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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清贡砖:一个都城的基石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李远江

    永乐年间大修北京城,所用砖料数以千万计。因此,这段时间临清贡砖每年的产量可能高达数百万块。此后,北京陆续修缮与增建,依然需要临清贡砖。这个生产过程一直持续长达500年之久,可以说,没有临清贡砖,就没有现在的北京城。但随后,失去了“政府采购”订单的传统作坊,迅速地坍塌了。

    1406年,明成祖下令营造新都北京,在经过多方对比之后,临清砖因为质量高、产量大而被选为御用贡砖。此后一船一船的贡砖沿着运河被送往北京,成为修建城墙、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的主要材料。可以说,是临清贡砖一块一块地构架起北京城的基本风貌。也正是在北京城建设和维修的巨大的需求下,一个专业化的贡砖生产基地诞生在了临清,并维持了长达500年的时间。

■ 官府定制

    1958年9月19日,定陵发掘进入关键阶段,当考古队撬开金刚墙时,队员们惊奇地发现:历经三四百年,这些城墙砖还完好无损,像新出窑的一样。几年后,在遥远的大西南,年轻的铁道兵马鲁奎负责接待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沈杰。在闲聊的时候,听说马鲁奎是临清人,沈杰一下子就来了兴致。他告诉马鲁奎:定陵墓室用砖无一例外都来自临清。

    到底是怎样的原因能让临清砖在使用三百多年后依然完好如新?带着疑问,马鲁奎对临清砖展开了多年的研究。他发现,是临清独特的土质和高超的烧造工艺完美结合,使得临清砖能够历经岁月的沧桑,保存至今。

    临清位于黄河冲积平原上,形成了大量的淤积土。这些土粘沙适宜,细腻无杂质,一层红、一层白、一层黄,当地俗称“莲花土”。这种土含铁量适中,易氧化还原,非常适合烧制青砖。毫无疑问,从原料开始临清贡砖就已经占据了优势。

    除了土质好,临清贡砖的烧造工艺也十分考究,包括选土、碎土、澄泥、熟土、制坯、晾坯、验坯、装窑、焙烧、洇窑、出窑等18道工艺。

    选土、碎土完成后,要用大小筛子筛过,再将土泡到巨大的池子里,不断加水沉淀,目的是去除土中的杂志——让轻质的树叶、根茎漂起来,捞走,而较重的碎石则沉淀下去。这个阶段叫做“澄泥”,是其他手工砖很少使用的工艺。因此,临清砖也被称为“澄泥砖”。

    澄泥完成后,分层取泥,通过人或牲畜的反复践踏,使泥完全软烂熟化,这道工序称为“熟土”。

    踩好的泥要用草苫盖起来,放置半个月左右,称之为“养泥”。养泥结束后,将泥土取出,用木棒反复碾打,使其无气孔,每摔打一遍要焖上二至三个小时,称之为醒泥,就像做馒头揉面块那样让面块醒一醒。这时的泥软硬适度就可以做砖坯了。

    “制坯” 既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一块泥坯重达七、八十斤,没点力气举都举不起来。但光有力气可不行,扣坯子的时候必须一次成型,四角四棱、填满填实,不能有任何缺陷。

    制坯完成后,将砖坯整齐码放,在棚下阴干,这道工序称为“晾坯”。晾坯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工序,就是盖上戳印。印上通常要标明烧造年代、督造官员、窑户(窑主)姓名、匠作姓名等内容,便于日后的工程监理。

    干透的砖坯经过严格的检验(验坯)后,送入窑中,交叉码放,保证每块砖都能均匀受热。装窑完成后在窑顶覆砖、封土,进入焙烧程序。古代烧制临清砖大多用豆秸,偶尔用棉柴杆。豆秸油性大,火力很旺,烧出的砖青黑透绿,成色很好。当年每烧一窑砖需要豆秸八九万斤,几百上千个窑,一年下来就需要几千万斤。因此,《临清州志》记载,东昌、东平、东阿、阳谷、寿张等十八个县都往临清运送豆秸,竟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产业。

