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的记忆

    我住的那个南城的大杂院，诞生在何年何月早已无从考证，但它消失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2007年的7月，这个大杂院从古都消失了，我这个在这院儿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人，就像没了根一样。每当走过这个残墙断壁的院落时，内心都是空落落的。

    记得拆迁的通告贴在墙上时，我在旁边的小饭馆喝高了。借着酒劲儿，我从老院母亲的屋里拿着改锥和凳子奔了门口，拧下了那个红底白字的门牌儿。又上房揭了一片灰旧的瓦当，回到家将旧瓦冲净收藏。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那个南城的大杂院落，和许多留在记忆里的往事。

    这个南城的大杂院不是典型的四合院，但却有四合院的影子，据说是旧时的会馆。在前院正房靠西的那间房的后山墙上有一块石碑，好像是记载了这个院落的诞生。

    大杂院确实也符合会馆的特征，它是由六七个大小不同的院落组成。一进门是前院，有两棵参天蔽日的古槐。在北房的两侧，分别有两条不宽的胡同通往其他的院落，这两条胡同又在后院相贯通，中间围着两个小四合院，小时候我们就在这院中的胡同里玩捉迷藏。

    正门开在院落的东南角，原来一定是敞亮大门，还配有一个窄小的门房，记忆里小门房里住过一个姓周的老人，不知为何现在还记得他的模样儿。他负责大院大门的关启，晚上用大锁给锁上，早上给打开。再后来，那间小门房被旁边那家打通当成一个里屋了。

    不知什么时候改在东边的墙上开了一个院门，于是原来的门洞被改成了一间南房，那里住过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女同学。

    新的大门开在了老名叫观音寺街的街口，旁边是一家国营菜站，一间砖房正和大门挨着。往北是一个大棚，四五米高，最早是用碗口粗的竹竿搭就的，上面用成捆麦秸编的席子铺满，再用铁丝扎上。等到冬天闲着不用的时候。我们这帮孩子就偷偷爬上去，踩着竹竿跑。那可是要有胆量的，有时一脚踩空，就会陷进席子里。要赶紧抓住竹竿，不然就掉下去了。

    有个姓王的老头儿，是那里蹬三轮儿送菜的，山西人，一个人在站里吃饭。傍晚他总是和一块面，将湿手巾垫在头上，把和好的面放在头顶上，就用刀削起来，一条条飞入锅里，头一回看都把我给惊呆了。

    那时往城里运菜的都是马车，有时同赶车的把式混熟了，他们会把我们带到永定门豁口，我们就去道口看火车。有一次过了一趟六十节的货车，可把我们在一旁数数的高兴坏了。没有火车，就去护城河边去捞蛤蟆骨朵儿，就是现在说的蝌蚪。

    出豁口还有一家废品处理店，我们都管那儿叫二郎庙，有时去淘换一些孩子们喜欢的东西。

    把角儿是一家小酒铺儿，隔壁是一家房管所。

    那时小酒铺是挺吸引我们的。童年的口袋里永远是空无一文的，只是看着人们买东西——烟是可以按支买的，一分钱一块儿的水果糖，二分钱一个的江米球，都成了记忆里不能抹去的记忆。

    小酒铺里有五六张方桌，印象里是米黄色的。酒盛在黑色的坛子里，用竹子做的小秤子来舀儿。我给父亲打过散酒，也我曾看见过父亲在桌前喝酒，他不回家去喝是不愿意和母亲因为喝酒拌嘴吧。

    我认识的庞大爷就在这里工作。他会做一手极好的下酒菜，有一回他在小铺的门口酱兔头儿，引得街坊四邻都来排队买，我吃过一回，太香了。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感觉仍是那般留在记忆里不肯退去。出差去成都有一次遇到卖兔头儿的，可再也找不到那香喷喷的儿时感觉了。

    房管所也是去过的，还记得那个大殿是开会用的。里面有一台不大的黑白电视机，放在一个铁架子上，还放在一个柜子里锁上。那时不是天天有电视节目，赶到有节目的时候偷偷溜进去才能看上，儿时能看上电视就可高兴了。

    当年，老街上还有不少供应老百姓生活所需的小铺儿，买的卖的常来常往的都成了熟人。

    街南有理发馆、肉铺、药铺、副食店、修车铺。在椅子圈胡同口，是一家铁匠铺儿，一天到晚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我记得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围着蓝布围裙在那儿给换盆底儿。

    那时的过年是节俭的，瓜子和花生是要用副食本买，也就装满两个搪瓷铁盘子。过年的肉是父亲买回来的一个生猪头，要把火通条烧红了，先烫去猪头上的毛，再由母亲给做熟了，还要蒸上一大铁盆的馒头、豆包什么的。大年三十，孩子们是要点灯笼玩的，我们就点着灯笼围着院子里的胡同转，有一次还不小心给烧着了，可心痛了。

