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民巷：时间背后的浮华

西交民巷是一条令人悲伤的街道。

    从人民大会堂西路路口往西，旧建筑逐渐被新式瓷砖建筑湮没，不时从小四合院里探出生动的一角，与堆满杂物的小院形成强烈的对照。一切美丽的东西终将归于虚无，化作时间背后的浮华——四散，飘零，直至消亡。

    这里，一条叫做西交民巷的街道，向北，是宽阔而显赫的长安街和曾经作为帝王居所的权力中心紫禁城；向东，是许多人景仰的毛主席纪念堂；向南是从前最著名的商业街——前门大街一带；向西，是北新华街。紧挨着街巷的是正在兴建中的中国大剧院。

一条街道的人文记忆

    根据1919年5月22日北洋政府“京都市政公所”公布的“市内道路等级幅员之标准及已定等级路幅各道理名称”，西交民巷被列为二等路：
 
    西交民巷（自兵部洼至棋盘街），东部二十公尺，中部十八公尺，西部十五公尺。

    可见，那时的西交民巷大约是一条长53米的街巷。

    西交民巷与东交民巷，在明代统称为江米巷。江米就是素常所说的糯米，从北京街巷命名的规律来说，我们可以推测，也许从前这里确实是糯米集散之地。但事实上，在有明之时，这里被视作从崇文门以西至宣武门以东的干道。明代的中央政府机构布列于此。西江米巷（即今日的西交民巷）有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我们不妨想象，明代的“克格勃”、“军统特务”锦衣卫夤夜出没于这条街巷，在某个窗口的烛光之下窃窃私语。那些大臣们在闺房之中的荒唐话，平民们在酒馆里沉醉后的牢骚话，都被传达给窗后的耳朵。

    想象，令这条如今在世俗生活中沉寂的街道栩栩如生起来。

    我从人民大会堂西路路口向西折入西交民巷。路北是一家名叫“户部大酒楼”的饭店，门口的两个大石狮子盯着来往的行人。我猜想着这个酒楼名字的由来。紧挨着酒楼的工行西交民巷储蓄所，应该是从前的建筑遗存。雕花的石门脸泛着旧时的色泽。继续向西，33号院落的石灰门脸上，隐约可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字迹。或许，这里曾是文化革命中的某个“司令部”也未可知。而104号的一座青砖半圆形建筑长久吸引了我的目光。朝向街道的铁门紧锁，上书“私人住宅，请勿停留”。旁边“舒心美发屋”老板娘慵懒地坐在沙发上，盯着自己红色的指甲，用“不大清楚”回答了我关于这所建筑的疑问。一位站在街道边无所事事的男人盯着我，我便走过去问他是否清楚这所建筑的来历。他说自己是这里主人的邻居，房子应该是从前的，但具体也不清楚。于是，我怀着对这个神秘主人的猜测继续向西。

    从前退缩了。街道两边都是便利店、理发店，随处可见晾晒的衣物、被子，穿着背心大裤衩的老大爷走来走去，花花绿绿臃肿的老大妈用好奇而略带警惕的眼光盯着我，一俟我转向她，便迅速地转过脸去。只能从一个个斑驳的大门，从芜乱中旁曳出的一角，忖度从前这里的繁华。87号等几座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孤零零地站立在街道两旁，彷若锦衣人站在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中间。也许等旁边一些正在兴建中的“新四合院”完成之后，这里将是另外一种风景。

    入清以后，位于西交民巷的衙署陆续搬出，但从附近街巷的名字仍然可以看出这里从前的显赫地位。左府胡同、右府胡同，前府胡同之类的名称，令人遐想，某天一位官员乘坐的轿子翩翩然穿过胡同的丰姿。1959年在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太常寺一带建人民大会堂，并扩建西南方向的道路。如今人民大会堂西路的南北段应为明锦衣卫后街，清代为刑部所在地，民国时的司法部。

    1999年天安门广场重修时，市政工人们在毛主席纪念堂西侧出土了一块石匾。石匾重约一千公斤，长约一点五米，宽约一米，厚约三十四厘米，上刻“四行储蓄会”五字。1月9日的《北京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记述其事：“专家称这块石匾刻于二十年代，对北京早期商业银行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四行储蓄会’中的‘四行’是指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四行储蓄会’则是这四家银行协同办理银行业务的机构。”

    这才是西交民巷真正的华丽——清末到二十世纪中，这里是北京约100年的金融街。从大清银行，到中国银行，到中国人民银行，这条街见证了时代变迁、世事浮华。

27号大院的前世今生

    在经过27号大院时，这座在北京比比皆是的居民楼本来很可能从我的眼底滑过。几个老人坐在大门旁边的小凳上聊天，门口传达室里的师傅在午后的几缕阳光中昏昏欲睡，不时有提着鼓鼓囊囊的塑料袋的男女进出。西侧的旁门进去是一条甬道，里面深不可见。像众多的老居民楼，这里散发着一种抛时代于脑后的安闲气息。