    砖窑焙烧半个多月后,先停窑,隔几天等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开始洇窑。在窑顶慢慢注入清水,使每块砖均匀地发生还原反应。洇窑后砖块变成豆青色,温润如玉,被视为青砖之上品。洇窑也是个技术活,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下浸,不能灌水,灌水会造成窑内气体膨胀,窑就会炸了。据记载,单洇窑就要持续七、八天,甚至十来天。

    经过这样一整套繁复的烧造工艺,一块临清砖就诞生了。但刚一出窑,就会有半数的砖被淘汰出局。据考证,一窑之中成色最好者为砖窑内火道周围中间部分,靠近底部及窑壁者往往会因火势的不均衡而导致烧过或烧不透,一窑砖大约只有半数基本上符合官府的要求。


■ 朝圣之旅

    即使是这些窑户精挑细选的临清砖,也还不能称之为贡砖,它能否被送往北京还需要闯过两道关。

    各砖窑烧制完成的砖先要缴送设在临清的“工部营缮分司”,分司署设在临清的商业中心—中洲(今临清市回民中学),下辖上、下、中、后四个砖厂。各窑厂就近集中成品砖,检验合格后,用黄表纸包裹,盖上官府的朱砂印,然后再装船运往北京。

    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明清两代,政府都规定,凡是通航于运河的船只都必须无条件加带临清贡砖。一般说来,漕船较大加带贡砖也相对较多,普通民船和商船大小不一,夹带数量也不统一。明永乐三年(1405年)规定,船每百料带砖20块,沙砖30块。天顺(1457-1464年)间,令运河中的漕船每只带城砖40块,民船依梁头大小,每梁头一尺带砖6块。到嘉靖三年规定漕船每只带砖96块, 民船每只带10块。嘉靖十四年更增加到潜船每只带120块,民船12块。清朝也延续这项制度,只对具体的运输数量有所调整。

    标准的城砖重约50斤,20块重约1000斤,120块则是6000斤,这对漕船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民船一般载重量小,负担几百上千斤的贡砖就更显困难了。然而,在当时的专制体制下,无论官船民船都得向官府低头,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不仅如此,这项义务加带的运输任务还有更大的风险:若有损失,船户还得包赔。

    临清砖一路北上,到达通州张家湾时就不能再走水路了。由于运输途中会有颠簸,卸在张家湾的贡砖还要经过第二次的检验,不合格的砖就被丢弃在这里。因此,直到今天,在张家湾还能随处见到临清砖。

    在张家湾检验合格的砖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贡砖,它们被装上一辆辆马车运到北京,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据考证,正常情况下临清每年出窑青砖约1200万块,但最终运到北京成为贡砖的不过100万块左右,淘汰率超过了90%。

    由于选料考究,工艺精细,淘汰率高,临清贡砖的质量非常高。单以硬度而言,普通砖的硬度是70号,而临清砖基本上都在100号以上。国家文物局的研究人员曾专程到临清用回弹仪做测试,结果发现临清舍利宝塔的部分古砖的硬度高达200多号,比一般石头还要硬,如此高硬度的砖在全国都属罕见。


■ 由兴而衰

    永乐年间大修北京城,所用砖料当以千万计。因此,这段时间临清贡砖每年的产量可能已经高达数百万块。此后,北京陆续修缮与增建,依然需要临清贡砖。据史书记载,平常年景“岁征百万”临清贡砖。即使如此,也需要数百座砖窑连续不断地烧造。康熙年间,宣城人袁启旭客居临清,看到临清运河气势恢弘的烧窑场景,曾赋诗一首:“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斸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

    “官窑万垛”自然不是实数,但没有几百座似乎也没有这般气势。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傅崇兰研究员的调查,临清砖窑分布在卫运河两岸,从今临清市西南约30里的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 再到临清东北部的张窑,最后延续到临清东南部的河隅张庄,呈人字形分布,长度达六七十里,总窑数大约384个,其数量十分可观。

    不仅如此,据马鲁奎的实地考察,临清贡砖并不仅仅是临清一处烧造。它是整个临清州运河两岸数千座官窑共同完成的杰作。砖窑分布于运河两岸,南到馆陶县,东至清平县,北到夏津、武城,直接德州。受其影响,德州也生产部分贡砖,目前在北京的明长城上还能看到“德州窑”的戳印。