    那时候整条街才有一个公用电话，有个叫赵军的女孩子的姥姥是看电话的，有时要隔好几个院去传电话。

    医院的东边有一间临街房是租小人书的，二分钱一本，在那里看一下午要收五分钱。好像没看几次，那家小店就不租了，变成了住家了。

    椅子圈胡同的北口西边是一家橡胶厂。记得有时那里的工人出来，总是满脸沾着黑粉尘，但也有漂亮的女孩儿，穿着一身蓝色工装，透射出青春的姣美。

    那时候老百姓生活都比较拮据，橡胶厂推出来的煤渣都成了大院里家庭妇女和女孩子们争抢的东西。大伙把没有烧尽的煤核儿挑出来，等到冬天烧煤球炉时用，母亲说那玩意儿特别好烧。

    不过那家工厂也发生过一次事故。记得那天我们几个小孩正在前院玩拍三角儿，正玩着只听一声巨大的爆炸，就看见一个黑家伙飞了过去，跑出去一看，好嘛，一个挺大的铁桶落在了石子堆上。原来是那家的锅炉爆了。胡同里一个叫大生的本是想去那里烤馒头的，被他蹬三轮儿的父亲轰去干什么，才侥幸逃过一劫。

    小时候的院子，在孩子们的眼里是很大的，有可以跑的小胡同，有可以在夏日里乘凉的大树和葡萄架儿，有可以串门的许多邻居。

    院大自然孩子就多，那年月大院有三十几户人家，每家都有三四个孩子，光我这么大的孩子在一个班的就有五六个。女孩子是门口的王君，小东院的李环、李秋兰，大西院的曹俊，后院的史长林和我。记得上小学时，大伙是一下学都排着队回家的。

    除了同班的，我们那一拨儿的孩子大大小小的可多了，比我小的有成子、郭建、小辉、来新、孙家的胖丫丫，比我大的有斌子、林子、王建、二斌。记得成子家有许多小人书，可有意思了。看了不知多少遍儿。成子父亲是一个挺乐观的人，爱好捕鱼，有时看他带着孩子，扛着汽车胎做的橡皮筏还有渔网儿就出去玩了。成子母亲用缝纫机绣花可好了，总是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呗。院里的孩子只有王建当了兵，小时候玩打仗的游戏，他总是当司令。

    东小院里曾住有我熟悉的一户人家。那家最小的女孩儿曾和我是小学同班的同学，叫秋兰，她姐姐叫春红。现在想想合起来应该是春红秋兰，很美的名字。我和她的哥哥比较熟，小时候他是一个孩子王，我叫他二哥。原来她家的隔壁住着一户姓郭的，搬走后就来了一户刘姓的家人。老两口待人很好，他家的闺女叫荣儿，是全院最漂亮的女孩儿，好像是在邮局工作，我叫她荣姐。

    西院的王叔值得一说。他在铁路上工作，但很早就病休了，但却是大院里头一个有摩托车的、头一个装电话的，那年头可是院里头一份儿。老人家还爱好无线电，会自己组装电视。一到晚上，我们这群孩子就拿着小板凳去看。有时电视一扭曲了，就看他拿着改锥调一调，就又好了。记得有一天，他在家人的搀扶下去医院看病，说是旧病复发了。从那他就再也没回到大院，我也就再没看见过他。

    那年代，院里也真住过名人，最有名的算是梨园界的叶家了。那年月被从不远的红土店小区的楼房给调到大杂院了，住在前院的南屋里。老爷子是赫赫有名的老生叶盛长，他老伴是谭派名角谭元寿的妹妹。

    这是个大家庭，儿女好几个，除了小满、小兔、小包几个女儿，还有一儿一女和老爷子是同行，一个武生一个武旦——儿子是在样板戏《杜鹃山》里演李石坚的那个，爷俩儿还合演过一出《打渔杀家》；女儿在《智取威虎山》里演过小常宝。

    那年月，他家的人总穿着北京话叫板儿绿的军装，就是没有领章帽徽，那可是那年月最流行的服装了。

    小时候全院就一个水龙头，就在前院的大槐树下，信报箱也挂在大槐树上。哥哥给我做了一个小扁担用来给家里挑水，要将家里的水缸挑满了。水桶在前后微微晃着，挺好玩的。还有一个倒垃圾的小车，每天晚上拉着去倒，有时也帮着门口的邻居倒，反正都是顺路的事。

    这里是全院最热闹的地方。一到做饭的点，有洗菜的、淘米的、洗衣服的、接水的，邻居们就在大槐树下、水龙头旁聊开了。要是赶上给大槐树打药水，家家都先接好水，孩子们躲在一旁，看喷雾的水柱喷得老高，过后就看好多好多的“吊死鬼儿”从树上吐着丝垂下来。孩子们就拿着小木棍往下扒拉没掉下来的，最后扫到一块儿。

    那个木质的信报箱就钉在古槐树上，反正家家都要到这里打水，顺便也就看了有没有自家的信。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个信报箱有着很深的感情。后来，由于大院的变迁，家家都安装了水管子，大槐树下就失去了聚拢人气的作用，信箱也就自然移到了大门口，这是人人必经的地方。信报箱在风霜的侵蚀下也变得苍老了，只剩下残旧的架子在支撑着它不再繁忙的作用。

    成家搬离大杂院后，每当回去看母亲，一见到这个信报箱时，就像看到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一般，内心一种感谢之意便油然而生。这个信报箱在大杂院拆迁时连同那门楼一起消失了，但它却那么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