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驸马”到“培红”

    东四十条桥西平安大街北，海运仓胡同南，海运仓小区内，消失了的小学母校已经荡然无存。只是如今时时在小区内穿行，路过小学当年地界时，旧时的往事残影也就时时在心内掠过。

    我的母校

    母校原名“王驸马小学”，当然得名于所在的王驸马胡同。

    小时候只知道校址原是座驸马府，详情不甚了了，查阅资料才知道原来是明代驸马王宁的住宅。王宁于明代洪武十五年成为朱元璋女儿怀庆公主的驸马。明成祖朱棣为夺皇位，发动“靖难之役”，王宁暗通朱棣，朱棣登基后封王宁为永春侯。随朱棣迁都北京后，王宁建住宅于北京东城南小街路东，此街即为王驸马胡同。

    我出生的时候，王驸马府已成了“王驸马小学”，我的学长姜昆可以作证：“六岁半上的北京东城区七条小学……官最大当到‘路长’，就是全班放学回家排队，我负责喊号。后来因为我动手打了走道儿走不整齐的同学，让一位当时我认为多嘴的大人给看见了，反映到学校。老师把我爸爸找到学校，我爸爸的职业也是小学老师，经常找学生家长，现在让人家给找了，他很生气。一气之下，令我转学，把我调到他的身边——王驸马小学。他既是那里的老师，又是我爸爸，管我方便极了，万一需要找家长，他跟自己说就行了。”按照姜昆自己的说法，他是“50后”，那么他转到王驸马小学时大约七八岁，由此可证王驸马小学成立不会在1958年以后。

    我当年没想上王驸马小学，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们全都上的是王驸马胡同对过儿的十二条小学，只是到我上学时政府有个“人性化”规定：不准小学生过“马路”，即有公共汽车通过的街道，而当年十二条小学的教导主任坚持原则，就是不准我上，于是才有了我的“王驸马”小学岁月。

    小学的院落如今想来也不是很正规的四合院。进大门一个小院，正面一个垂花门，进去是个大殿——开大会的会场，我们叫礼堂，左右两侧则是较小的房间。大殿东面是操场，想必也是后开的。西面则进入个大四合院。北房之大，足以截三间教室。这个院再往西仍是一个小院，有的做教室，有的做教研室。

    六年级的学长曾在校园里栽下一批杨树，我曾和同学偷偷地用小刀在树上刻下名字。1975年我再去校园追访那棵树时，已然长成七八米高的大树了，当年的名字痕迹仍在，已经七扭八歪。

    上了小学，还没等一年级毕业，“文革”开始了。那时候我总是病恹恹的，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结果有一天同院的同学回来兴奋地告诉我，学校要改名字，因为“王驸马”太“封资修”了。记得我还和同学热情地讨论了一阵子，我曾经提到过“培红”，“培养红色接班人”的意思，没想到后来言中，学校真的从此改名“培红”了，我还自豪了一阵。胡同的名字也同理改为了“南颂年”胡同——“王驸马”就这样永久消失了。

    前些年，培红小学还算是东城区说得上的小学，我哥哥们的孩子还都从那里毕业。但随着学生渐少，小学不断合并，到了2003年，培红小学终于成了史家胡同小学的分校。新校址安排在现在的小区东，但我看到它已经毫无感觉。

    同学难忘

    我们这批同学大多生于“大跃进”的1958年前后，自然，那也是中国人口“大跃进”的几年，几乎家家孩子都好几个，记忆中，我的小学同学家里兄弟姐妹三个以下的就少。

    过去说“东城富西城贵”，其实那是要指从东直门内小街一线，也就是现在从北京站到和平里一线以西，才有点富气，至于小街以东历史上原都是“皇家粮仓”，从南到北一溜儿的“禄米仓”、“南新仓”、“北门仓”、“海运仓”、“北新仓”。现在的北京军区干休所即是禄米仓，北京军区总医院则是“南新仓”，总参某招待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则是“海运仓”和“北新仓”。其余的部分才是民居，家境一般，而一部分总参招待所的子弟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原中医研究院）的子弟，则是当时的“贵族”，特别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好几位院长都是长征老干部，连《林海雪原》里的孙达得都是院里的保卫科长，他们的子弟不少都在我们班。

    虽有干部子弟，但班里大多数同学还是平民出身。小孩子没有贵贱的概念，我们班那几个高干子弟（行政十三级以上）反而跟我不错，大多友情一直保持到小学毕业，而更有几个同学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仍然保持着“没得说”的友情。

    说起“王驸马”、“培红”的同学，除了前面提到的姜昆，无意间还得知中央广播文工团少儿合唱团的指挥孟大鹏原来也出自培红，现在也住回海运仓小区。还有自小学毕业至今没见过面的、大我一届的《北京晚报》的苏文洋。记得小学时，他就是《红小兵战报》的主笔，除了写，还要自己刻蜡版，印刷，同时还组织了一支“红小兵导盲队”，天天为附近一个街道工厂的盲人们引路。如今读他文字，依稀还记得小时候看他们办报的情景，或许他最终这份职业也是“从小看大”吧。

    小学的生活跟校风有关，还是正气盎然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平常一大早我们会去扫操场，下了课刷厕所，晚了做完功课也会讲讲故事，特别是英雄的故事。有一年看了《列宁在1918》，同学们兴奋得不回家，聚到学校和老师一起大聊特聊，慷慨激昂。到了冬天六点多就去生火、扫地等等，总之是做好事。

