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六十周年。前些天，正阳门文物管理处登报，征集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见证人，我当即给他们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就是。”我今年7 6 岁， 当年1 6岁，曾以学生身份，站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民国大学众学长大哥哥队伍的前头，在正阳门箭楼前西侧，摇旗欢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那天是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开始，站在正阳门箭楼上的部队首长有：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等，还有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等。领导同志登上前门箭楼，检阅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雄壮威武的队伍开进了前门。古城北平和平解放了！从此，北平的历史、前门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从这一天起，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因为从此以后，我投身于革命事业。我参加了北平市军管会，成为北平市公安局的一名新的成员。最初，公安局设在天安门前东侧的公安街，即今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在地。1958年迁移至东交民巷美国花旗银行旧址（今警察博物馆），1978年以后，我奉命调离公安局。就是说，我在正阳门周边1000米以内范围内一直工作了34年。对正阳门颇有感情。因此，想借此机会说说正阳门的轶事。
正阳门的兴建
北京俗谚云：“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典一口钟，前门楼子九丈九”。
“内九外七皇城四”，说得是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外城有七座城门，皇城有四座城门。在内城的九门中，除了一座城门上设钟以外，八门设典。九门之中，正阳门最高，通高九丈九尺。正阳门俗称为前门。
内城九门中，南垣设三门，东垣、西垣和北垣各设二门。南三门，俗称前三门。正中者为正阳门，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
正阳门位于内城南垣正中，为北京内城正门，元代、明初称“丽正门”。元代的丽正门，约在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永乐十七年（ 1 4 1 9年）将元大都南垣南拓约0 . 8 公里， 重建南城垣，中间辟门仍名“丽正门”，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竣工。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命名为正阳门。为什么叫正阳门呢？因为“日为众阳之宗”，古代以为人君之象，因系“国门”，又在中轴线上，正对宫城，故命名“正阳门”。正阳门由城楼、瓮城、箭楼、闸楼四个部分组成，较其它八门规制高大。
“前门楼子九丈九”，这是一个约数，合公制33米。是否准确呢，我为此到档案馆查过，结论是“不准确”。数据显示：正阳门城楼城台高13.20米。城楼面阔七间，连廊通宽41米，进深三间，城楼连城台通高40.96米。比天安门还高，天安门通高是33.70米，比“九丈九”多70厘米。
箭楼，在瓮城南端，正统元年（1436年）建，城台高12米，正中辟券门，与城门相对。箭楼面阔七间，通宽54米，进深20米，北出抱厦庑座五间宽4.2米，进深12米，通高35.94米，也比天安门高。
为什么叫箭楼呢？箭楼是为古代防御工事。设有箭孔，以打击来犯之敌。
正阳门箭楼的大门，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历明清两代，常年关闭着，从来不允许黎民百姓涉足。只有当皇帝要去天坛“祭天”，或去先农坛“亲耕”时，“御驾”由此出入，门才敞开。黎民百姓只能从城楼两侧瓮城下的门洞里进出。
1949年2月3日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有人提议打开券门，让解放军从这座城楼通过，但没有被采纳。为什么？因为这座城楼上设有一个“千斤闸”，巨大的千斤闸，多年来未曾开启，若把闸提升起来，得修复城楼上的饺车，安装绞索，非一日之功，非百人之劳可成。闸提不上来，券门则开不开。再说，倘若打开劵门，千军万马还有坦克车、装甲车、大炮车从此通过，恐不通畅。最后还是决定部队从箭楼东侧绕行。浩浩荡荡的大军进正阳门东侧的门洞，从棋盘街向东，经东交民巷，至崇文门，再向北……威武雄师，大步前进，沿途人群载歌载舞，百姓欢欣鼓舞，让那些反对中国的外国佬闻之惊魂丧胆。
正阳门关帝庙
早年，在正阳门瓮城内还建有两座小庙，一座供奉观音菩萨，一座供奉汉寿亭侯关云长。相传小庙特别灵验，香火甚旺。每月初一、十五日开庙，尤其是旧历年三十夜，到关帝庙拜佛求签的人拥挤不堪。如《都门杂咏》记载：“来往人皆动拜瞻，香逢朔望倍多添。京中几万关夫子，难道前门许问签？”
神灵的职责，本来是保祐皇家和百姓平安的，但也常有失职之时。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历史上常有城门被毁的事例发生，有的是毁于失火，有的是毁于战火。
据历史档案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箭楼火灾，后重修。清代沿明旧制。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箭楼火灾，次年修复。修后，券洞出现裂缝，有城楼坍塌之隐患。乾隆亲理其事，问：“是谁督工的？”答曰“和珅”。乾隆命其返工重修，并命和珅罚俸赔工料之半。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箭楼火灾，当时因鸦片战争后清廷人力物力困乏，重建箭楼所需银68800两，所需用三丈四尺多长之大木柁，无力筹办，只得将西郊畅春园“九经三事”殿之大梁拆下使用，至咸丰元年（1851年）才竣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外老德记洋药房，火延正阳门外大片商铺，正阳门箭楼及东、西荷包巷被焚。同年八国联军炮火摧毁正阳门箭楼，城楼受损，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三夜（1900年9月27日），正阳门城楼，因隶属英军之印度兵在楼内燃火，被全部焚毁。