    据《临清州志》记载,明清两代,临清窑户大体维持在200户左右,每窑户下领作头、匠人、杂工等。其中“窑户”是由官府征调承办官窑的窑场主,他们拥有财力及周转资金,并不一定是工匠出身;“作头”是窑场生产的直接组织者与参与者,相当于“工头”, 他们懂得一定的技术,一般是工匠出身;“匠人”是在窑厂中具体从事制砖与烧制、洇灌的技术工匠,老百姓称之为“把式”;杂工则是从事取土、筛土、滤泥、踩泥、装窑、运柴、打水、出窑等各道粗笨工序的劳动者。根据现存窑址容量与劳动量换算,每座窑连同窑户、作头、匠人、杂工至少应在50人以上,以200座窑计,可知在临清从事砖瓦烧造的手工业者不下万人(王云《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初沿袭元代的窑役制度,砖窑属于官办,匠人有专门的匠籍,其职业身份世代相袭。因此,明朝早期临清贡砖的生产完全掌握在官府手中,没有任何自主性。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窑役制度”开始松动,出现了“以银代役”的新形式。

    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将河南、直隶河间府的砖窑一律“停罢”,由工部发放砖价银,在“临清开窑招商”。临清的砖窑也由官办变为官督商办,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调动了“窑户”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也“视昔加倍”。民营砖窑渐渐取代官窑生产,但所谓民窑,所有权仍属政府,窑户只有使用权,临清贡砖的生产并未完全脱离政府的掌控。

    事实上,在贡砖的烧造过程中,各级官吏竞相弄权,严重影响了窑户的正常经营。万历年间刘念庭任工部营缮分司主事,上任伊始,查除陶弊。得知临清砖烧成后,窑户要先后对吏、军尉、脚夫及船主分别行贿、打点,才能将砖顺利送出,否则就会被“贬值”。

    进入清代,这种情况同样存在。据窑户后人回忆,“清朝末年,窑户每进贡一块砖,朝廷付给2吊钱的报酬,但被下层各官员经手一剥皮,真正发到窑户手里的只剩下加200钱,也就是十分之一。”(傅崇兰、郝一河、王洪辰等《明请临清砖窑考查资料三》)

    官吏的层层勒索,成倍地增加了窑户及工匠的负担,而清朝时期政府采购的时断时续,则将临清贡砖产业推向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清代,历代皇帝看到临清贡砖的烧造耗费巨大,且劳民伤财,曾几度下旨停止生产。但每有大型工程,又不得不恢复生产。清朝后期,国力衰落,加之官吏层层盘剥,窑户无利可图,遂消极应付,致使贡砖质量严重滑坡。道光十年,临清烧造的六十万块陵墓用砖,因“质性浮松,沙眼太多”,难以选用,不得已改为“由京烧造”。

    此后,临清的贡砖生产日益衰颓,至清末官窑停办,贡砖停产。1933年,民国政府欲效法清廷,在临清重开两处官窑,但因种种原因,所产青砖皆“苦陋不堪用”,只好作罢。


■ 复活的“贡砖”

    当青砖生产在临清绝迹之后,新的需求却出现了。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北京的故宫、天坛,聊城的光岳楼等古建筑先后展开维修,对方按图索骥,纷纷来到临清买贡砖。但结果非常失望,历史上名震全国的临清贡砖,竟没人烧了!结果,维修方只能到外地买青砖。

    进入90年代后,全国各地都开始重视起了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甚至有的地方干脆兴建仿古建筑,由此产生了一个逐渐扩大的青砖市场。1996年,作为窑工后代的景永祥,凭借着世代口传心授的贡砖生产工艺,恢复了青砖生产。

    2008年,“临清贡砖烧制技艺”入选全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景永祥作为该项遗产的唯一传承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景永祥的烦恼却与日俱增。

    一方面,由于场地、资金的限制,很难扩大生产规模,眼看许多大单找上门来自己又不敢接。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扩大,临清又冒出了好几家青砖厂,部分企业急功近利不按照传统工艺进行生产,大大降低了所产青砖的质量,从而严重损害了“临清贡砖”的声誉。

    面对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年逾古稀的景永祥一时还找不到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临清砖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御用贡砖”,它的生死存亡也不再决定于政府采购,而是越来越成熟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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