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小处之惠忠庵

   在三义庙五年，我写过很多信（当时我还基本没有用电子邮件），落款一律是“京郊三义庙”。当时，在老北京的眼里，三环只能算是城外，过白石桥，进西直门，才算是真的进了城。到20世纪末，我离开三义庙时，三环附近据说可以纳入新的北京城里的范围了；但是，我在同样位于三环附近的万寿寺只是临时呆了几天，然后就随单位外迁到了四环附近。而四环恐怕到现在都不被很多人纳入城里范围，所以我写的邮件虽然由纸而电子了，但落款还是郊外——“京郊惠忠庵”。当年写“三义庙”，就有收信的朋友感到好奇，专门回信来问：“你住在和尚庙里吗？”这回我被问得更奇了：“难道你跟尼姑同居？”殊不知，庙也罢，庵也好，权当是我虚拟的书斋名。之所以说是虚拟，是因为我单位办公室里的书倒确实是多得几乎成灾，但由于空间狭小，我只能过一段就往外捐一批；哪能有书斋？以庵名斋，其实不乏先例。如周作人一开始将其书房命名为“苦雨斋”，后来改为“苦雨庵”。陈援庵(垣)先生(1880-1971)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

    很多人知道文学馆在亚运村附近，少数人知道它在芍药居小区旁边，几乎没人知道那里曾经有个尼姑庵。我也是偶然得知的。一天，馆长舒乙先生给了我一堆关于文学馆建设历史的原始资料，让我整理。其中有一份说文学馆新馆将建在惠忠庵一带；据说，规划时那一带还是菜地。芍药居原是村，相传是给皇帝种芍药花的地方，遂被赐名曰“芍药居”。芍药居村的西边就是惠忠寺村，两村都属于太阳宫乡（现改为镇）。据说，惠忠寺村原有两座古刹，西寺东庵，即惠忠寺和惠忠庵（现惠新里小区一带）。在同一个村子里，寺、庵共建，倒是也达成了某种平衡。当年，两者之间是否发生过一些美妙的故事？阿弥陀佛，打住！确切地说，文学馆位于两村之间，所以我在馆里修书完全可落款为“惠忠庵”。

    从庙到庵，不是从和尚到尼姑，只是我的心需要另一个龛来安放。义和忠，之于世外高士，只是两件衣服，随时可以脱掉、扔掉，而我不是高士，更不在世外，所以我的心哪怕在庵堂里，也得天天穿着那两件衣服。

    世纪之交的北四环路还没影儿，只是一条没什么车的乡村公路，只有一路公交车（不是480路就是119路），有时要等半个钟头。我眼睁睁看着这乡间小道变成了快速主干道，那曾经拥吻过蝴蝶的花草再也没有踪影；菜地里升起一栋栋高楼，那荷锄夜归的风景只能在绘画中重逢。元大都遗址和太阳宫公社之间，我是否能找到一座庵，哪怕是一座庵的废墟？我口袋里还有些种子，在废墟里也能发芽。

    庵堂还是庵，而庙堂已跟庙无关，甚至成了庙的反面。热闹热闹，进进出出，俨然朝堂矣！而我只是多了几本书、几支笔，当袈裟被换成制服，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书藏而不用，如果笔用而不畅，那么书未必能安身，笔未必能立命。

    一年又一年，我与庙若离若接，与庵若接若离；我带着庙寻找庵，如同带着和尚寻找尼姑；但是，即便庙与庵毗邻而居，和尚与尼姑之间也未必能爆出爱情的火花！

    一碗饭、一杯水就能让我安之若素，足以消磨掉那被重新唤醒的壮志。时间之河的前面和后面永无尽头，我如急流中的木桩，不断被摇晃，差点随波逐流。但我没有成为浮萍，因为我的根已经在污泥里扎得太久、太深，连我自己都恐难拔出。

    十年前，文学馆的建筑在太阳宫乡在朝阳区乃至在整个北京城都可以说是赫然在焉，足以让我有身处惠忠庵的幻觉。如今，它被众多的高楼包围。当稗草猛长，越是饱满的谷穗显得越低，矮下去，再矮下去。这是一个时代精神实况的象征，生动而逼真。

优秀的朋友纷纷离开，让我留下来坚守，但我能守住的，不是庙堂，而是庵堂——很多很多年前，它就被拆毁了，连遗址都难以寻觅；我守着的，只是我对庵堂的一个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