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宣武：平民之城

    从北京南城——崇文和宣武的数百年走过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这样说：北京南城并非穷人之城，而是一块与官僚官邸相对的平民之地，也是北京的平民文化之源。

    一纸北京市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将北京市中心区的四个区变成了两个，崇文区和宣武区分别被它们北边的东城区和西城区给兼并了。崇文和宣武，那么富有文化底蕴的两个区名消失了，剩下的是东城西城两个庸常的地名。

    打开北京市的地图，可以看到，市中心区原来只有东城西城崇文宣武这四个区，它们都处在原来北京城的城墙之内。东城西城，方方正正，以贯通天安门钟鼓楼的中轴线为界，而崇文宣武，却像是垫在东城西城下面的一座基石，东西宽，南北窄，呈扁方形，或者也可以把它比喻成东城西城的一付厚底靴。

    人们通常也将崇文、宣武这两个区称为“南城”，将其合并进东城、西城的原因，按政府和规划专家们的说法，是因为这两个区“经济发展落后”。早在2005年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已经向市有关部门提出城区合并建议，他们建议干脆把四个区合为一个区。他们提供的数据是：2003年南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东城区、西城区相比，崇文区落后6至7年，宣武区落后1至2年；……1999至2004年大型公共设施项目在北城的投资是南城的28倍。

    其实亲身到南城走走，不用了解这些数据也可以体验到南城的发展落后。这里的房子更多平房，也更破烂，到了晚上连街道的灯光都比东城西城更暗淡，这里住的人，除了北京“土著”，更有很多在北京打拼漂泊的“蚁族”，因为南城的房租便宜。这让人不禁想起那句形容北京城的老话：北京城历来是“东贵西富，北贫南贱”。

    这句话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明朝乃至更早。

       ■ 内城，外城
    北京成为都城很早，战国时燕国的首都蓟城就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隅。不过真正从建都之初就非常有规划，按设计图来把北京城建得齐整而又周全的，是元大都。到了明朝在北京建都，整个城市往南移，城市中心即皇城到了今天故宫的位置，德胜门和安定门为北京城墙的北界，而它的南部城墙，是在今天崇文门、正阳门（前门）与宣武门一线修起来。明朝的正统四年（1439年），新城墙的九座城门楼完工，遂改称原来的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这就是崇文和宣武两个地名的由来。

    今天的北京人，习惯将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称为“前三门”。

    在元代时，“前三门”以南即今天的北京南城一带，属于城外，没能住到城里的居民多在此安家，当时已经是比较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区。但是到明朝初年时，因战乱使得北京城商业凋零，政府只好招商引资进城。当时建的商业区城内城外都有：在内城的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以及大城各城门附近，修建了几千间民房和店房，规定一部分“招民居住”，一部分“招商居货”，叫作“廊房”，前门外的廊房头条到廊房四条那四条街巷就是这样来的。到明永乐帝朱棣定都北京时，特意从南京迁来的商户达2.7万。

    在明朝建都一百多年之后，明世宗朱厚熜采纳大臣们的建议，决定加筑外郭城，以增强北京城的防卫，抵御蒙古骑兵的袭扰。这道外城城墙所圈进去的扁方形土地范围，就是“外城”，它与前三门以北的内城相对。它也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北京南城。北京城特有的凸字形轮廓，就这样定型。

    不过，这片“外城”，所包入的居民区与内城不同，它从未经过规划，因而多是曲折狭窄的街巷相互交错，并且形成一些自西南而东北通向正阳门前的斜街，即使是后来的老北京人，初到这里也很容易辨不清方向。

    “明朝时外城城墙的修建，很大程度也是为了保护天坛和山川坛”，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北京微观地理笔记》一书的作者王彬说，“当时的外城，很多地方还是荒野和坟地，只是靠近正阳门一带才比较繁华。”

    这个时期的北京内城外城，并没有后来清代时那样大的贫富差别，但还是有微妙的不同：官宦人家的大宅基本都修在内城。很直接的原因是，那里离皇宫近，上朝方便。而且由于皇城南面的正门承天门只有大朝会才开启，平时关闭，平常官员上朝皆需走东安门和东华门入紫禁城，所以，中央官署机构多安排在东城，在东城的勋贵宅第也盛过西城。

■ 满城，汉城

    1644年，满清的军队开进北京，将这里定为新的国都。这是北京城发展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如果说，此前的北京城还比较像一个典型的政治和商业中心，此后的北京城则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官、商分头发展的独特局面。

    清朝人全盘继承了明代的北京城格局，但做了一件与前任统治者截然不同的事：将汉族居民驱除出北京内城。

    移城令是在清初顺治五年（1648年）颁布的，它规定：除寺院庙宇中居住僧道勿动，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同时还规定，汉人可出入内城，但不得夜宿，而旗人领俸，不事生产，皆分配内城原明代遗留下来的宅院居住。这种民族隔离政策直到清朝中叶（道光）以后才逐渐松弛。因此，后来人们也用满城（北城）和汉城（南城）来称谓清京师城内的行政区划分。

