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小处之三义庙

    三义庙是我来北京定居的第一个落脚点，因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理工大学外语系（现为外国语学院）教书。而北理工所在的地名就叫三义庙。

    在此之前，我一直处于求学状态，而且是从东南到西北再到西南的全国性游学。1994年7月，多年的流浪到三义庙为止。石头的心被卷在铺盖里，终于在三义庙找到了一张床，如同锚被抛入了河。除了一些最简单的日用品，我最大的财富是多年求学积攒起来的好几箱子书，之于我这一介穷书生而言，书是安身之根，笔乃立命之本。记得当年外语系一位同事打车（黄色面包车，当年北京满大街都是，绰号“蝗虫”）把我从火车站接回学校。司机问：“您去哪儿？”同事只答“三义庙”。我们就被拉到了目的地。也许由于我的书箱太多，最后还把其中一个忘在了车上。害得好心的的哥第二天专程给我送了来，让我感动不已。我当时心想，三义庙名声好大，一定要去看看。如果有神像，我还要拜谢他收留我。

    落定后，我向同事和邻居打听三义庙的确切地址，才知那只是个地名而已，真正的庙是什么时候建的，什么时候拆的，一概问不出来。当时正在修北三环，我还以为是修路前拆的呢。

    理工大学东大门前的大路当时还叫白石桥路，因为这条路的南端是白石桥。黄昏之后，路上就黑黢黢的了；到了北京的旱季（冬天和春天），路上会尘土飞扬。但那是我非常喜欢至今依然万分怀念的林荫大道。有四排大树，两边各一排，中间还有两排。可惜的是，那条路我还没怎么走，就被改造升级成了白颐路（它从白石桥直接通到颐和园）。1990年代后期，中关村迅速崛起，成了中国的硅谷，其势力远远超过白石桥和颐和园，于是，那条路又被改称中关村南大街，最后被改为现在的中关村大街。路上的景观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没享受阴凉，树就被一砍而光，连根都不留。中国的城市化运动首先是修大马路，其间拆掉了不少有年头的建筑物，引起很多争议；但是，其间砍掉了大量有年头的树木，却很少引起质疑。而我叹惋更多的是树，而不是房。如今，白石桥路上的那么多大树，只剩下一块木片，被供在我书架的顶上，那是我的挚友陶艺家李建军先生抢回来赠给我的，我写了首七律，他帮用毛笔写在了木片上。1998年国庆节，他在内蒙古境内出车祸身亡，如今这块木片是对他也是对树的最好纪念。

    一辆自行车帮我丈量壮志与俗念之间的距离，多少次，希望和失望像两个轮子，驮着我沉重的瘦小的肉身，从三义庙出发，又回到三义庙。

    我还摆脱不掉“校园情结”，校园曾经是也应该是寺庙的另一种形式。青灯下，经书一卷，至交二三，可以是我生活的全部。墙外车水马龙，于我如无物。那已经消失的庙宇，似乎在我心中复活。

    我曾带着莘莘学子读书朗朗，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归宿；美好的记忆克服了曾经羁绊的现实，成为传说。就如同三义庙，自始至终，只是一个名称，但它满足了我对世事人生的全部想象。

    单身宿舍的友谊如同石榴，一打开就能享受到无数，无数的籽粒哪怕被撒在操场上，被尘土覆盖，也会让尘土散发几许馨香。我以友谊为天，真正的友谊是弥天大雪。

    我青春的尾巴被一寸寸割去，而激情的火焰被二锅头一再扇旺，加速燃烧。金木水火土相互折磨、攻克、杀戮，最终生成的，是颐和园围墙外的一个个陶罐，东倒西歪，但全都开满了喇叭花。

    那时，离开三义庙，经过苏州桥，远大路一带都是郊野菜地。黄昏后是漆黑一片，犬吠被深埋在蔬菜的美梦里。我爱深一脚浅一脚地，去重温乡村的童年。那时，城市和乡村之间，似乎只隔着一座三义庙，而三义庙早已不复存在——很多很多年前，它就被拆毁了，连遗址都难以寻觅；我守着的，只是我对三义庙的一个幻象。

    那包裹我的围墙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商店、咖啡馆；庙的感觉越来越稀薄，于是我逃了出来，这不啻是再度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