    1971年，要迎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一个暑假集中训练，老师说我身体弱，其实是出身不好，不让我参加，另一个女生则是肾炎刚好，结果我们俩无所事事，天天到校园陪练。一天琢磨两个教室间的苇子隔断已经被课桌蹭得漏了缝儿，打算给抹好。找到了石灰，却只有一把没有木柄的抹子。墙抹好了，我的右手被铁抹子磨掉一块肉，至今留了个老大的伤疤。

    恩师情深

    自然，小学生活于我回忆中是美好的原因，除了上边说的同学们，恐怕更重要的还是来自老师们。

    培红小学的老师或许是这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刚才说到的美好的回忆。

    一年级时候的校长姓廖，慈眉善目是至今的印象。她治校的理念可谓“和谐”，对此后纷乱岁月之中培红小学能够相对保持良好的校风有极大的关系。另外一位年轻的女校长姓朱，是我后来中学历史老师的女儿，长得非常美，据说曾是王蒙先生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不过很快就调走了。而此后的肖校长听说曾经搞过公安工作，政策性极强。对他还有一个深刻印象，他弹风琴双手隔个八度重复，极流畅。

    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女老师，姓侯，为人温文尔雅，教课生动活泼。她的女儿和我同级不同班，也是个安静但功课很好的学生。那时的班主任不但主教语文算术，连唱歌也教。记得一次上课她叫几个学生到黑板前去唱“沙沙响、沙沙响，春雨落在屋檐上。”我第一次看见她弹奏风琴，惊异于风琴那黑白相间的键盘和那带点鼻音的厚重音色，从此跃跃欲试。侯老师就这样无意间把音乐的种子撒在了我的心里。

    到了三年级开始“复课闹革命”，也没太正经上课，每天都在挖防空洞，学校下面几乎全部挖空。到了四年级才真正恢复上课，这一年的级任老师是赵老师，她是学校里有名的爱美的老师，即便在那个不准爱美的年代，她也仍然充满了“小资”味道。接手我们班的时候，我已经因为出身问题而“抑郁”，她却明确地告诉我，她喜欢老实的学生，喜欢功课好、听话又聪明的学生。如今回头想想，如果没有她这种不讲“原则”的风格，我很可能就会真正“抑郁”下去。

    到了五年级，班主任换成了杨老师，她也是老师中的美女，学过芭蕾，走路都带范儿。也算是重用我，却对我严格得不得了。别的同学得90分她会夸几句，我得了99分她能骂我一节课，以至于后来我见了她躲着跑，她还要批我“少年老成”，缺乏闯劲。她疾恶如仇、快人快语的性格给了我极深的影响。在那个年代，她经常敢在我们学生面前说点“实话”，没有点真性情、真勇气的人，是办不到的。

    令人难忘的还有我音乐上的两个启蒙老师。

    吴老师属于那种长不老的男人，前些年见面仍然显得很年轻。他属于多才多艺型，记忆中乒乓球打得很好，至于各种乐器更是全拿得起来，又是个好脾气，我们宣传队的小孩们居然有时能把他气得掉眼泪。

    四年级我进了宣传队，跳舞、说对口词都干过，但却非表演型性格，更喜欢玩乐器。吴老师最开始教我们学简谱。我每天完成任务，他就会说：“这不算什么。”接着给我更难的谱子，最后我已经可以拿过比较复杂的歌谱一口气视唱出来，他又要求我连词带谱一口气唱出来。直到我可以拿过复杂的戏曲或者歌剧谱子直接视唱，他才认为初步完成任务。他见我有点小聪明，甚至把他自己的小提琴拿来教我拉。那根提琴弓子我至今记忆深刻——真正成了“弓”，而不是常见的反弧形。

    吴老师那些年致力于培养“宣传队人才”，不少同学日后都进了专业团体。“文革”后，他自己又努力进修，最后成为特级教师，成了全国中小学音乐教材编写组的骨干力量。

    另一位岳老师，毕业于北京东城师范。1969年珍宝岛事件时来到我们学校，一直致力于组建我们小学的宣传队。她一身男生气，属牛，有韧劲也有生气。那时候我身体不好，情绪也低，不想参加宣传队，她为此专门跑我们家好几趟动员我参加。

    她对我也是严格训导。同样，别的同学做好一点她会表扬，而我经常要挨骂。有一阵子，我是什么乐器也摸摸，什么也不好好练，她在礼堂里足足说了我一个钟头，痛讲不下工夫不成人的道理。

    五年级参加国庆20周年演出，落下了去陶然亭秋游，她后来带我去，带着胆小如鼠的我把秋千打平了，到了“雪山”上一脚把我“踹”下去——无非是怕那么懦弱的我将来无法面对社会和生活。多年以后，提起往事，我感谢她对我的关心爱护，她却懊恼地说：“我对不起你，如果当时有点专业意识，早点给你介绍专业老师学音乐，你会更好的。”我无语。

    培红小学的岁月就是这些老师用他们的爱心给我庇护，用他们的真性情给我示范，用他们的奉献给我激励。

    王驸马的驸马府消失了，培红小学也消失了。过上N年，曾经在培红小学那古色古香的建筑内工作或学习的人们也会随风而去，但也许伴随着那些沾满青苔的回忆，会成为人们集体记忆中的密码而流传后世。如今的海运仓小区内，碑文、水车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一代代的居民们仍然生活在这里，一样的乘凉，一样的棋局，一样的喧闹，生活还在继续。

    祝我的老师们健康长寿，祝我的同学们如意幸福，愿关于已经消失的校园的记忆，成为荧光般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