放，到地方书一本也没伤着，可人累坏了，有一位累得冒出这么一句：“这一箱子就是都是钱，我也搬不动了。” 新居也只简单装修了一下，添了新书柜，以书为壁，也是一种装饰。古人云：“百万买宅、千万买邻”，今天 “邻”的含义可称之为环境，好房子哪儿都有，而好的环境可遇不可求，我们庆幸自己拥有这么美好的周边。　　住进新房，难忘“旧居”生活　　搬进新居不久就赶上北京市评选首届藏书状元，海淀区评选小组到我家验收，一进小区就说，环境真不错！对我的“老虎尾巴”的布置也十分称赞，书的数量也达标，很快就定下我代表海淀区参加评选。没几天，市里来人也很满意，二级通过，这样，我就荣登北京首届藏书状元十人之一席了。盛名之下，心想还不是沾了模范小区的光，许多人书比我多得多，好得多，但房子窄摆不出来，就落选了。　　我也没有辜负新居的大好环境。两年来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各来家拍了一次电视片。为纪念老舍先生今年诞辰百年我写的征文也获得了优秀奖。　　新居的感觉一次比一次好，我却时常无端回想起胡同大杂院里的岁月。往昔虽然越走越远，却永远不会走出视线。　　■文／谢其章《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