    是大门石柱下部的雕花石墩泄露了这个大院的非凡之处。它与这所大院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你根本无法忽视它。

    这里便是我国最早的中央银行所在地。1905年，清政府在此地建立了户部银行。1906年11月，清朝政府改革官制，户部更名为度支部。1908年度支部尚书载泽遂将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并制定了《大清银行则例》24条，其定位为行使中央银行职权与兼办商业银行业务的复合型银行，更于1909年首次发行纸币，上面印有摄政王载沣的头像。靠东的“户部大酒楼”大约也是因此而来。我不禁疑惑追溯这么一段历史，难道会令一些过客疑窦顿生，增加去酒楼用餐的机率？

    1912年1月24日，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宣布，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2月5日，中国银行在大清银行的旧址上开业。一直到1928年，中国银行履行着民国中央银行的职能。根据1913年通过的《中国银行则例》，中行作为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负有整理财政的重大使命，享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等多种特权，其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为6000万元，政府认垫一半，其余招募商股。在政府认股额中先收三分之一即开始营业。银行的正副总裁亦由政府任命，一切业务也受政府监督管理。头四年，政局尚未分崩离析，财政也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行的经营也算顺利。但1916年袁士凯称帝引发政局大动荡，中行的各地分行引发大动荡，北洋政府于5月12日发布中行和交通银行停兑令。上海中行抗命不尊，才得以维护中行的信誉。

    时局动荡，中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6年里共更换了14任总裁。中行总裁的频频更迭，当然也因民初到20年代，现代中国银行卷入了诡谲变幻的政局之中。现代银行处于外国银行在条约口岸的分行和传统钱庄的夹击之下，财力不足，不得不通过发行纸币，以高息向钱庄借款等手段吸收短缺的流动资金。而政府方面财源枯竭，日益依赖国内资金市场。于是，现代银行成了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总部设在北京和天津的现代银行，与北京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更是难以厘清。典型的北京银行的董事会的核心是一些与各政府派系关系不错的职业银行家。此外还有一些与这个或那个政治团体关系更密切的、有银行或金融方面经历的人。“平衡的目的是向使银行获得关于决定债券市场价格涨落的政治内幕的情报，并结识政府中能获得和保护特权的朋友，而又避免当政局变化时可能导致银行得不到保护的单一方面的政治效忠”（《剑桥中华民国史》）。作为政府财政工具的中国银行，尤其是北京分行，更是难以逃脱在政局影响下的动乱。

    在中国银行向商业性银行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人居功至伟。作为银行家的张嘉璈可能不为民间所知，他还是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内兄，他的妹妹张幼仪便是“小脚与西服”里的一段传奇的女主人公。

    1917年，段祺瑞续组新内阁，任梁启超为财政总长，王克敏为中行总裁，张嘉璈为副总裁。张嘉璈向梁启超提出整理中国银行的三条办法：修改中行则例；限制中行对政府垫款；整理中行所发京钞。但他不曾料想到修改中行则例一条引发派系争端。新则例由张邀请日本庆应大学银行学权威共同拟定，主要内容是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总裁、副总裁由董事中简任。非有100股以上之股东不得充董事及监事。过去总裁由政府简任，修改后则使商股股东有牵制政府之权，使主管不致因政潮而随时更易。新则例公布后，中行这块肥肉也不那么好吃了。在两院议席中占多数的安福系政客为获得中行的管理权使尽手段来阻止新则例的颁行。在1920年4月的第三次股东总会上，安福系党员差点动手殴打投票表决的人。直到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安福系议员销声匿迹，中行则例风潮方平息。1921年增收商股，官股也陆续出售为商股，股本总额达1900多万元，中行逐渐在摆脱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张嘉璈更于1926年在上海设副总裁驻沪办事处，进一步向商业银行发展。

