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三里屯

    三里屯变化太大了，现代化的生活气息越来越浓厚了，我也从孩童进入了天命之年，但儿时三里屯的记忆，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1962年搬到三里屯时还不到7岁，住在南三里屯的东20楼。我家的楼房紧挨马路边，说是紧挨马路边，但离马路也有20米的距离。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里屯，往东一站路，就是现在的三环路，过了马路，就是农村，属于朝阳区星火公社。

    那时的三环路是一块块石板铺成的，汽车开起来，坐在车上不时是一阵阵咯噔咯噔的感受。现在的农业部所在地，过去是窑坑，当地农民挖土烧砖制盆，形成一个一个坑，下雨存了水，就成为一片一片的水面，可以钓鱼、可以游泳，水中长满水草和芦苇。那时学校放暑假，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到窑坑游泳。

    三里屯往西一站路，便是当时的十大建筑之一的工人体育场和体育馆。

    我的小学生活是在三里屯第一小学度过的，学校北边紧挨着三里屯二中，学校南边不远处就是朝阳医院，医院的东边有一片坟地，因埋葬的是日本人，我们都称呼为日本坟地。

    那时候，楼与楼之间间距很大，随意找个地方就可以踢足球，踢球是要时间有时间，要场地有场地。因为离工人体育场不远，有时学校举行班级乒乓球比赛和训练就在工人体育场的乒乓球室进行，而且是无偿的使用。有时体育场（馆）举行比赛，还给我们校足球队、乒乓球队送赠票进行观摩，或让我们足球队队员当球童，所有这一切与金钱无关。

    那时候，足球和乒乓球，校有校队，班有班队，年级还有年级队，五六年级的为一队，三四年级的为二队，我记得我的足球队队服号码是19号，穿在身上那叫一个美。

    儿时的生活是清贫的，物质极不丰富。当年父亲在白家庄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工作，团中央有自己的农场，有时父亲的单位发东西，小伙伴推着童车去拉回来。有时粮店卖白薯，一声招呼，拿粮本的、取粮票的、帮着排队的，楼上楼下通知的，真是不亦乐乎。这时候，我们是天真的、是幸福的，这种心情，现在的孩子是永远体会不到了。

    儿时的生活是艰苦的，我家在马路对面，也就是现在113路（那时叫13路电车）车站的空地种了一些萝卜，也不用看护，熟了挖出来就是了，没有人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仍是令人回味。

    1965年，我家搬到了马路对面，也就是北三里屯南26楼，人称“将军楼”。据称此楼当时是给人民解放军的驻外武官盖的，打的是十三层高的地基，每层都有电梯间，后来只盖了五层，将此楼给了团中央系统。此楼的三单元、四单元是团中央和下属的印刷厂职工居住。

    我家住在三单元四层，楼下住着徐惟诚、杨海波书记，二层住着王照华和邢崇志。

    我家的楼下是一片花园式的场地，用铁丝网围着，前边就是马路。楼的左边当时叫服务楼，也就是后来的麒麟大厦、现在的三里屯雅秀服装市场那地方。

    服务楼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场所，有餐厅、理发、洗澡、照相等。改革开放初期，浴室是白天洗澡，晚上租给做买卖的农民住宿。再往东，过了马路就是外交部宿舍，北边就是著名的使馆区了。过了使馆区就是亮马河，那时的亮马河清澈见底，没有任何污染，清澈得可以看见河中游弋的小鱼和石头。

    我们楼的右边靠着一条小马路，也就是现在110路、120路、403路行驶的路线，马路对面就是幸福村，一排一排的新平房。往北到了幸福三村，也就是无轨电车二场的地方，再往北又是农村了，大概叫鬼王湾。幸福三村往东不远的地方有个电子器件厂，工人倾倒的垃圾中，有二极管和三极管，喜好组装矿石收音机的学生经常来此地寻找“宝贝”。

    小学四年级赶上“文革”，学校停课。父亲的工厂有个游泳池，四毛钱一张年票，我们整天泡在游泳池中，午饭就和大人在工厂一起吃，甚至和大人一起下班。这种快乐，现在的孩子也永远享受不到了。那时候，大家相互都熟，我常在经过大人的身边时听到身后传来：“看，这准是老沈的孩子。”唉，现在老沈的孩子都变成老沈了，三里屯的变化怎么能不大呢！

    如果非让我找没有变化的地方，一是朝阳医院的称呼，二是酒吧街与使馆区之间的那条马路，这条马路的宽度与我小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变化。

    三里屯一小、三里屯二中、汽配一条街……现在永远消失了，那里现在是一座座的现代化的写字楼，雅秀市场的东边现在也成为繁华的商业区了，夜里的酒吧街热闹不已，三里屯的夜空使人流连忘返。

    三里屯现在已经成了北京的一个时尚潮流聚集地，也是京城潮人爱扎堆儿的地方。就在上周，时尚的三里屯Village就举办了“佳能IXUS明星慢拍客秀”，徐静蕾、余男、田原以“慢拍客”的身份高调亮相，分享她们各自用IXUS记录的工作、生活瞬间，并号召粉丝参加“慢拍客，享生活”照片征集活动，一起“走，拍照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