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峰山香会从迷信到民俗

　　前几日得闲，陪同老伴前往妙峰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妙峰山全面恢复庙会之后，她每年必到。我生性疏懒，加之这些年主动、被动地洗了脑，如今年过八旬，更坚信“福禄自造”，用老伴的话说，已经堕落成了“没信仰的人”！。

　　尽管去妙峰山的次数屈指可数，却也算亲眼目睹了这些年山上的变化。今年，老伴一下车就说，现在山上的“经济味儿”越来越浓，我以为她的这一断语有失厚道。妙峰山重新兴旺的香火，正是拜市场经济所赐。为了抵制她，我趁着她烧香的工夫，在塔院旁边的“金钱镖”处，咬牙买了二十元钱的“铜钱”，拼了老命朝几米开外扔，可惜只有三枚投中了大铜钱的方孔。想当初在山西干校放羊，我投土坷垃打头羊，可是一打一个准儿。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得以见证了北京市香会的偃旗息鼓和重新振作。此处的香会说的主要是武会，文会早在解放前就开始萎缩，解放后更是受了“会道门”的池鱼之祸而消泯，兹不表。解放后的北京武会，时称香会，因为多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方式，在一段时间内，仍然“被需要”并不乏表演场所。

　　尽管被赋予了“政治动员”功能，但香会这一名头仍显得不够“正确”，重新命名在所难免，于是“花会”一词应“运”而生。花会本来指的是花卉园艺展览，却不想，武会后来居上，从此成了花会的主要意指。

　　变化的还有器物和性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武会，会旗大都做了调整，行香走会的意义内核也被剥离，成了单纯的民间演出———武会完成了从“娱神”到“育人”、从“为老娘娘当差”到“为人民服务”的演变。六十年代中后期，经过调试的花会仍然免不了“封资修”的责难，陆续退出人们视野。

　　1983年元月，京城花会的领头人隋少甫，在崇文区的一条小胡同里组织了一次演出，这次规模不大的演出却引来了数不尽的观众。次年春节，崇文区文化局在龙潭湖庙会中率先推出花会表演，获得了市民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追捧和首肯。此后，花会成了京味儿文化的代名词，众多老牌儿武会纷纷重组，一众新名号的花会也参与到“活跃节日的文化市场”中来。

　　差不多与此同时，荒废已久的妙峰山碧霞元君庙的修葺工作也在进行，到1985年，娘娘庙和部分旅游设施得以初步落成。90年代初，隋少甫带领10档花会奔赴妙峰山，所到之处，无不看客云集，一项消散多年的集体记忆正在修复。岂知，这次走会却被公安部门认定为非法的封建迷信活动，刚刚重现江湖的花会又有根绝的危险。

　　第二年，驶往妙峰山的班车停开，花会被禁止大张旗鼓地上山表演。尽管如此，仍有小规模的花会在山顶出现。直到1993年，花会才获得批准，得以在妙峰山顶光明正大地面世。“传统民俗文化”一词驱逐了“封建迷信”，将花会表演“合法化”。自此，妙峰山庙会这出超大型的“社会戏剧”，召回了数以万计的“群众演员”。

　　使行者有其所由，信者有其所仰，舞者有其所蹈、游者有其所览、市者有其所售———妙峰山及其香会堪称是思想解放的绝佳注脚———对异己的容忍能力，不正是一个社会成熟、发达的标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