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市地区过去有很多东西走向的“条”,从南往北依次排开:四条、三条、二条,一直通到头条,南北走向的虎背口把这些“条”串在一起,胡同最宽的地方不过三四米,每天早上或傍晚人流汇集,熙熙攘攘。听老人讲,顺下头条往东一拐与东便门角楼隔河相望的蟠桃宫庙过去香火特旺,每年的蟠桃宫庙会更是热闹非凡。那时虎背口是重要通道,口里两侧铺面林立生意兴隆很是繁华,吃的喝的用的玩的卖什么的都有,尤其是绢花、绒鸟等手工艺品特别多。到我们小时候零零落落的仅剩下保义诚、菜站、粮店、小吃部和下三条小铺了。 下三条小铺原本是庆儿爷爷开的酒馆,公私合营后这里改成了杂货铺,卖油盐酱醋和烟酒、文具了。庆儿爷爷变成了店员,和另外一位据说原来也是某店铺掌柜的在这里搭帮。两人个子都很矮小,一个长脸一个圆脸,白套袖围裙干净利落。“文革”时虎背口改为敬红街,可这里的规矩没变,小铺依然门开得最早,关得最晚,货色也比别处的好且齐全。下三条小铺坐东朝西,只有三间店面,却人来人往人气很旺。我常到小铺为父亲打酒,过去家庭条件都比较差,油盐酱醋都是随用随打,买东西“零揪”。父亲每天下班总是嚷嚷着要酒,每次让我握着一个二锅头大号空瓶子去买一两酒,我觉得特没有面子,低头走路不敢抬头。那时,特希望有一个像南屋小兰他爸那样的“扁小二”酒瓶,可这梦想一直没有实现。小孩买东西近水楼台,偷偷地吃口白糖舔口芝麻酱喝口老醋什么的,是常有的事,可是好奇的我对于父亲那可怜的一两酒,也只能浅尝辄止,它太辣太呛。骑车打酒是父亲对我的一种褒奖。我当时还没有上学,身体比二八车把高不了多少,刚学会掏裆,正是骑车上瘾的时候,哥哥讲只有一直骑到虎背口里,中间不下车,才能算是真正的会骑车。因为我们小时候虎背口人多车多路窄,又多是“坡起”的路面,我不知经过多少次摔跤,终于能够左手握紧车把,右手拿着酒瓶并死死地夹住大梁,歪着脖子,使出吃奶的力气连蹬带踹,一步不停地骑上坡来。我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大概就是那时候骑车落下的毛病。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庆儿爷爷和那位圆脸的老人退休,小铺调来了一位中年男人和一位年轻姑娘。中年男人粗眉大眼、前额堆满抬头纹,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对大人孩子说话都没有好气。可那位姑娘却很和气热情,人也长得漂亮。她扑闪一双大眼睛,梳着一条黑黑的大辫子,一笑一酒窝,说话大大方方,干活麻利干净,老邻居都说她长得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一样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显得与众不同,穿绿色军衣她会把小细蓝格布衬衫的领子翻在外边,在大长辫子上扎着一根亮亮的红头绳,走起路来长长的发辫在身后摆来摆去,周身透着一股青春、健康、朴素的美,吸引着男青年的目光。附近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回城知青,纷纷刮脸理发梳妆打扮精神十足地到小铺来排队买东西,就为和“小常宝”搭讪几句,套套近乎。但“小常宝”卖东西热情服务,说别的则把脸一沉根本不予理睬。那些叔叔、哥哥们的失败让我暗自庆幸起来,也更敬佩她。后来,“小常宝”忽然不见了踪影——有人打听她的同事才知道她跟了一个八一篮球队的运动员结婚,嫁到河南去了。小小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快就结婚,还觉得她去河南不又成了下乡知青了吗?曾惋惜伤心了好一阵子。现在想来觉得好笑,那却是我当时的真情实感…… 十年前,下三条小铺连同虎背口胡同以及周围的老房子被全部拆掉,盖成了东花市南里、北里小区,然而童年与之相关的一些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却越发清晰、越发难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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