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号簿承载百年变迁

    今天的电话号码簿，或者说是“大黄页”，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早期的电话号码簿或许见过的人并不多。从可考的第一本北京电话号簿至今，北京联通的电话号簿承载着百年的变迁。这些形成于上个世纪、承载那个时代历史记忆的老电话簿，穿越了整整百年的历史，翻开这些发黄的老电话簿，读着那些古意盎然的老街、老行当，看着那些古朴的老广告，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上世纪初的北京城。

    老号簿探寻老北京

    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里，有本印有《宣统三年正月刊》的老号簿手抄本，这本1910年出版的电话簿，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本老号簿可以说是可以考证的最早的一本公开出版的北京电话号簿，至今整整100年。

    翻开这本老号簿手抄本，会发现那时的电话号簿都是竖版记录，列出的电话用户包括政府机构、商铺、银行、医院、学校、报馆、书局，都以“单位名”+地址的形式出现，比如吏部衙门/度支部街、内联升官靴局/乃兹府等。而以个人名义登记的用户，其中官员电话以“姓或全名”+供职地点+地址的形式出现，比如王宅（翰林院）/烂缦胡同（现作烂漫胡同），王宗羲（邮传部）/北火扇；平民用户只登记全名。

    1910年的电话号簿主要刊登的是位于琉璃厂的南局电话和位于灯市口的东局电话。当时北京城内只有这两个电话局，而且已经从最初的磁石人工交换机更新为共电式人工交换机。南局服务区域是外城，所以号簿中有大量商号、金店、票号、车站、饭店、住宅的电话，著名的老字号如荣宝斋、清秘阁、瑞蚨祥等已经赫然在目。东局服务内城，因此号码中多有衙门、王府等，比如涛贝勒府（东局1013号），就是和硕醇贤亲王奕譞的第七子，光绪皇帝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当时著名的京剧票友。

    在1910年，能在北京安装私人电话的平民并不多，粗略看去有王瑶卿/韩家潭、朱幼芬/韩家潭、王蕙芳/樱桃斜街、张晓山/太仆寺街。前三位是清末民初的京剧名角，后一位开了著名票房；张展云/椿树胡同头条东口，张氏在1905年创办《北京女报》；陈子寿/东四王府马胡同，这是群益书社的负责人之一，后为《新青年》杂志的出版发行人；蒋式/西城根，蒋是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兼董事长。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也讲过当年宫里的“号簿”：“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少年天子头一次打电话找着了名演员杨小楼，还曾恶作剧冒充某豪宅向东兴楼饭庄订了一桌上等酒席，最后“想听听当年‘匹克尼克来江边’诗句的作者”，打通了胡适家的电话。

    这本老号簿并不像现在的大黄页那样按类别排列，或是按笔画顺序检索，而是按照当时的电话号码顺序排列，比如南局第七号是五城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要想找到五城学堂的电话只能一页一页找，所以查找起来极为不便。

    老号簿广告满天飞

    除了宣统三年正月刊这本老号簿，还有几本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电话号簿，虽然外表已经斑驳不堪，内页也早已泛黄焦脆，但是翻开这几本号簿仿佛老北京城商号一片繁华忙碌的景象就在眼前。

    和现在的黄页一样，几十年前的老号簿也做满了大大小小的广告。这些广告最初刊登在封面、封底、插页上，随着开本的变化，在电话号码栏的顶端、边上甚至中间都穿插登了不少广告。广告的色彩也由最初的单色、双色发展到彩色。广告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6年的《北平电话号簿》上，住宅电话已经大量增多，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如周作人（新街口八道湾11号，西局2826）、金岳霖（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4423）、余叔岩（椿树头条4号，南局1566）、俞振飞（遂安伯胡同10号，东局108）、马连良（翟家口豆腐巷7号，分局1466）、沈尹默（北池子妞妞房15号，东局895号）、胡适之（米粮库4号，东局2511）、陈寅恪（平则门大街姚家胡同3号，西局568）、梁思成（北总布胡同3号，东局1202）等等，另外当时清华大学87位教授的个人分机号也都刊登在内，可以看出抗战前北平文化事业的繁荣局面。这本号簿上已经开始刊登广告，可以说是黄页广告的雏形，只是放大印刷的铺号名称或经营项目，顶多加一些装饰，还没有广告语、广告创意的概念。

    1944年的《北京电话番号簿》是北平沦陷期间出版印刷的，前半部分是汉字号簿，后半部分则是日文号簿。让人心惊的是，封面上赫然印着一把刺刀，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这本号簿虽然没有广告，但是整本号簿的印刷精美，扉页上还用四色印刷出来当时的电话覆盖区域，可以说是印刷极为精良。

    到了1948年的《北平电话号簿》，可以看到内页中有的电话单位和号码的字号特别大，很是显眼，这也是一种广告效果，需要支付一定的广告费才能使用大号字。而封底的彩色广告则是北平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打出的“请用飞马啤酒”的平面广告。像这样朴实、直白的广告词，在当时的号簿里比比皆是，不禁让人莞尔一笑。这本号簿每一页的上方和边角都留出了一定的区块发布广告，都是一些有实力的商店、公司来投放。当时的广告宣传简洁明了，比较直接，商人也很会运用“薄利多销”方法。

