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外的小铺

    我原住顺义西门外，在西门外大桥东，原有一个小铺，还有些古风。小店面朝北，三间，还是土房，外墙和屋顶都抹着灰，房后是一个院子，有库房，还有值班人住的宿舍。

    小铺门口两棵大柳树，树干斜倾着，树围一个人都搂不过来，两棵树的树冠交织在一起，每到夏天都十分凉快。一进门的货架上，摆着烟、茶叶、白糖、罐头、各色点心和一些小吃；东边的货架上，按季节摆着苹果、梨、香蕉、葡萄、栗子、荸荠、核桃、杏干等干鲜果品。西墙的货架上，摆了不少瓶装的酒，西凤、汾酒、竹叶青都有，也说得上琳琅满目。

    小铺里有一白瓷瓶酒，商标上写有“贵州老茅台酒”，标价4.6元多。我和小伙伴都感到惊奇——什么酒这么贵？是给什么人喝的？要知道，柜台上摆的两坛子酒，一种是0.8元一斤，一种是1元一斤，相比较而言，这酒真是天价了。我记得，这瓶酒好像摆了好几年也没有人买。

    小铺里有五六个人，这几个人有两个特点，一是服务态度好，凡来人买东西都乐呵呵地接待，和人谈天。还有就是业务精，你买的货物无论多少种类，多么零散，算盘一动，斤两分毫不差。需要包装的货，都用草纸包的方方正正，还用纸绳捆个十字，上头留个提溜。听人说，这几个人在早都是私人开小铺的，现在给组织到一起了，他们是自负盈亏。我那时小，也不懂得什么是自负盈亏。

    小时候，我经常去给伯父打酒，一个小扁瓶，能盛二两半酒，有时候还买二两排叉做酒菜。有一回伯父给我一块钱要我去打酒，结果只打了一瓶子底，我心里嫌少，但又不敢说，售货员老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咕噜够一大口。”买回来伯父也没说什么，我后来想，可能因为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物资奇缺，货架大多是空的。

    稍大一些，我经常去给父亲换粮票。我的父亲在公社工作，一年里有半年多时间要下乡，在群众家吃派饭。我记得，吃派饭要交钱，一天三顿，交0.4元钱，1斤2两粮票。父亲发的都是5斤、10斤的粮票，必须把整粮票换成零的才能付账。

    到店里来的有几个常客，其中有附近一个修自行车的，50岁左右的年纪，很瘦，络腮胡子，他进门直奔那坛酒，然后掏出皱巴巴的两角钱来，里头的老先生就会说：“来两口？”然后拿起酒提子，打出酒来倒在一个白瓷茶碗里，修车的接过来，先喝一大口，嘴里咂摸着，很过瘾的样子，待会再把剩下的一口酒喝干，一抹嘴，说声回见，走了。

    还有一个人，好像是一个厂子里的业务员，又叫跑外的，叫大吴。这人也常来这里打酒，打完酒，并不走，和柜台里的老先生说这说那。有一回是下午，我进门看见有个年轻人在铺里，嘴里还不停地念着一些数字，柜台里一个老先生聚精会神打着算盘，大吴眼睛看着外边，几个手指不停地动着。一会儿，大吴回过身，几乎和老先生同时念出一个数字，结果一样。那个年轻人显出佩服神情，非要请大吴和那位老先生去喝酒。原来，那个年轻人听说大吴会“一掌金”，正巧在小铺遇见，非要试验一下。结果，大吴名实相辅，那个年轻人还拜了大吴为师学习。我后来听父亲说，大吴也非等闲人物，过去是一家烧锅的二掌柜的，是枕着算盘睡觉的主。

    印象深的，是小铺里有一次来了个穿着制服的人，好像是个干部，买完东西，和里头的老先生聊了起来，他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以后，到了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边上听的人都很专注，好像还很受鼓舞。一个老先生说，我这个年纪怕赶不上了，就看你们年轻人了。

    我们家里有两架葡萄，是玫瑰紫，要比其他葡萄早熟半个月，除了送邻居自家吃一些，还有一些富余。这时，母亲就会叫我和弟弟用小篮抬着葡萄去小铺，以批发价卖给小铺，我们自己能增加一点收入。小铺再以零售价卖给顾客，赚一点差价钱。

    这都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有时从小铺的旧址经过，就会回想起那两棵大柳树、小铺里那几位老先生，以及发生在小铺里自己和他人的一些事情，心里会平添一些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