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城市性格

谁的北京？

    自1421年（明永乐十九年）成祖迁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至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复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五百余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清代前期满汉分居内外城，界限分明，城市公共生活的特征尚不明显。清末民初，满汉杂处，且大量来自外地的官吏、教员、学生、文人遍布九城，形成了近代北京独有的公共空间。

    这座城市的最大特性，是居住者阶层区分极为明显。政府官吏、学校师生、报馆文人，几乎组成了另外一个城市。完全可以想象，多来自外地的知识阶层，与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隔膜，北京作为首都又是怎样将举国的目光吸附在政府更迭、要人行踪和大学风潮上。在新华门、东交民巷、中央公园、沙滩、吉祥戏园之外的另一重世界，很少出现在知识阶层的眼中和笔下。顾颉刚于1925年“发现”了北京市郊的妙峰山香会后，不禁感慨道：“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作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连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降，北京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工商业者和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施坚雅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一文中指出：19世纪晚期，北京的中心地位不是来自于人口众多和工商业发达，而仅仅是一个行政权力集中的首都。“北京的人口比人们对华北这个大都市预计的多不了多少；如果它构成全国一体化城市体系之巅的话，那它还不到原来该有的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因此，主要由外来知识分子构成的北京中上层社会的群体认同，与其说是针对具体的城市“北京”，倒不如说是指向“首都”这个巨大的符号。

    北京的这种特性，一旦剥离掉“首都”符号，便可见得分明。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列为中央直辖的“特别市”，数年后再降为普通市，隶属河北省。于是名宦巨贾，十室九空，房价大跌，市面萧条。梁启超1928年《与思顺书》的描述是：“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京津每个机关都有四五伙人在接收）……”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称：“十年时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北平是没有工业的，迁都后剩留的商业，主要是围绕着大学、文化机构的种种，俗称“吃学生饭”。

    被剥离了“首都”符号的北京，说好听点，叫做“文化城”，当年汉花园的一班诗人，径直叫它“边城”。可不是吗？经济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欲与边防需要（明），或是意图保持统治者与发祥地的血脉连系（清），何苦将首都放在与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遥的华北，让漕运成为一件耗力费时的大难事？

    在这个意义上，我常说，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悬空的城市，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等。80多年过去了，我在北京也住了十余年，但感受仍与顾颉刚先生差不太多：有同学朋友在各部委，大致知道“作官的生活”是怎样；“作师的生活”不必说，日日在其中打熬；余下的，便是“优伶和娼妓的生活”——娱乐圈的那点儿破事。

    变化不是没有，至少应加上“作白领的生活”。而北京市民的构成，与当年比也大相径庭矣。民国、共和国，两次大移民入京，近20年来，城铁与9字头公交上，坐满了背井离乡的外省青年。

    因此，所谓的“老北京”，也不过是一些怀旧与炫示的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鸽哨，爆肚，豆汁，空竹，风车……这些已不属当下的生活方式，而更像是对传说中的老北京的一种戏仿。如能起老舍于地下，他还会继续赞美新北京吗？

    “北京”已成为一个暧昧而多义的词汇。对于一名学子，北京除中关村学院路外尚有何物？对于一位白领，北京除CBD西单外尚有何物？对于一个北漂，五环之外，798，石景山，才是更真实的北京。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它众多的面相，却没有哪个像北京这样多元而分裂。纽约是多元的，但有多少非北京的住户会乐意在T恤上标明“I LOVE BEIJING”（我爱北京）？2001年，“北京市民”曾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北京新地标”，毫无意外，国家体育场、国家歌剧院、央视新大楼均赫然在列。而今，有多少“北京人”在为鸟巢、巨蛋、大裤衩感到自豪？有多少人是被外地亲友拖着拽着才初度见识了这些建筑的真面目？——我交代，我的认知范围内不包括出租车司机之外的“民众生活”，也许好多人真希罕那些个城市脸上的疤。倘如此，则更能说明“北京”在其居住者的不同群落中享有多么分裂的印象。

