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识摇篮--穆辉小学

    案头放着一份清宣统二年农历二月初九，也就是1910年2月18日的《正宗爱国报》的复印样。那上面的一则题为《热心教育》的消息中写道：“齐化门（即朝阳门）内禄米仓礼拜寺教长金君德龙热心教育，组织清真经汉初等小学堂，招生二十名，以年八岁至十二岁为合格，定于十六（即公历2月25日）日开学”——这，就是我的母校北京穆辉小学最初创办时的珍贵记录。是啊，倘若她还在，该有100年的历史了。

    读着这则消息，不由得思绪联翩，少年时代在这所学校学习和生活的情景仿佛过电影一样，又在我的眼前闪现了。

    1954年，我临近小学毕业的一天上午，教算术的金绍正老师在同学们的簇拥下向教室走来。那时，他已经担任校长，写得一手工整漂亮的、令我们十分羡慕的板书字。因为是毕业班，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便亲自挂帅兼任了我们的算术课——他来公布这次测验的成绩了。

    他一顿一顿地读着，有100分的，有70、80的，也有并不那么理想的。我的心“嘭嘭”地跳，多么希望再得一个满分啊！突然，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张巨龄，98分。”

    “咯噔”一下，我的心一惊，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反正是有点儿不大满足的感觉就是了。

    金老师看了我一眼，仿佛下意识地随口说了句：“退步了哦！”接着，又去念其他同学的分数了。

    那声音像是惋惜，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本来，这也没有什么的。但在那时的我听起来，却不知怎的，竟像小锤儿敲打在心上。想着老师的精心教导和爱抚，不禁有些内疚，鼻子一酸，眼泪偏就“刷刷”地流了下来。

    “哎哟，这么高分数还不满足？”

    “别哭了，98分呢！要是我们……”

    下课了，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围拢过来，宽慰着我。

    那友爱和体贴的情感温暖着我。不一会儿，让我的情绪渐渐平复，继而，一股更加激扬向上的热情在胸间涌起！

    真的，56年前发生的这件事，我如今回想起来，依然是那样的历历在目。

    穆辉小学，正如我在开头说的那样，原是一所私立的“寺校合一”式的民族学校。所学的课程，除了一般学校应有的文化知识外，还设有具备民族特色的“回文”和相应的常识。

    学校坐落在东城区（时称“东单区”）朝内南小街春松胡同（时称“礼拜寺胡同”）1号，也就是现在的24中分校的所在地。路西，一进校门，迎面是砖砌的圆形月亮门，穿过月亮门是一座影壁。圆式的，白地黑字的艺术体阿拉伯文书写在中央，使人一进校门，便有一种肃穆静谧的感觉。影壁的后面是校园，向前20多米，拾级而上，高出院落半米有余的，则是坐西朝东、琉璃瓦镶嵌屋檐的礼拜大殿。殿门前是大屋顶式的进深约四五米的廊子，廊子的南北两侧，分别是一间教室和一间教师上课前的预备室。

    院落里一色的青砖墁地，院南面三间教室，靠东两间的当中夹着一间小办公室，院北面靠东的一间，是我上六年级时的教室，其紧邻靠西的那一明两暗、宿办合一式的房子，是当时在任的家父张子文阿訇的讲堂和他的学生的房舍。从校门到月亮门之间靠北坐东的，是盥洗室（回族俗称“水房子”）。

    院落的西南角，有一条可以从卫生间前直通到礼拜殿后身的夹道，尽头儿是一间不大的小屋，可供单身的老师居住。记得，有一段时间，教我们历史课的刘中兴老师就住那里，我曾多次去过。他那用毛笔书写的，视为座右铭而贴在床头的杜甫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印象深刻。

    院落的面积虽不算宽阔，但这样的古色古香、前廊而后厦的中式房屋建筑，均匀地分布在她的四周，却让人觉得恰到好处，而且一进入其中，就会使你感受到一种肃然景仰的气宇轩昂。

    我能够进入这所学校插班三年级读书，是随家父升任到此的1951年。当时的校长是上面所提到的金德龙教长之子，即前四五年归真的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常务委员金宝田。作为虔诚的宗教人士，他质朴敦厚，恪尽职守于学校的教育事业，受到全校师生的敬重。

    家父时年76岁，与宝田校长之父是莫逆之交，而且上一年又刚从“穆德小学”（现坐落于花市大街的“崇文区回民小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所以，虽主持着宗教事务，但也时时与校长和老师议论“穆辉”的学校教育和未来，很得师生的拥戴。

    我们这些被称作祖国的“花朵”和“第二代”的孩子们，学习在这里，心怀里始终荡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那种欢欣与鼓舞。在今天的孩子们看来是简单，甚至有些单调的课余生活，在我们却感到异样的丰富多彩，那“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五爱”教育，陶冶了我们始终不渝的品格和精神世界，使我至今回想起来，依然禁不住地怀恋与感念。

    记得有一次我走过另一所学校的门口，忽然听到了国歌的雄壮乐曲。当看到院墙里那高高耸起的旗杆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正伴着乐声冉冉升起时，马上立定脚步，目送着国旗，直到曲终。此刻，我的心里顿时有说不出的激荡。这在今天的有些人看来，或许有点难以置信，但在那时的我们，却做得十分认真和虔诚。因为，每当碰到这样的情景，我和我的同学们的耳边都会不约而同地响起老师上课时所讲到的关于五星红旗来历的声音：“国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热爱国旗，就是热爱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新中国，就是热爱祖国。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国歌的乐曲，看到国旗升起，就应当立定行注目礼。”

