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仙庵的变迁

    现在的西城区东太平街38号，原来叫天仙庵胡同4号,它的前身叫天仙庵，是老房东刘玉珍奶奶娘家父亲的家庙。天仙庵往西约千米是原清朝的王府，往北百米的石驸马一小原是清朝的官衙门，往东约一里地的石驸马二小原是清朝的驸马府。

    天仙庵的庵门坐西朝东，坐落在天仙庵胡同的把口儿处，整个胡同长约50米。胡同中间往西内有一条小死胡同，胡同尽头是一个前后二层的大宅门，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沈力的父母及妹妹全家就住在这里。她的外甥女吴珊就是我同班的小学同学。

    天仙庵胡同5号也是一个前后错落的大四合院，外带两个小跨院。天仙庵胡同斜对面公厕旁也是一个大四合院，和天仙庵一样，如今也挂上了文物保护院落的牌子。不难看出，这个区域是西城区重点文物保护群落，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如今，刘奶奶的女儿毛毛阿姨和全家仍住在那里。

    我家和毛毛阿姨住对屋，是最里院西屋的南侧房。我的妈妈和毛毛阿姨的三姐、四姐是初中同学，关系甚好。我从8个月大到21岁，一直和姥姥姥爷住在这里。刘奶奶三女儿的儿子乐乐比我年长一岁，我们是摸爬滚打的好朋友。我左额头上的一个伤疤印痕就是他给我留下的。我俩从小一起在这院里长大。

    天仙庵这个庙宇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此庵前后分三层，从东向西，以西为上，一个院比一个院的房高，台阶层级多，成奇数递增。而每个院的西房又比同院三面房的房高，台阶层级多。

    从我记事起，我就愿意缠着姥姥，听她讲这个院的故事。

    我妈4岁时，也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家从后海边搬至此院。我妈的二爹（满族人对叔的称谓）在前院住，他是介绍人。听姥姥说，我家的住房房租是一年两袋白面。我姥姥带着我三个舅舅和我母亲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十几年，并不辞辛苦地又带大了5个孙子孙女及两个外孙。我跟随姥姥时间最长，感情最深，也是姥姥最偏爱的孩子，但遗憾的是姥姥没看见我考上大学便病逝了。我的大学毕业创作即是献给姥姥的一幅油画——《盼归》。我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这幅作品，因为这是我用心灵在和姥姥对话，姥姥如果泉下有知，会感到欣慰的。

    天仙庵第一层院只有东屋一间，东屋与南屋中间向南延伸有一小院有三间耳房。第二层院和第三层院南侧，由一个长胡同相连，有五间南房。1976年唐山地震时，这个胡同北侧的墙壁略有脱落。北侧也有一个同样的胡同，也有五间北房，但却是死胡同。第三层院的西房两侧各有一个小跨院。每个小跨院有两间西房，但高于南房，低于西主房。靠南边的小跨院有一个小南门通向再南边的一个高高的小院，小院里种满了葡萄及其他各种花卉，此院只有北房3间和西房2间。前面描述的南侧的小胡同东边把头有一穿堂胡同往左拐是第二层院南屋的后身，种满了向日葵，并有南房3间不带台阶。往右拐的高坡上是男女厕所，厕所的西面还有两间东西相向的小屋。再往右拐即往西上高台阶就是刚刚提到的高高的小院了。

    小的时候，我经常与小朋友们一起捉迷藏，在这深宅大院里，四通八达，跑来跑去，真是好玩极了。和我最要好的一个女孩，比我小一岁，叫郭颖，后来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现在是北京电视台的节目编导。

    天仙庵除了跨院外，其他三层主院的东西北房均为凹字形，凹进去的深度为2米左右，宽为3米左右。这里称为前廊，太阳晒不着，下雨淋不着，它是我与伙伴们学习、玩耍的好场所，也是老人们休息、聊天、纳鞋底、补袜子、做衣服的好去处。各家门前还可以堆放些杂物，像火炉、水缸、扫帚等。

    天仙庵的墙体结构很好，磨砖对缝，椽头也很讲究。有花纹雕刻，听老人们讲，当初建造时墙砖是用江米汤勾的缝。房屋的窗棂很有特点，全是菱形的图案组成，上面糊着高丽纸。每年腊月廿三前，姥姥总要换上新的高丽纸。窗前上的屋顶飞檐伸出将近1米，由于有飞檐遮掩，窗前有60多厘米宽的石条上可以摆花，也可以堆放东西。