    在满城里，实际住进了32万满州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官兵及其家属。满州、蒙古和汉军八旗虽都能住到内城，但所被分配到的居住区也不同，纯粹的满州八旗人，拱卫在皇宫的周围，外面的一圈，住的是与满族人关系密切的蒙古八旗，再往外一圈，才是汉族中归顺满清比较早的汉军八旗。亲疏远近，分得清清楚楚。

    此时的北京内城处处军营。而军人们的家眷也都带进了城，视官阶的高低分配住房。王爷一级的，多是占用前朝重臣留下的宅院，后来再慢慢新建一些王府，各级将领分配到大小不同的四合院，普通兵丁，大约能分到一至三间房屋。原来明朝时北京的官邸就以在东城居多，到清代时沿循下来，更是偏重东城。

    在今天来看，这种民族隔离与民族歧视政策造成了一个很畸形的城市形态。住在内城的满族官兵靠俸禄过活，不允许从事生产性工作，纯粹是一个消费阶层，但他们的生活区周围偏偏没有提供消费的吃喝玩乐场所，这些需求，只能到汉人们居住的外城去解决。

    而这时的外城，即今天的北京南城，慢慢地形成了一个繁荣兴旺的集商业、娱乐和汉人士大夫文化为一体的独特城区。

    今天的人一提到北京的南城，都会提到这样几个名字：大栅栏、宣南会馆、天桥、八大胡同。这确实是北京南城的几个标志。

    既然北京这样一个政治与文化中心，一个纯粹的消费之都有这样大的需求，既然大栅栏一直又有商业区的基础，又恰好地处内外城之间的要冲之道，十数万的汉民迁到这里，这片商业区不繁荣发达都不可能。

    大栅栏里的众多北京老字号商铺非常出名。康熙八年，同仁堂药店开张，嘉庆十六年，马聚源帽店开业，随后是内联陞鞋店、瑞蚨祥绸缎庄、厚德福饭庄……生活需求的方方面面这里无所不包，到清末，这条街的繁荣发展到顶峰。但大栅栏不光是商业中心，这里还有许多的铸造银子的炉房，及钱庄、银号等，它也是一个金融中心。

■ 南城不穷

    从大栅栏往西，在后来的宣武区界内，是北京的会馆最为集中的地方。会馆，最早在明初就有了。开始是为进京赶考的外地学子们提供食宿而修建起来的，后来有外地来京赴任或述职的官员、经商的商人也多在此留宿，各地在北京建起的会馆就越来越多，这里先后建过400余处，有的地方一条窄窄的胡同里就分布有十几座会馆。为什么会馆多会建在北京的外城？

    侯仁之先生有过一个论述：“最初，会馆总是选择城市中交通便利的城门内外，并且多与商业街区为邻。这与会馆拥有较多的流动人口以及行商坐贾、手工业者有关。”而且，明、清两朝的贡院一直位于东单牌楼东边，殿试在紫禁城内的保和殿，都距离前门不远。“清朝初期的满、汉分治和移城令更迫使会馆只能在南城择地，但又避免距离前三门和商业闹市过远，所以，几百座会馆主要集中在天坛、先农坛以北，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外大街两侧的地段内。”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侯仁之在这里又补充了一句：会馆所在地区“形成清朝末年北京城人口密度最高、也是最富裕的地区。”也就是说，与一般人印象中北京南城之“穷”不同，当时的前门外是北京最富的地区。

    进京来的学子从这里去考场方便，而客商们从这里去听戏、逛商铺更方便。

    “过去所说的‘北贫南贱’，我认为‘贱’这个字是一个比较准的说法。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对南城的印象并不是它穷，而是地位低下，看不起。因为这里有那么多戏园，人们那时是看不起唱戏的人的。”王彬说道。

    戏园、戏班子多，这也是旧时北京南城的一大特征。早在清康熙十年，清政府就下令“京师内城永行禁止设戏园”，目的在于防止八旗子弟耽迷其中，流于浮荡。但是却禁而不止，内城的戏园反而日见增多。到嘉庆四年，政府再次下令将内城所有戏园全部迁到外城。此后的百余年时间，前门外聚集起了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广和园等数十家著名戏园，夜夜锣鼓喧天笙歌不绝，而享誉京城的“四大徽班”也多在这些戏园演出，为了方便，他们就寓居在附近的街巷：韩家潭、陕西巷、百顺胡同等处。

    这些胡同名，今天的人听了可能已经生疏，但当年的老北京人都知道，那是著名的“八大胡同”所在地，即旧时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段，最红火时，那里的妓院达到200多家。