四种人的性格

    历史并不是真的那么容易被淘洗干净。从清末到新世纪，一百年光阴，万象幻灭重生，有些东西却寿于金石，不易湮灭。城市性格亦复如此，虽人事已非，性格却总有或显或隐的传承。

    描述城市性格，有多种进路，以我之见，最有效的还是“身份”。身份之中，有客观的限定，也有主观的认同。户口之有无，职业之分工，是显性的认定；归属感之有无，参与性之多寡，则是隐秘的情绪。前者大浪淘沙，与时俱变，后者却如平坦的河床，默默累积亦默默存续，却范囿着整条大河的流向。

    不妨依古法，分北京之民为士、农、工、商四类，分述其性格。

士   士列四民之首，在古时或为官本位的等级使然，如今则表现为知识者与媒体合谋，时常有“小众引领风潮”之举，以话语权及关注力而言，仍大部分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1949年前，大部分“士”基本只是城市的过客，首都于他们只是“寓所”而非“住所”。这中间的分别，施坚雅认为是“住所留在人们的故里，而乡里籍贯，在连续数代中实际都是一种身份特征；与此成为对照，寓所则是短时之需，虽则这个短时可能很容易延至几十年……对于在衙门里任职的人，他们的寓所几乎全在城里，但他们的住所则更均匀地散布在或属于城市体系，或相属于农村体系的聚落之间”。京师中不乏三世以上的住户，仍恋恋于故里的情形，如清末《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三世在京，房产亦伙，本人操着一口京片子，信函文字却每每署“长洲彭诒孙”（诒孙是名，长洲是苏州属县），他们的地域认同决不在畿辅之地。

    京城被视为行政中心却非文化中心，真正的“名山事业”不是依托此地能为，帝国的文化版图星罗棋布。牟复礼分析道：“学者、诗人、思想家、著作家与艺术家，一生中常着宦游，因而也必有一段时间远离乡井，寓居于城市。但他们最多产的年头，却常是他们过闲居生活的年头，那时……他们非但没有集中于国内一两个大城市，而且还分散得很广，也颇有住在农村各地的倾向。”为官甚苦，君恩莫测，即一二品大吏，也从未存心终老京师，一有机会便要求休致还乡。乾隆时，张廷玉三朝元老，苦求回乡，高宗猜嫌他掌握太多政治秘密，一再阻拦，甚至作诗斥责。这是一个特例，却可以见出常态之一斑。

    总之，“士”与北京，精神上是疏离的，此地生活水平较高，气候不佳，区域过大，实在不是宜居之处。迫于个人发展的需要，不免以盛壮之年，孜孜于是。现代的“士”，因乡镇士绅社会的崩坏，已无退所，多半只好与此城相始终，但内心每怀乡愁，与“首都”符号下的“北京”格格不入，或自我构筑群落，制订内部通约规则，或离群索居，仅以单位为取食之地。

农   北京不断外扩，旧日郊村尽入版图，但北京城市化程度若何？别的不说，单说服务业，出租车、饭馆、宾馆，多以本地人充任，而诟病最多亦集于是。民国文人，曾为北京这种性格下一断语曰“都市里的村庄”，因为民间社会的行事规则，完全还是按照村镇里的熟人社会方式，即使居处已改为楼房小区，人们仍以“街坊”互称，以菜场、道旁为议事场所。熟人社会之内，按人情伦理办事；熟人社会之外，则损人利己不为恶举。这里面没有现代商业伦理的空间，故也谈不上服务意识。外来人辄曰“北京人个个是爷”，实则中国乡土社会，无不欺生，借此产生凝聚力与自豪感。

    20世纪之前，北京的管理分内城外城，内城归步军统领管辖，外城由巡城御史治理，主司缉拿偷盗，排解纷争，兼及风化民俗。这与不算干部的村长所司，也差得不远。民众生活的垃圾便溺，往道旁一倒，就算完了。京城大道，中有甬路，比街面高四五尺，“通通是土，且因为多年的腐败物质，都在土中，所以都是黑色，其脏无比，偶溅到衣服上一点，是永远不能去掉的”。所以有众所周知的对联“无风三尺土，微雨一街泥”，又说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下大雨的时候，街边简直就是个泥潭，老舍笔下的龙须沟就是这么形成的，常有狗马羊鸡甚至小孩掉进泥沟里送命的事。皇皇帝都五百余年，就是这么脏臭污乱地过来的。这种卫生自治的情形，跟农村委实差不多。