    时代烙印记载者

    新中国成立，电话号簿也承载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51年出版的《北京市电话号簿》开始，号簿在原来的按首字汉字笔画顺序检索方式的基础上，加入了行业分类检索法，正文部分采用横版直排，分别刊载用户电话号码、名称和地址。当时还没有黄页、白页之分，只是将营业性质相同的放在一处，按官署、司法、学校、工会、商团、会馆、社团、报界、邮电、船业、车行、电话、电气、报关行、进出口、银行、钱庄、汇兑、金店、保险储蓄、茶行、木行、烟酒、油盐、粮食、煤炭、糖果食品、酱园行、书业、印刷、机器五金杂货、海产、京果、树胶、绸缎布店、颜料、肥料、律师、照相、医药、漆器玉器、玻璃瓷器、旅馆、茶馆、商店等60多种行业分类。这种分类检索法既为当时电话用户提供极大的方便，也勾画了一幅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百业图谱。这本老号簿里光“汽车行”的电话就有四五十个，而且还有的汽车行打出醒目的广告写着“租赁结婚彩车”，不知道这算不算现在婚庆服务的祖师爷。

    从《1953年北京市电话号簿》还可以看到许多私营工商业老字号，成就了最后的辉煌。虽然单列“住宅用户栏”(即私人电话)，但只有老用户四页约424户，还是梅兰芳23068、护国寺街甲1号，齐宅23355、跨车胡同15号(齐白石)，梁漱溟65558、新街口小铜井1号，叶浅予41997、大佛寺西大街49号，戴爱莲57102、北池子9号等老面孔……号码虽然增加到了五位数，但是登录的私人电话不增反少。

    1958年的《北京电话号簿》封二大幅彩印“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到了《1965年北京市电话号簿》，公社进了北京城，光是城里就成立了几十个“城市人民公社”:东城区有东四人民公社等10个，西城区有西长安街人民公社等8个，而“住宅”私人电话则进一步减少到只有三页码，而且不列用户地址，并从此取消了这项实用功能。

    1966年“文革”开始，不能正常出版的《1967年北京市部分电话号簿》只有小人书大小，“编印说明”写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电话用户变动较大，各单位的改革工作尚未结束，许多户名、地名等尚未落实，因此不能出版正式的电话号簿……为了广大革命群众查号的需要，暂先编印部分电话号码……未确定的新名列在后面括号内……一九六七年六月。”虽然只是临时性的，但也少不了大红封面和开头四页毛主席和林彪语录。

    那时最风光的电话，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283253、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335795，还有北京语言学院(世界革命大学)890871、天桥剧场(红卫兵剧场)330513等，服务行业不少老字号也改了名，如东四清真饭馆(红卫食堂)442865、山海泉合作饭馆(灭资饭馆)442118……这时就完全不登录“住宅”私人电话了。

    《1973年北京市部分电话号簿》大小与“1967年版”一样，但没有了大红封面，改成了淡墨绿色，还取消了开头几页领袖语录，六十九个街道革命委员会也取代了全市的人民公社。

    1976年下半年打倒了“四人帮”，“文革”结束的《1976年北京市电话号簿》恢复至“文革”前大小,首页只刊出了毛主席的“人民邮电”题词，大红封面是纪念打倒“四人帮”。

    老号簿变身大黄页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电话号簿最大的变化是恢复了几十年久违的商业广告。《1980年北京市电话号簿》的大量彩色广告，充满了摆脱计划经济的早期色彩，虽然还有郊区人民公社，但是告别了“革命委员会”和城市人民公社。“编印说明”特别声明具有版权:“……本号簿版权归我局（北京市电话局）所有，不准翻印。”

    《1985年北京市电话号簿》比1980年厚了一倍，除了大量彩页广告，可喜地又登录了“住宅”私人电话，如张丰胄、劲松803楼783110，范曾、团结湖北里599389，虽然少得只有约230户，但可以算是恢复了老号簿的全部功能。

    1987年，北京电话号簿分成了一本“白页”——《1987年北京市电话号簿——机关事业》，和一本“黄页”——《1987年北京市工商电话号簿》，这两本号簿都是以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天坛为封面，而这也是电话号簿第一次与国际接轨引入了“黄页”的概念。后期还出过合订本号簿，也分白页和黄页。号码开始增到七位，但是“住宅”电话虽然增多，却不再刊登私人地址了。

    过去的号簿是逢单数年两年出一本，属于一种公益性质的事物，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电话大发展的时代，电话不断地增加，电话号码往往三个月就会有变化，所以在每两年出版一本号簿期间还出过作为原号簿的一个补充本的变更号簿，而在1996年北京电话升8位这个重要年份，还专门为此特别出了一本电话号簿，直到2002年之后，北京电话号簿就正式改为每年出版一册了。

    1999年10月，久违了的“购物”长龙又出现在了北京街头，这是市民在领取免费发放的百万电信黄页——“黄页”，是国际上对于“商业电话号簿”的习惯称谓，那回“百万黄页大赠送”，把“黄页”一下子普及到了千家万户，老号簿变成了新“黄页”，“电话号簿”从此变成了一种商业性很强的特殊媒体。

    现如今电话在增多，号簿也在变化：家居黄页、美食黄页、京郊自驾游、京津自驾游、六省市自驾游、北京消费指南、写字楼手册、完全生活手册、玩转北京口袋本等各种分类黄页悄然面世；住宅电话则因保护隐私权的缘故，淡然告别号簿；“黄页”成为用户使用频率最高的号簿，同时也记录着企业数量的增与减；语音查号台和“网络黄页”作为号簿新的形式正发挥着无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