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风雨老宅院”

    人挪了窝，总不免想起老宅。“事如春梦了无痕”，老事儿记不住了，一想老宅，却仍如目前。我1978年考研进京，不算“老北京”，当然不可能拥有一个四合院，东四十条口那个京城独有的哥特式建筑就算是我的“老宅院”了。

    我进京城，先在这里落脚。四位研究生合住一个大房间，我用两个书橱当“隔断”，构建了自己的一角，另有一张桌、一张床，潜心读书，一晃三年；现在想来，那是我平生最惬意的一段生活。“文革”后“百废待兴”，我们那个刚建的研究生院可以说有校无舍，学生有借住小学的，还有住大车店的，我住“总理府”，很满足。上课在北师大。墙边空地上，搭一些民工式的板房，院办、教务处、阅览室、教室全在其间，上大课，则另借师大的教室。那时，吴敬琏给我们开基础课，讲《资本论》。我还听过任继愈讲佛教，算是选修课罢，原来只知毛著、鲁迅，猛听“六道轮回”、“大乘”、“小乘”什么的，很是新鲜。

    这个大院有好几个名称：铁狮子胡同1号；人民大学老院；段祺瑞执政府。后来，东城区团委又给它立了一个碑：青年教育基地——“3·18惨案发生地”。这惨案发生在遥远的1926年，可我总觉得亲睹了那段历史。某日去上班，大院进不去了，门口被“五四”学生模样的一群人堵得严严实实，众位举小旗，一人在前面喊，要冲开紧闭的门；门被冲开，迎面，执政府卫队荷枪实弹，列队阻挡，学生激昂地呼口号……这拍摄电影的情景正是以“大沽口事件”为发端由李大钊领导的学生请愿运动的复映。

    这是实景实事的拍摄。更多的，是借这里的外景拍各样的片子。我刚入住这里，就先见到了在院子里溜达的孙道临，他大概刚拍完《李四光》，左看看，右看看，样子很悠闲。后来，这里又拍《血战台儿庄》，食堂的厨师一下变成了李宗仁会议桌边的军长，我被拉去演暗杀韩复榘的杀手，跟导演学了半天扣扳机，打那不装子弹的手枪。再后来，这里又拍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系列电视剧。

    段祺瑞手上有血案，却也给京城留下了一处很另类的“西洋景”。据说段祺瑞在德国留过学，就在这儿搞了个“德式建筑”。又有人说这是哥特式建筑，我看有点“哥特”的意思，却缺少典型的“火焰式”尖顶。然而有一点确定无疑，这建筑是“内洋”而“外中”。此话怎讲？院内所有楼房都是洋式的，大门却是纯粹中式的门楼子。某年，拓宽马路，推倒了大门楼子对面的平房，露出一个尘封多年的影壁，一看就是跟大门配套的，这更是“中式门脸”的明证。院内建筑群的外廊，有的用欧式拱门，有的用中式漆柱，也是中西杂糅。没有石雕，一律为砖雕，但砖雕是西式图案，绝无中国的龙凤。不管怎么说，这“洋玩意儿”在皇家园林统治的京城很“扎眼”。它至少有一大用处，取西洋景，不必另建“拍摄基地”。

    这大院给我最深的印象却与朱自清相关。这里没有朱先生的旧居，却留下了他的英勇的足迹。我原以为朱自清是最儒雅的，他的一篇写月下独步的《荷塘月色》甚至招来“游离于革命之外”、“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责难，人们实在并不了解他的另一面。他曾经翻越过这个大院的东门，那可是枪林弹雨中的一越。不妨引用《执政府大屠杀记》中的一段文字：“这时枪声未歇，东门口拥塞得几乎水泄不通……我还在人堆上走。这个门是平安与危险的界限，是生死之门……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命运这才定了局。”当时，朱自清作为老师参加了学生示威。示威者从南门进，卫队开枪后从东门逃，朱自清怎样英雄地冲进南门，我可以从那天看到的拍摄现场想象出来。

    从此，文人朱自清在我眼中成了猛士，我也记住了他曾命悬一线的那道门。我读研后搞研究工作的办公室就在大院的“东院”。我特意看过这早已废弃不用的东门。墙高，门也高，朱自清竟能翻越这样的门！后来，这门被拆掉，缺口处，胡乱堵了些砖。那两扇锈迹斑斑的西式铁艺门就倚靠在一个车库的外墙边。别人，大概从来不会瞥它一眼，我去食堂吃饭路过这里时，却每每深情地看它。这门，是历史的见证，按说该保留的。况且这大院本就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更让我惴惴不安的是，它，终于从车库边消失了。我不知道它的去处，只怕它被当作废铁回了炉……

    想不到，我竟在这个风风雨雨的大院走完了职场的全程。“物是人非”，存留的，只有这“凝固的音乐”——建筑艺术了。快退休时，我才想起请一位老同志帮忙，在这大院拍了一组纪念照。实现人生转折、记录着改革年代的那间大房，早被别的研究所占用当资料库了，我只好把廊檐掩着的黑洞洞窗子和守在窗边的一棵老槐当背景，配上我这老迈的身躯，留了一个永久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