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三末帝

    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当皇帝。然而，话说回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不好的职业，大概也是当皇帝，不过是当末代皇帝。“皇帝”加上“末代”二字，基本上就是“秋后的蚂蚱”了。

    “皇帝”一词，为秦朝的嬴政所创。他自称“始皇帝”，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着他的这项规定：“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结果，这番很宏伟的大话，成了天大的笑话，就在他死后，二世当了三年皇帝就下台了。胡亥与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从登基到被革命逊位的年头相似。

    北京这座城市曾相继出现过三朝末代皇帝，挨个儿数为元朝的元顺帝、明朝的崇祯帝、清朝的宣统帝。事后来看，在紫禁城太和殿上，被他父亲恭亲王抱上龙椅的三岁溥仪，运气是比较好的。在这三位末代皇帝中，溥仪算是有个好下场，最后能够得一个寿终正寝的善果。因为他碰上了新中国，被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特例。

    而元顺帝逃亡途中，痢疾不治，送命于漠北；崇祯帝仓皇出宫，薄衣单衫，吊死于煤山，都不得好死。这位朱由检则尤其悲惨，当人们找到他的尸体时，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所以，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皇帝，加上“末代”这个前缀，通常都没有好下场。

    皇帝所以末代，是他所处的那个封建社会所决定的。然而，所有末代皇帝在位时，都不知道自己在扮演着王朝最后的谢幕者、扮演着注定了休想讨好的倒霉角色，尤其不可能知道不久的将来，他要和这个末代王朝一块完蛋，一块送终。弄好了，退位下野，弄不好，人头落地，兴许还更有可能既非逊位，也非杀头，而是逼得他上吊抹脖子，一死以谢国人；若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完蛋，谁愿意做那种没有几天蹦头的皇帝呢？

    但是，任何事物有其始必有其终，每个封建王朝，不论其如何文治武功？如何开疆辟土？如何国富民强？如何盛世文章？都有走到头的那一天。那一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位，就是末代皇帝。孔夫子说，“君子之泽，五代而斩”，这是硬道理，君子如此，王朝亦如此。元朝一百六十三年，明朝二百七十七年，清朝二百七十六年。大概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难逃这二百年至三百年的兴衰周期。葡萄牙如此，西班牙如此，大不列颠日不落国也如此，这是谁也拗不过的“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历史辩证法。气数尽了，国脉断了，江山垮了，天下乱了，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于是，末代皇帝就会在历史的这一刻出现。

    改朝换代，鼎革易帜，一部《二十四史》数千万言，就是阐述这种新陈代谢规律的。从古至今，除了那位赤着脚板去见列祖列宗的朱由检，留给后人一些尊敬和惋惜，作为例外，其余所有逆势而为的末代皇帝，永远定位在这个被嘲笑的角色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中国封建社会一共三百多位帝王，就像北京前门外月盛斋那锅永远在咕嘟着的老汤一样，由于换汤不换药的缘故，你就别指望能够熬出来什么新鲜别致的味道。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像走马灯似地走过来一轮又一轮的末代皇帝。如果从在北京建都的这三朝来看，其最后一位统治者，恰恰分别代表着中国末帝的三种典型：

    一种，为元顺帝类型的，如秦二世胡亥，如蜀后主刘禅，如陈后主陈叔宝，如宋徽宗赵佶，他们可称作“催死鬼”一派，本来这个王朝已经陷于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之际，这些末代帝王不但不守成持稳，尽量拖延着不马上完蛋，而是生怕它死得不快，倒行逆施，加重危机，使得这座王朝大厦只能倾覆程度越发危重，除加速度地走向灭亡，焉有他哉。

    一种，为清逊帝溥仪类型的，如西汉孺子婴，如南齐和帝萧宝融，如唐哀帝，如宋末帝赵昺，他们可称作“短命鬼”一派，这些童稚之辈，虽然坐上了大位，但不能把握自己命运，不是被挟制于母后，就是受制于宦官，如提线木偶，如玩具傀儡。他们根本是不由自主地被放置在这条即将沉没的船上，既不能自救，也无力自拔，最后只能听天由命地随着王朝的灭亡而殉葬。

    再有一种，则是明崇祯帝类型的。他们可称作苦命一族。要说这个朱由检还真不是一个亡国之君，旰食宵衣，恭俭辛劳，在位十七年，是位非常勤政的皇帝。按清朝开国皇帝顺治所言，“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至祸乱，身殉社稷。”是不能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的。然而，大明王朝自嘉靖、万历诸朝败德乱政之后，其衰亡颓倒已是势不可挽，有励精图治之心，无回天救世之力，最后被李自成包围得无路可走，无处可去，只好逃到景山上，找了一株歪脖树上吊。

    对中国人来说，随着溥仪去世，他所标志着那一锅老汤的封建制度也就彻底走进了历史，但封建社会的余毒及其精神基础的小农经济思想，恐却非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要想荡涤干净，大概还需假以些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