    由是，前门外的北京南城，既有繁华商铺，又有梨园戏班，还有青楼艳妓，不光是内城的八旗子弟在这里声色犬马，这里也是汉官、文人、客商们流连忘返的地方。那些建在宣武门外的会馆，规模大一点的都会建一个自己的戏台，在节庆假日请戏班来唱戏，有的会馆比如湖广会馆，在本身没落以后，戏台变成专业戏园，即后来的“湖广会馆大戏楼”。

    侯仁之先生根据史料做过一个统计。在民国元年时，居住在北京外城的居民所从事的职业，做农、渔业的占2.8%，从事工业的占10.7，属于第三产业商业、服务、文化卫生等业的占86.5%，“相比之下，大概可以判定，外城的确是一个满足北京城市消费者需要的商业服务区。”也就是说，住在北京南城的“北京土著人口”，大多是以服务业为生的下层市民：商铺伙计、手工业者、商贩走卒或如骆驼祥子那样的人力车夫。

    民国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会馆也开始没落。会馆的房子逐渐出售给周围的居民，遂演变成大杂院。侯仁之特别指出：通常人们从文艺作品或宣传材料中得到的那种邻里之间声气相合的印象，不过是在民国以后的大杂院里才逐渐出现，并不是随着四合院的出现而产生的社会现象。

    现在回想一下我们通常对老北京文化的印象，多是来自老舍的几部文艺作品：《骆驼祥子》、《龙须沟》、《四世同堂》等等，里面描写的四合院，其实已经大都是大杂院，住的人也都是下层市民，这些作品有的直接就是取材于南城（如《龙须沟》，该地后来成为南城的金鱼池大街），而这种北京大杂院（四合院）文化，它应该发端于北京南城，也具有最典型的北京平民阶层的特征。

    这里就必须说到南城的天桥市场。它在前门大栅栏的南边。那里是为下层市民提供娱乐的场所。里面的相声、杂耍、戏曲与吃喝玩乐混杂在一起，全部露天，有点类似后来人们看到的北京春节庙会。它的蓬勃生命活力，孕育出了北京相声大师侯宝林这样的民间艺术家，它也是各种社会污垢的沉积之地。有一位老北京的灯谜专家翟鸿起，曾撰文回忆他小时候跑到天桥看露天电影，“回家被父亲得知，将我痛打一顿，并严厉嘱咐我，以后绝对不许再去。母亲事后对我说：‘这么点的孩子就去天桥玩儿去，能学出什么好来？’”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南贱北贫”的“贱”。在普通北京市民的意识中，南城这地方，好玩，得享受，却没有地位，下贱。

■ 平民之城

    从北京南城——崇文和宣武的数百年走过的历程中，我们可以这样说：北京的南城，是一块与官僚官邸相对的平民之地，也是北京的平民文化之源。

    不过，崇文和宣武作为地名虽然时间悠久，但作为区的名字，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北京市政府将用数字命名的原来的20个区调整为13个区，开始用地名命名，设东单区、西单区、东四区、西四区、前门区、崇文区、宣武区等。到1958年，东单、东四区合并为东城区。西单、西四区合并为西城区，而前门区并入了崇文、宣武两区。这就有了今天北京城区区划的基本模样。

    有一件事还是令人疑惑：为什么新中国成立这60余年，北京南城就一直没发展起来？

    在民国时期，政府曾经有过振兴南城的努力，在香厂路一带建设新市区，并在香厂路与万明路交界处建起当时最为时尚的四层的新世界商场（陈独秀在五四后因散发传单被捕，就是在这个商场），后来又在今天友谊医院的地方建起了城南游艺园。但是，随着1928年民国政府在南京建都，这些热闹一时的场所又归于消寂。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机关大都搬入到东城西城留下的王府，因为当时那里空出很多这样的房子，顺理成章就搬进去了。后来在三里河一带兴建了新的办公楼群和住宅楼群。从客观上说，还是沿袭了官宦人家聚集在东城西城的旧例。”王彬指出。

    这样，当政府在考虑城市发展时，很自然地会对政府机关云集的地方优先，第一批的新式宾馆、大型商场，都是建在东城和西城，特别是东城。比如，北京饭店（现代化改造）、赛特大厦、燕莎商城、建国饭店……基本都建在东城。

    后来，西城兴建了金融一条街，海淀有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而南城则一直默默无闻。昔日的商业繁华渐渐被新兴的西单、王府井和更新兴的东部商业区取代，戏剧艺术家们成为国家干部也不再专属前门大栅栏，会馆们因失去了历史功能而渐渐消失，留在南城的，只有下层的市民们和他们的破旧平房。

    城区合并之后，北京市政府陆续开始宣布改造计划：王府井将南延至祈年大街，永定门至钟鼓楼、银街至崇外商圈将南北贯通。

    崇文和宣武将会怎样？有时候，历史的步伐就是这样，它似乎僵持不动，那些古旧的街景仿佛凝固在那里亘古不变；有时候，它又快得让人猝不及防，一夜之间，几百年留下的东西就全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