    北洋政府结束。国民政府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银行，北平分行也设立在西交民巷（即现在中国金融出版社所在）。北京中国银行改变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29年，刚当选为中行总经理的张嘉璈率团前往法、德、美、英等18国考察，历时10个月。回国后着手对中国银行进行系统的改革。向国外金融同业学习，同时聘请外国专家担任中行顾问。中国银行还专设调查室，聘请国内外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担任研究工作。这一时期，中国银行按照近代化银行的管理模式完善内部机制，业务上以经营外汇为发展方向，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39年，中行的存款占当时的中、中、交、农四行存款总额的57%，贷款余额占38%，成为实力最强的银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中国银行在伦敦开设了中国银行业的第一家海外机构，到1942年，共建立了28家海外网点，这奠定了国际化银行的基础，形成了独有的竞争优势。1942年下半年，南京国民政府调整中、中、交、农四行分工，中国银行从此履行国际贸易专业银行的职能，业务范围受到限制。同时，中行海外业务继续发展，1949年海外分支机构达到34家。194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时，中行的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三位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团的要员与会，1948年中行董事长席德懋先生当选为该组织的候补理事。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由石家庄迁入西交民巷，进驻大清银行旧址。

    据载，这里原本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1969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往西城区三里河财政部大楼，大清银行旧址，原中国银行成为银行职工宿舍。之后，为了扩建宿舍，这座老式洋楼不幸被拆除。据说，老楼异常坚固，地下二层全是金库，拆除时费了很大气力。

    如今，只余两座雕花石墩静静矗立在那里，提醒着人们这里的一段瞬息繁华。

难以忘怀的人物

    西交民巷共有146个门牌号，曾开设过数十家银行。东口曾经有一座牌楼，曰“振武”，1954年拆除。中美合办的中华懋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陈宗蕃，在其所著《燕都丛考》里记述：“民国十年（1921年）以前，各银行竞于是谋建筑，颇有作成银行街之想，嗣以市面衰落，遂一蹶而不复振。”这一蹶跟中国的大局改变密切相关。1928年，南京政府“二次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居关外，北京被降格为“北平特别市”。北洋各部纷纷南迁与南京政府合并，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也迁至南京。中国的金融中心转移到上海，银行街日趋冷落。即便如此，截至1949年解放，西交民巷仍有15家银行，2家钱庄。

    位于东口的中国银行前门支行，最为富丽堂皇。整幢大楼仿英国银行建筑,地上5层,地下1层。立面为西方古典式,基座用大块花岗岩砌筑,上层檐口挑出。入口大门作重点装饰,3层拱门内镶嵌券柱,两侧作科林斯壁柱。顶部是一个四面设钟的塔楼，其上四面有山花防风；最顶部为一铁皮的半球形穹隆顶。从旋转门进去，两盏璀璨的大吊灯仍然无法耀亮高大的厅堂，一种幽暗的气息点染出怀旧的情绪。

    这便是“北四行”之一的大陆银行旧址。

    北四行是北洋政府时期北方的金融集团，由盐业、金城、大陆和中南四银行组成。盐业银行由袁世凯表弟张镇芳发起成立。1915年3月开业，总行设在北京。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入狱，由吴鼎昌任总经理。1923年定资本1000万元，实收700万元，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金城银行1917年5月开业，总行设天津。行名“金城”，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王郅隆任总董，周作民任总经理。资本1923年为1000万元，至1927年4月实收700万元。大陆银行主要由谈荔孙、张嘉、冯国璋、张勋等出资设立。1919年4月开业，总行设在天津，谈荔孙任总经理兼董事长。1926年资本为1000万元，实收750万元。中南银行1921年开业，总行设上海。最大股东是1919年回国的爪哇华侨黄奕住，由胡笔江任总经理，早期业务重心仍在北京、天津。资本定2000万元，1924年实收750万元。因系侨商回国办银行，经政府特许，享有兑换券发行权。

   1921年11月盐业、金城、中南三行在天津、北京、上海成立了联合营业事务所。1922年7月大陆银行也加入， 1923年6月四行储蓄会开业，进行联合放款，总会设上海。基本储金100万元，四行各出25万元，营业独立。开办以后，储蓄存款逐年增长。四行联合经营，形成一个金融集团，令商业银行的力量和影响大为增进。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上海逐步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盐业、金城银行的总行于1935年迁至上海。

    西交民巷大陆银行为北京分行,始建于1924年。大陆银行的创始人谈荔孙，祖上是盐商，家资甚巨，但谈却不是一个纨绔子弟。他18岁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新学”，毕业后又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在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攻读经济专科，1908年回国后就投身中国刚刚兴起的银行业。初应张謇之邀，谈荔孙就任南京高中两个商业学堂的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数月后即转任大清银行稽核，民国后又出任中国银行计算局长、国库局长、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在冯国璋主主政之时，一度还任过两年中国银行行长。从1918年秋天开始，谈荔孙开始筹备自己的银行——大陆银行。

    大陆银行的股东可谓背景复杂，不仅有政界要人撑腰，也有社会名流锦上添花。这可能是华资银行初兴之际的必由之路吧。也因为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和官僚是致富最快的阶层。他们往往将搜刮来的钱财投资于实业和金融业，以为抽身退步之计。

