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零食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读小学时，家住西皇城根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胡同口老槐树下，二大爷摆了一个零食摊儿，摊儿上的零食是我儿时美食的主要记忆。

    那个零食摊儿，就是两条板凳架张床板。二大爷家紧挨胡同口，床板夜里睡觉，白天搬出来摆摊儿。床板上挨排摆着用画报纸糊的口袋、盒子，里面盛满各种零食，还附带一些洋画、弹球什么的小玩意儿。花花绿绿的，很招小孩子。

    零食主要有炒豆、米花、糖块、干果等几类，又因做法不同、时令变化，翻出好些花样，像炒蚕豆，干炒的，特硬，也叫铁蚕豆，吃起来嘎嘣脆，耐嚼，带着蚕豆别具的香味；泡过炒的蚕豆，皮裂了口子，又叫开花豆，好剥，较酥；还有裹了彩色糖衣炒的豌豆、黄豆。糖类大多是用饴糖加工成不同形状，圆的糖球、粽形的糖块，插在竹签上的棒棒糖；冬令时，还有麦芽糖瓜儿。干果常年有酸枣和酸枣面、山楂片、杏干、海棠干；秋冬季，或有柿饼、黑枣、核桃。米花类有爆玉米花、爆江（糯）米花、用饴糖拌米花打成的米花球、切成条的米花糕、染上五颜六色的彩色米花。

    早先，零食大多是裸着卖的，没包装，能装衣兜的，直接给你装里；不能装的，用废报纸折的三角袋盛着。记不清从啥时开始，约莫是在玻璃纸时兴起来之后，散货、直接入口的零食才“穿上”红红绿绿的透明外衣。

    卖零食是不用秤称的，除去论个儿卖的，都是用手约（抓）的。二大爷那又糙又黑的手就是标准“秤”。为了让二大爷“手上留情”，我买零食时，总是举着钱，昂着笑脸，离摊儿几步远，就甜甜地送上一声：“爷爷好！”二大爷喜上眉梢，满满地抓一把蚕豆，装进我衣兜里，“谢谢爷爷！”二大爷更喜欢我了，又捏上几颗豆像是饶头儿。其实二大爷对哪个孩子都一样，他的“心秤”是八九不离十的。

    买零食花的钱大多是一百（一分），论个儿卖的，也对应着一百的价值。棒棒糖、糖块、米花球等都是一百一个。买零食钱的来源有向爸爸妈妈要的、“奖励”的和从早点钱中“节省”出来的。那时小学生七点就要到校上早自习，清晨在家来不及吃饭，要带早点到学校，由值日生送到锅炉房去熥上，下自习后在教室吃。遇到家中没现成可带时，妈妈就会给五百早点钱，让自己到校门口的早点铺去买，那是最惬意的事了，不单可以买白薯、油条、煮五香豆那些个好吃的，还能想法儿省下一百，好买零食。

    谁买了零食，总要给一起玩的小伙伴分一点儿。向人家要零食吃也是习以为常的，还有约定俗成的动作和词儿，须到对方身边，把手伸到面前，嬉皮笑脸地悄声说：“给点儿、给点儿！”遇有对方不给时，伙伴会愤愤地以“不跟你玩了”相挟和自慰。有次我买了一包酸枣面，要回家沏着吃，伙伴伸着脏兮兮的手要，我稍有迟疑，伙伴就说：“恁抠儿，那天我买的棒棒糖都让你嘬了两口呢！”我生怕他不跟我玩了，赶忙让他用食指蘸了两下酸枣面伸到嘴里去吮。那时特馋糖，不知从啥时零食用上了糖精，炒豆、爆米花都用糖精水淋过，丝丝甜味，聊以解馋。有一次，母亲洗衣服，我和弟弟帮助抬水，特“卖劲”，妈妈奖励每人一百。我们撒腿跑到二大爷那儿，各买了一个用玻璃筒装着的爆江米花，我放了几粒到嘴里，尝出是甜中带苦的味道，知道里面有没化匀的糖精粒，赶紧吐在手里，捧回家，放到杯里冲了一大杯“糖”水，和弟弟美滋滋地喝，以为捡了个大便宜。

    岁月流逝，世事沧桑，过去的很多事物逐渐淡出了生活。面对现实的新世界，儿时零食和无数往事一起不时浮现在眼前，耐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