    我小的时候，冬天很冷，飞檐下挂满了长短不一的冰柱，门窗的玻璃上结满了美丽的冰花。屋里取暖的设备是煤球炉子，晚上封火，早上生火。那时我穿着姥姥亲手缝制的厚厚的小棉袄和小棉裤，还穿着大棉屁帘子。最有趣的是我喜欢玩给我烤尿布用的烘笼。每年腊月廿三前，姥姥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买了关东糖，让我放在炉壁上化糖吃。大年三十前，姥姥就做了两大面袋的各种面点，放在窗前石条这个天然的冰箱上冻着，吃时用蒸锅一热就行了。遗憾的是姥姥做面食用的各种模具都没有保存下来。

    听姥姥讲，早先天仙庵第一层院的东屋，供奉着佛像，第二层院没有东屋，东墙上开了一道月亮门，门前有一个大香炉，是香客们焚香所用。香炉高约2至3米左右，直径约1米左右。香炉四周是住在南屋的胡奶奶精心培育的各色的西粉莲花。第二层、第三层院中间的西屋里都供奉着佛像，但只有中院大厅内的佛堂对外开放，每到初一、十五，逢年过节，老住持都身穿僧袍，足蹬僧鞋，跪在大殿佛像前的蒲团上敲木鱼，一有香客上香朝拜，便起身敲磬，佛桌上摆满了供果和素食，撤下来的供物大家争着要，它象征着平安、吉祥。

    胡奶奶家的二女儿淑兰阿姨和我妈是同班小学同学。她的二儿子振芳叔叔和我爸是同班小学同学又是初中的校友，她的三女儿雪琴阿姨和我小舅是初中同学、又都一起到外地插队。淑兰阿姨每年都和我妈参加小学同学聚会。我父亲患脑癌后，淑兰阿姨又带着振芳叔叔到我家探望。天仙庵这些老邻居之间的情谊这么多年真是拉不断、扯不断。

    “文革”期间，佛像全被毁坏。佛像撤掉后，房管局对房屋重新进行了改造，月亮门也拆掉了。供佛大殿隔离成东西前后两层，都可以居住。最可惜的是，房脊两侧各5只依次大小不一的小兽头全被毁掉了。

    老住持在世时，庵内只有十几户人家居住。上世纪五十年代老住持去世后，这院就不那么清静优雅了。大庙变成了大杂院。由于我替姥姥值班，收过水电费，因此我清楚地记得此庵总共住了47户人家，大多数是工人之家，家家都有不少子女，但是邻里之间却都非常和谐，谁家做点差着样的吃的都互相赠送。我记得姥姥每年包粽子、熬腊八粥都给街坊分送。姥姥还替双职工接送孩子、买菜，我家的窗台上经常放着好几家双职工家的钥匙。

    南侧的小胡同内住着一户最老的住户，那就是有名的热心人——翟三爷。三爷为人仗义，邻里之间有什么纠纷都找他评理、摆平。全院只有他家有一个小收音机，那时叫话匣子。一到晚上6点半，大家就自带板凳到他家门口去听连阔如说评书。

    听姥姥说，那时院里没有自来水。每天买水喝，2分一桶，一毛一车。我们家人口多费水，姥姥舍不得买别人送的水。每天总是让四舅和五舅到机井处去挑水，一分钱一桶，省了一半钱。尽管如此，每天下午5点铜锣一响，各家都自带盆桶，净水泼街。因为那时没有柏油路，全是黄土路。每逢下雪，铜锣一响，各家就都主动去扫雪。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院里安上了自来水，全院四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赶上做饭时间，总要排长队，但大家都非常自觉。并严禁往下水处倒小便。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家家盖小棚、搭小屋、安上了煤气。四合院也从此大变样，院中间的空间越来越小，推自行车进院都得绕着走。八十年代初，侯桂荣阿姨家第一个买了黑白电视机，还买了冰箱。每天晚上，她把电视机抬到院里，拉上电灯，做了冰块，让大家一块儿看电视，吃冰块。对大家来讲，那真是无尽的享受，我也每天盼望着晚上的到来。

    又过了几年，家家几乎都有了大小不一的彩电，院里也逐渐培养出一批批的大学生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院内简易棚逐步升级为能住人的屋子，屋内也进行了装修，还有的人家起了二层小楼。如今文物保护的牌子挂上了，但四合院已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