    四合院如今被尊为“生态民居”，实则自农村原样移植，但这种移植是否科学，大可存疑。齐如山说当年有句话，叫“夏天不进京”，因为“北京外城有一道城墙，已经窝风，城里还有皇城、禁城两道城墙，都比房屋要高，那还不热？”四合院里，除了北屋住着舒服，东、西、南三面都有缺陷，张恨水听老北京俗语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所以四合院本身象征着科层社会的秩序，主人主妇住北屋，亲戚客人住南屋，西屋一般住佣人，东屋做厨房，有时也住下人，等级分明。老百姓如将自住屋匀出来租住给官吏、学生等“上等人”，一定是让租客住北屋，自己在东西厢委屈委屈。

    托首都的福，北京“吃瓦片儿的”成为一大行业，老住户多多少少有几间房，常常单靠出租就能过上小康日子。这也可以解释北京人为什么多有“爷”的脾气，因为他不需要辛苦求职，干好干坏不过是一种补充。北京的出租房在国内都市中不算价格顶高，但性价比一定是最差的，房东往往什么都不管，家具大都烂糟糟，连装修都要租客自理的也不少，此皆归因于“皇帝女儿不愁嫁”，除非高价租给外国人或外企员工的房屋，才能有些档次。老北京住户投资房产热情高，对其他理财方式兴趣缺缺，这也是传统心理积淀加上现实刺激的结果。论及服务的产业化、规模化，北京也是大城市里最差的，连锁超市大而无当，小型零售店少且差，乡镇式的早市倒是遍地开花。

    北京的社会生活方式，基本上可以视为乡土社会的孑遗。

工   北京自来没什么工业，有的只是些小工艺，如锡器、铜器、缝纫、裱褙之类。二三十年来说得出来的首创，大概只有中关村。这个号称“中国硅谷”的高科技区域，发展20多年后，看上去还是像一个超级的攒机工场。苹果的中国首家体验店不放在这里而设在三里屯，实为明智之举。借由清华毕业生视频作品《寝室夜话》传播的新民谚：“中关村男人，有钱，不会玩；三里屯男人，没钱，会玩；建国门男人，有钱，会玩。”表达的正是北京白领生活的区域化认知。中关村给人的感觉是货品齐全，但创意欠奉，既无法提供高档的科技消费感受，也比不上深圳华强北的眼花缭乱无奇不有。

    这让人想到北京的工艺。北京的工艺，也是托赖五百年帝都，招致了天下的能工巧匠，讲雍容，论精巧，无不执全国之牛耳。不过，北京工艺以老字号祖传手艺相标榜，好处在不走样不离谱，坏处在无革新无创制。自明以来，北京是世界上最方正、街道最平直的城市，但凡有条斜街，一定要在街名上标明，如烟袋斜街、李铁拐斜街、樱桃斜街，所以北京“说方向，永远不像外国说左右，他永远说南北东西”。这当然是因了北京不是依山傍河而建，而是人工设计以成的“八臂哪吒城”。这种建筑格局投射在居民心理上，一定是严谨整饬而不尚变通。网上交流泡妞经验，都说北京女孩一大好处是会讨老人欢心，能做到这一点，非从小夹磨不可，讲规矩，守礼节，虽说世风日下，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规矩多，人必得压抑自己，好面子，肯耗财买脸。可要是耗不起财，提不足劲，又当如何？这就逼出了北京人的两件脾气，一是“京油子”，甭管多重的话，他能绕着把它化解喽，或是绕着弯子骂人，表面上还是恭维你，你要不知道他本意，可得猜上老半天；另一是“说大话，使小钱”。《正红旗下》写旗人好面子又穷，种种行径，让人好气又好笑。到现在也是，跟北京人喝过酒拍过胸脯的人都知道，酒桌上，说什么都没问题，哥哥兄弟叫得倍儿亲热。事能不能办成，两说。

