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叫孙敬修

    我的母校汇文一小，原来叫“北平市私立汇文第一小学”，北平解放后改称“北京市私立汇文第一小学”。我现在仍保存着1950年7月尚幸民校长签发的“初小毕业证书”。

    1948年，我家从沈阳搬到北平，我考取汇文一小三年级插班，进入三年级乙班，妹妹进入一年级，四岁的弟弟进了汇文幼儿园。开学前要交学费，当时物价飞涨，金圆券不值钱，学校要求新生注册每人要交一袋洋面。我清楚地记得报到那天，父亲叫来一辆洋车，带妹妹坐车上，脚下放着三袋洋面，叔叔则带着我紧跟在车后，到学校交了洋面，完成了注册报到。

    当时我家住在西观音寺95号，出院门向东几步路、路北是方巾巷，路南是闹市口胡同，顺闹市口一直向南，路过东西裱褙胡同再向南到达苏州胡同。苏州胡同分两段，以闹市口为界，西边叫苏州胡同，东边叫苏州胡同下坡，与南北方向的沟沿头街相交，顺沟沿头街一直向南走就到了城墙根儿。城根东面一大片围栏里是德国坟地，西边是汇文中学高高的东墙，德国坟地北边有一条胡同叫毛家湾，进毛家湾向东走就到了盔甲厂，汇文一小就在这里。这便是我每天上学走的路线，是很多同学的必经之路，也就是现在加宽了的站前街。

    学校有南院和北院，进南院左右各一个月亮门，左边院子里有体育室和体育器材室，右边进去是一个露天大操场，是学生上体育的地方。汇文一小体育在市里有名，田径、足球、垒球都很棒。

    学校北院是教学区，校门不大，门前有石板台阶，拾级而上，进门后首先见到的是个大影壁，绕过影壁可见花园式的大院，向前走是一片走廊式的葡萄架，丰收季节一串串的葡萄让人垂涎，老师们摘下葡萄分成份儿，学生们排队领葡萄的欢乐景象至今历历在目。学校教育学生要学孔融让梨，领了葡萄的学生都会高兴地拿回家去交给家长，没有人独吃的。

    横穿过葡萄架再向前走，绿荫之间是礼堂兼饭堂，它的左右两侧都是教室，教室前有长长的走廊，即便是下雨天，课间时同学们照样可以户外活动。

    校园的最西边另有一个院落是汇文幼儿园所在地，每天我要送弟弟进了幼儿园的门，再去自己的教室。

    汇文一小当时分初小部和高小部，一至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为高小。四年级读完，学校发“初小毕业证书”，读高小，要报考，录取后才能进入高小学习。当时的校长是位白发姓尚的老先生，听说是从美国来的。我到校后没多久他就调往天津了。他的女儿随后也从美国回来任校长，就是我毕业证书上签章的尚幸民校长。

    我所在的三年级乙班班主任姓张，二十岁出头、白净脸、留着时兴的分头，戴副白边眼镜，白衬衫、灰裤子，讲课时语速缓慢、声音柔和，板书工整、字迹清秀。张老师总爱穿中式布鞋，袜子的后跟是破的，露出了脚后跟，露出的部分像鸭梨，因此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后跟儿”，又叫“大鸭梨”，这是因为我淘气，被张老师罚过站，我一气之下给他起的外号，其实我心里佩服他课教得好。

    开学的后一天，我早早到了学校，见门口站了好多国民党宪兵，押着三个学校的职工出来上了汽车。后来南院大门紧闭，学校通告体育课暂不到大操场。据说是南院大操场里开进了几辆坦克，晚上有地下党朝南院上空打信号弹给围城的解放军报信儿，所以宪兵一早就抓了晚上值班的职工。此后一连几天，每晚学校仍有人打信号弹，宪兵知道抓错人了，一周后抓的人放了回来，体育课恢复在大操场上课，坦克开走了，坦克轧出的痕迹成了男生议论的话题，一直到放寒假。

    寒假当中，北平和平解放了，新学期第一节语文课，进来的不是班主任张老师，而是教导主任孙敬修老师。孙老师说：“从今天开始我代理你们班的班主任。大家还记得上学期南院开进坦克，有地下党打信号弹的事吧！你们知道是谁打的吗？”同学们一脸茫然。孙老师提高声音说：“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张老师！”全班同学一片哗然。孙老师又说：“张老师为了救那三位被抓错的职工，自己冒着被抓的危险，又打了几次信号弹！现在张老师已经调到市里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去了，语文课由我来教。”瞬间我对张老师肃然起敬，也后悔给张老师起了那样的外号。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了张老师的消息。张老师是我有生见过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文弱的张老师居然是位“仗义”的共产党员，从此共产党员的美好形象深深地埋进我童年的心中。

    很多人只知道孙敬修老师最会给孩子们讲故事，尤其孙老师讲的《西游记》，孩子大人都爱听，其实孙老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我记得孙老师给我们讲“雨花台、中山陵”课文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就画出了雨花台、中山陵。讲到雨花台烈士，透过孙老师厚厚的眼镜片，可以看到他眼里满含着晶莹的泪花，悲壮的故事讲完，孙老师的眼泪也流了下来，同学们都哭了；讲到杭州西湖课文，孙老师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西湖、苏堤和断桥,还有三潭映月，不但有景还有小人。从此同学们亲身体会了，孙老师不只讲得好，而且画得好，大大提高了同学们学习的兴趣。多年后当我亲临杭州西湖旅游，依然怀念孙老师的课，真是讲得美、画得真，听孙老师的课有如亲临其境。