    那时的我们，心地就是这样纯真而洁净，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始终铭记着老师的教导。而且，每当我们遵照老师的话去做了的时候，心中都会洋溢起无限自豪与欣慰的波澜！

    少年时代的我很喜欢文艺活动，口琴可以独自表演。记得，有一次期末的唱歌考试，轮到我和沈渝洲的时候已经快下课了。但教音乐的师辅世老师却依然执著地为我俩风琴伴奏。我们各唱了一首，不想，竟招引了其他班的小朋友们聚拢在教室外，隔着玻璃“欣赏”起来。也许正是因为这点音乐“基因”，或者后来师老师作为高级教师改任语文课而与我有些同行了的缘故吧，50多年来，我虽然上中学、上大学，并至今“术业有专攻”地仍在语言学、语文教育学，以及回族史学的研究领域耕耘，却始终没有割断了与他的联系。

    在穆辉，我有许多本班和他班的好朋友，但经常在一起的是马春庆、金嘉增，还有金绍琴。他们三个同班，而我比他们高一级，虽然不是同年上学，而嘉增和春庆却成了我的“发小儿”，从年少到如今，虽已年届古稀，却仍然如一地相互关注着。有时，通个电话，谈今说往，忆起儿时的精彩，还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起来！

    课余，我们“玩”儿的最兴致勃勃的游戏，是“租”小人书和“演”幻灯。

    那时，每当放学之后，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将自己所有的“小人书”汇在一处，再裁些纸片当作“钱”，互相“租看”，每“租”一册，便付给对方一张“钱”。大家玩得十分认真，也十分规矩和守信，并不断地从这样的游戏中获得思想的启迪。有一次忘记从谁那里“租”到了一册寓言，其中有一个家喻户晓的《龟兔赛跑》，读后心想，小兔跑到中途骄傲而且睡起了大觉，当然不好，可乌龟只能在人家睡觉的时候超过去，又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要是兔子中途不睡觉呢？于是，暗自警告自己：不学中途睡觉的兔子，也不做那投机取巧的乌龟！

    说起“演幻灯”，其实那“机器”和“片子”都是自己的制作。先用一个糕点盒——那时的糕点盒不是现在这种扁平式的，而是两端面积比64开纸还要大一点的，长足有40厘米左右的立方体。我们在盒的一端挖一个与64开纸差不多大的长方洞，再在这一端两侧的盒帮上，对称各割开一个大约半厘米宽窄、上下长短得当的口子，最后用两片硬纸板做成一个可以从口子中间穿过，并推拉自如的“幻灯片”夹槽。这样，一架“幻灯机”就大功告成。

    接着，我们便找来相应的玻璃片儿，蒙在自觉有趣的画图上描摹，制作“幻灯片”。那时，我们描的最多的是领袖和名人的画像，如列宁、毛泽东、高尔基和鲁迅等。

    就这样，每当一天的课程完毕，那轻柔的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几个，有时还有同校或不同校的其他小朋友们，便一起端坐在长长的门道，将自制的幻灯片放在槽中，用那去掉头的电筒当“电源”，在偌大的白色山墙上放映……

    啊，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幻灯机”，这是我们自己描画的美丽画图的“幻灯片”啊！

    几年后，也就是1954年夏，我小学毕业，并顺利通过了当时回族最高学府——“国立回民学院”（现在的“北京市回民学校”）的独立招生考试，开始了新的，另一种愉快和多彩的学习生活。至今使我为之自豪的是，在这全国招生，只取200人的竞争中，我们“穆辉”的学生就有3名：除我之外，还有我同班的樊文元和冯光甲。

    是的，风雨历程中，“穆辉”离我而去已经56年，她所在街巷的名称，几经变换，“穆辉小学”，以及她那“气宇轩昂”、“古色古香，前廊而后厦的中式房屋建筑”，早已荡然。

    但许多的，除了上面所记述的人和事，还有马丽、穆春英、马成龙、马成斌、郭璐华，以及白立民等老师的名字，他们上课时那抑扬顿挫的声音，那谆谆教导、和蔼可亲的神态，我依然清晰记得。是他们，给了年少时期的我们以思想的启迪和知识的滋养，才使我们得以在一个坚实的学业基础上不断成长、壮大、有所创造，以至于获得更大的成功。

    “穆辉”的规模并不宏大，但一些闪亮的名字，却与她息息相关：毕业于哈军工而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曾荣膺北京市民族团结模范的冯光甲，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北京人艺的国家一级演员谭宗尧，还有我的“发小儿”——金嘉增，他，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指导，曾在天安门城楼上为50年国庆大典做直播的那位著名播音者“金锋”……

    他们同我，以及我的那些少年同窗——不论是杰出的，还是平凡的——一样，在成长的路途中，在少年时期，都曾沐浴了“穆辉”的光芒。

    哦，母校，我少年时代的知识摇篮！你的名字，连同你的闪烁，永远照在我的心上，时光荏苒，这光，更将日益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