商   北京人一向以街道平直宽阔自傲，齐如山回忆，清末民初，北京的大街，便“可以并行十辆汽车”，又有对联云“自街东望街西，恍若无，恍若见；由城南往城北，朝而出，暮而归”，极尽渲染之能事。可是按《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看法，这是不合理的城市格局，因为不利于商业。

    这一点毫无疑义。自清末入民国，北京或北平的大街一直在缩减之中，而且越是商业发达地区，如东四、西单，大街的窄化速度越快。这是商家花钱与地面官串通所致。齐如山感慨说：“从前的地下泄水沟，都在大街两边，现在有许多地方，都在各商号柜台之内去了。像朝阳门、阜城门等处，有几段大街还相当宽……这就是因为各该属商业永未发达的关系。”

    近年有好些书和文章，批评共和国时期的北京建设。这个建设的总体思路，就是“求宽求大”，拆城门，扩马路，当时人人额手称庆。“文革”时有人突发奇想，开一条宽马路从太和殿前穿过，让三大殿成为“人民的休息场所”，够多么方便啊！天安门广场，世界最大，长安街，这头望不见那头，够多么气派啊！问题是，老百姓过日子不是总在航拍状态，要那么大干什么呢？难道因为北京没有自然河流，所以要开出若干条“路河”来吗？

    老北京解决这种矛盾，是将“胡同”与“大街”截然分开。你想，妇女小孩子，是不让他们上大街的，生意买卖则不在大栅栏的铺子里，就在东安市场、隆福寺里，大街宽点窄点，有什么打紧？可到了如今，还能这样吗？

    老北京的商家，出了名的和气生财，童叟无欺。所以齐如山晚年，很怪“上海的腐化风气”传到北京，弄得商场风气一日坏似一日。现在回头看，上海的商业伦理是最现代、最完足的。北京的商家虽然人情味浓，但他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稠密而多次博弈的基础上的。入民国后，旗人生活困苦异常，其中有个原因，是清朝许多旗人靠赊账度日，抵押品是皇家定时发给的“铁杆儿庄稼”，一旦朝廷倒闭，旗人也就失去了抵押品，又素无谋生技能，多仁义的商家也不能拿钱打水漂玩儿。

    老北京商业的一个好处，是不贪多好强，比如“大酒缸”，卖酒不卖菜，宁愿把生意让给隔壁饭馆；二荤铺，总是老老实实卖面食，东来顺已经做到三层楼那么大，还是除了炮羊肉、涮羊肉，别的一概没有。在北京，限于步行可及的九城内，商铺各安其分，各擅胜场，无形中构成了行业规范与分众消费。竞争是通过年资门槛实现的，新店通常站不大住，老字号也得想办法保持自己的老主顾。那时的外国人、外地人，都承认北京住着“舒服”，因为不用动脑筋，一切都是现成的，甚或做学问也以此处为佳，因为不仅往来商户是固定，而且四季分明，何时该穿什么，该吃什么，都有定规，完全不用操心。比如说服装时尚，一定是上海的妓女先兴起来，很快传染本地的摩登仕女，一年后传到北京的妓女身上，再两三年，传到北京城富贵人家的姨太太身上。至于大家闺秀、正室太太，永远不理会潮流，出门身上的衣服总得带着樟脑味儿才好，有香水味就会被人说是姨太太。这是北京守旧的一面，但守旧本分未尝不是好事，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太太，听说每月总要飞一次纽约去逛街的，那也比在海德堡开一个MALL强吧？

    概言之，北京的城市性格，是“大而正”，唯其大，可以兼容并包，对它不满的人也可以自筑天地，日复一日地过下去；唯其正，有着农村式的内向与固执，外国的、南方的、时尚的、新潮的，思想也好，器物也罢，很难动摇这座城市的根本。它已立在华北平原的幽州故地八百余年，还将继续屹立下去，直到水涸地陷、风沙掩埋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