    孙敬修老师的课堂上要么鸦雀无声，要么欢声笑语，能成为孙老师的学生，我深感荣幸，他不只教给我们知识，还使我们看到什么是多才、多艺的精彩人生。

    孙老师还教过我们美术课。一次孙老师问大家：“你们会画人吗？”很多同学都喊：“会！”孙老师说哪位同学上来画画。我在班里坐在第一排，高举着手第一个冲上讲台。孩子们初画的人都是大脑袋、小身子，两只胳膊呈八字，奓奓着分在身体两侧，我画得也不例外。孙老师问：“这位同学画得好吗？”有人说好，有人喊不好。孙老师笑着问：“他画得是人吗？”同学们一致答：“是！”孙老师说：“这位同学好的是，他很勇敢，第一个上来就画，画的是人而不是别的动物。缺点是他画的不成比例，胳膊腿还都直愣愣的！人要都这样，好看吗？”同学们都笑了。

    接下来孙敬修老师给我们讲人体的比例。孙老师讲比例，不是用枯燥的数字，而是拿出几支火柴给大家看，然后在黑板上画了一支头朝上竖着的火柴，指着火柴头说：“这好比人的头。”又指着火柴杆儿说：“这比做人的躯体。”又画一支火柴横放在火柴头下方呈十字状，说：“这是人的双肩。”肩下又画两支火柴比做人胳膊的上臂和小臂，躯体下又画两支火柴比做人的大腿、小腿。然后问我们：“这像不像人的骨架子啊！”接着又画了好几种不同姿势的用火柴组成的骨架，有跑的、有跳的，各种形态。孙老师说：“只要给骨架穿上衣服，这个人就活了，也成比例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自己画各种不同姿势的骨架，看谁的想象力丰富。以后我再教你们怎么给骨架穿上衣服，再教你们怎么画头、脸、眉毛、眼睛……”同学们高兴极了，从此画艺大长进，很多同学喜欢上了美术。

    汇文一小有校歌和校徽。同学们传说校歌是老尚校长作词，孙老师作曲。圆形校徽图案也是孙老师设计的，由汇文一小四个字组成的一只展翅雄鹰。给我印象很深，现在我还能画出来。

    校歌我记不清了,同学们传说孙老师作曲的歌我还记得两首，一首是《小白菜》——“小白菜呀滴滴黄呀，七岁八岁没了娘啊，跟着爹爹一样过呀！就怕爹爹娶后娘啊！”另一首是《摇小船》——“摇小船，摇小船，今天聚会赛一赛，船身小，胆量高，不怕浪头险。努力！努力！齐努力！追过前船争第一，追、追、追，过、过、过，齐唱得胜歌”。据说都是电影里的儿童歌曲，我无法考证这是否是孙老师作曲的歌，但是在那孩童时代，同学们都坚信那是孙老师作曲的歌。

    北平解放后，汇文一小里一片欢天喜地，同学们从家里拿来细竹竿，锯成一人高长度，两头锯口、中间放两片圆铁片或铜钱、穿上钉，两端扎上红绸条儿，就做成了“霸王鞭”。同学们跳霸王鞭舞、练霸王鞭操，打起来哗啦啦地响，令人振奋。

    当时还没有少先队，就组成儿童团，同学们都是儿童团员，早晨校门口值勤站岗也拿着“霸王鞭”。值勤的儿童团员检查学生带没带水杯，检查剪没剪指甲，指甲长的不让进校门，旁边有老师马上就给剪了才能进。晨检时，学生排队进礼堂，在长背椅上坐成一排排的，医务室医生给点眼药水，还给全校学生种牛痘、全面检查身体、打结核病试验针预防结核病。

    我们学唱的第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期末音乐考试就唱这首歌，我因为唱得好，还被音乐老师选进了校合唱团。学校举行文艺演出，合唱团也唱了这首歌，还唱了《王二小放牛娃》。我们班吴宝明还演出了秧歌剧《刘二识字》，李复兴跳的是独舞《俄罗斯水兵舞》。

    四年级乙班，班主任是张慎之老师，字好，讲课也好，他是北大毕业生，他的儿子张晨兴是我们汇文中学初中的同学。新学年学校宣布新规定：考试第一名者全免学费、第二名减半、第三名减三分之一，实在有困难的还可申请减、免学费，但要经过一定的申请、批准手续。

    汇文一小的学生纪律严明，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的以及下午放学时，要排队走，住家最远的任“路长”。队伍顺沟沿头一直向北走，快到家才能报告路长后离队。我们的路长戴鑫英住史家胡同，也是东北来的学生，会打拳,半伸着脖子、身子一蹦一蹦的打出拳头，他自称“洋拳”，我叫它“王八拳”他也不恼；同班里还有蒋思云同学，他是抗日名将蒋光乃的儿子，家在沟沿头中段路东一个深宅大院里，他带我到他家玩过几次；同班的马文同学喜欢作文，家住马匹场，途中就告别离队穿胡同向东不远就到家了；刘东山家在沟沿头铃当胡同口。他家是山东人，在京开粮店，院子的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双开的黑色大门很大，是运粮车进出的，一扇大门上开有走人的小门。

    沟沿头、闹市口、西观音寺，随着修长安街和北京站，前后脚都拆了，学校也迁址了，不知道同学们的家都搬到哪儿去了。1960年一次去美术馆看画展，遇到了吕惠江同学，他已从美院附中毕业又考上了美院。他说马文同学考上了北大中文系。

    如今我已步入“古来稀”之年，难忘的母校、尊敬的师长、亲爱的同学们，你们都在哪里呀！你们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