    当谈荔孙操办大陆银行时，代总统冯国璋第一笔投资就是20万元，占了开办股金38万的一半还多。此后江苏督军李纯、江苏省长齐耀林、江宁镇守使齐燮元、江苏省财政厅长俞仲韩，以及扬州的盐商贾颂平、丁敬臣等都入了股。同时谈荔孙在北京也大力活动，把中国银行的总裁冯耿光、副总裁张嘉璈都拉了进来，又通过冯耿光拉梅兰芳先生入股。所以梅先生也认股1万元，成了大陆银行的第一批股东。

    有了代总统作后台，当时的财政部对大陆银行股本实收的情况进行核验时，手续就非常简单，以100万元实收50万元（实际只有38万元）就注册开业了。开办的第一年（1919年），大陆做公债大获其利，赢余20多万元，丰厚的利润是最好的广告，一时博得众人刮目相看。谈荔孙乘机再发展，于半年后扩股，扩到200万元。于是张勋、代理国务总理龚心谌、财政部次长李思洁、银行界的巨头钱永铭、吴鼎昌、吴震修等都拉入了股。到1930年大陆银行最为鼎盛的时候，已是第四次增资了，股本实收达到1000万元，傅作义、颜惠庆、周学熙、南桂馨等都成为了大陆的股东。

    谈荔孙的住宅就在银行后面的胡同里，在他无数个家和银行的往来中，大陆银行迅速崛起。并像其他华资民营银行一样，着意于支持大中型民族工业，它对常州纺织公司、上海长丰面粉公司、中兴烟草公司、苏州华盛纸厂的放款，都因借款户“营业失败”致所欠款项“无收回希望”。大陆银行对此既没去打官司，也没因此而改变对大型民族工业的支持态度。1922年大陆银行与盐业、金城、中南银行组成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合办四行储备库和储蓄会，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合作投资建造天津电话局、扬州电话电报局、天津造币局，以及当年沪上最高建筑24层的上海国际饭店，还资助傅作义建造了绥远毛纺织厂等。

    大陆银行自谈荔孙1933年去世后，由许汉卿继任总经理，恰逢宋子文的“废两改元”和金融整顿，又损失不小。接下来又是八年抗战，遂一蹶不振，业务一直在走下坡路，1948年﹐四行储蓄会和四行信托部改组为联合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四行及联合银行于1952年底与其它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

    比大陆银行成立还早的金城银行，其创办人周作民与谈荔孙同为江苏淮安人。周可谓是银行界自学成才的典范。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作民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后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1917年5年，金城银行成立，主要投资人安徽督军倪嗣冲与王郅隆为周作民好友，王出任第一总董，周作民遂为总经理。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仅仅经过3年时间，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3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金城银行通过大量购入北洋政府公债、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度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

    当时的华资银行在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上，在当时的华资企业中最为先进，传统家族式的组织并不适合于新式银行。根据记载，金城银行的内部薪金上下悬殊很大。1922年总经理的月薪是600元，另有数百元津贴。而职员最低月薪只有10元，练习生在3个月试用期内不发薪，试用期满，最低薪水只有4元。如此看来，当时的银行总经理简直就是如今的高级金领。

    在大陆银行旧址的西边，是创办于1910年的保商银行旧址。现在是中国钱币博物馆。大楼正面立六根大石柱，从地面一直耸立到楼顶，气宇轩昂；门厅富丽、楼梯弯曲、房间隐秘、走廊豪华，建成后曾经轰动一时。西交民巷50号现在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使用，这座仿西式建筑建成于1922年，是中国农工银行所在地。

    高级金领们出没于这条街道，由于紧邻繁荣的前门大街，彼时的西交民巷一定就如同今天的CBD，商务活动带动了周边服务业的发展。

    在我们这个国度，政治即使不是惟一的存在，也是最大的现实。谈荔孙，周作民们的努力往往在政治的变幻中不能持久，甚或化为齑粉。也惟其如此，他们的热情和努力才令他们如此出类拔萃。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在金融改革的呼声之中，在这个及其不同的时代回顾他们曾经闪耀的某些时刻，是因为他们的影响超越了时间。

    我们这一代人学会了一种妙法：对失去的一切从不缅怀。当时间背后的浮华散去，从前成了枯萎的一页历史，而且被人们遗忘。

    与在时代变革中不断被拆除的建筑相比，谈荔孙，周作民们的精神在后来者的身上复活，以精神延续的方式获得了不朽。

    这种对于“持之以恒的务实精神”的乐观看法，令我忘记了西交民巷神秘的建筑，令人不快的混乱生活场景。

    生活又重新开始，一种整理和睿断舍弃的能力也许能令我们更为愉快地前行。

    （写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