美国兵把守正阳门
内城九门，昔日每座城门都要设置岗哨，盘查进出城门之车马行人。谁来站岗？您一定会说：“当然是国人啦！”其实不然。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门（正阳门）的门禁权是由美军把持的，上下正阳门城楼也得经美国人批准。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清政府同意，正阳门城楼及东侧城垣为美军兵营及使馆边界，因此美军在城楼及城垣设岗。市民十分愤懑，多次提出抗议，后几经交涉，于民国八年（1919年）10月31日达成协议，美军于11月1日交还正阳门城楼。
正阳门重修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阳门被八国联军焚毁，慈禧太后等回到北京之后，很想修复正阳门。但是没有钱，后来慈禧下令：“计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小省报效一万。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才凑得三十万两银子开工修建。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府尹陈璧给皇帝写的《修正阳门工程奏折》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工，三年完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全部报齐。”其中用去费用：大楼（城楼）工料价足银二十七万四千二百二两四钱二分，箭楼工料价足银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七分，两项共计工料价足银四十二万九千九百一两二钱九分。
民国四年（1915年），北京政府为解决正阳门交通堵塞问题，聘请德国建筑师罗克格•凯尔设计改建正阳门道路，拆除正阳门瓮城及东西两座闸楼，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各开辟两个洞子门，拆除瓮城并改造正阳门箭楼，在箭楼抱厦北侧加筑月台，月台前建两侧“之”字形蹬道，箭楼四周加筑水泥挑檐及护栏，用作箭楼之环形通道及眺台，原箭楼与瓮城衔接处塑补半月形西式图案，箭楼第一、二层箭窗加水泥遮阳，庑座两侧各增加四个箭窗，故今箭楼箭窗即成为94孔。所有箭窗均改装成玻璃窗，箭楼内也有很大改动。原本箭楼没有匾额，这次修时加上了“正阳门”匾额。
新中国成立后，曾对正阳门城、箭楼多次维修，1952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拨正加固，1957年城、箭楼装设避雷针，1976年唐山地震，正阳门城、箭楼受损，1976年至1978年对城、箭楼进行大修，1989年对箭楼进行修缮，1990年1月21日对外开放。1991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大修，对城楼内部进行装修，于1991年7月1日恢复，对外开放。
北平市长出卖前门楼子
昔日，正阳门曾经被出卖过。那是民国年间，因为政府开支困难，于是北平特别市市长便想出了一个“高招”。一日在正阳门楼上举行宴会，出席宴会者都是富商、大款。席间市长讲话，言道：“1919年，我步军统领衙门从美国驻华使馆警卫部队手中接管了正阳门，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故此，宴请诸位，以共享其乐”。话音一转，又说：“常言道：‘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商人劳军是天经地义的事，军人宴请商人则是‘吃只青蛙腿，还只大肥牛’。不过兄弟我请求诸君解囊相助，也不是没条件的，而是要把前门楼子卖给德高望众之高贾。招商价为20000大洋，欲购者可出更高价，兄弟我将同出最高价者签署交易证书。”这回出售正阳门，还真有买主、有卖主的“平等交易”，买主真的扎扎实实地付了款。主人对客人开价两万块大洋，有位富商慷慨加价，给了3万块，就扎扎实实地买下了正阳门箭楼，在箭楼上开设电影院、国货陈列所、国货商场，此举成了当时的重大新闻，好事者莫不争先到前门楼子上一游，先睹为快。然而好景不长，因为箭楼上通道大窄，出口不畅，照明条件太差，防火设备缺乏安全没有保障，所以警察局长向老板提出警告，责令他停止营业。要他签字，假如发生意外，要由商家负责。那谁还敢冒此风险，人命关天啊！宁肯闲置不用，也不冒险，这是商家的理论。轰动一时之后，只好关门大吉了。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军政领导登上城楼时，已是垃圾遍地、蝙蝠成群，脏不可言了。
正阳门匾额上的“门”字为什么没有钩
如果留心，途径正阳门时，您会发现那匾额上正阳门的“门”字是没有钩的，同新华字典上的“门”字写法不同。这是为什么？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日下回眸》一书说：“紫禁城内，悬挂的许多门匾，其‘门’字，都是没有钩的。”这是为什么？该书说“尚有待于发现考证”。明朝人马愈在他的《马氏日志》中说：宋都临安（今杭州）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脚钩，带火笔，故招火灾，遂撤额投火中乃熄。后来，凡书法家书写门额时，多不钩踋。这是皇家的一个禁忌，否则，就将招来杀身之祸。明朝开国之初，定都南京，朱元璋命一位叫詹希源的书法家题写一块门匾。悬挂门匾那天，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皇帝朱元璋亲自揭幕，朱元璋不看便罢，看到那个带了火钩的门字，顿时龙颜大怒。当即命人把那块匾拆下来砸碎，并传下旨意，要刑部大堂把詹希源捉拿归案，以居心不良之罪，斩首示众。从此以后，不管是哪位书法家，谁也不敢再写带火钩的门字了。书法界称门字最后一笔为火钩，皇家以为门字带火钩，会钩来火灾，会妨碍帝君出行、招贤纳才。因此，是一种忌讳，谁也不许冒犯。
纸糊的前门楼子
眼下，正阳桥牌楼重修告竣，吸引着不少游人前往观瞻。您知道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正阳门城楼及箭楼俱毁于火，焚后仅余城楼底座及门洞，周围是一片颓砖断瓦，状极凄凉，令人痛心不已。在西安避难一年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行，于1902年1月初返回北京，史称“庚子回銮”。1月8日这天，銮驾队伍要从永定门起向北排列，帝后的銮舆通过正阳门回到大内。由于劫后的正阳门未遑修复，清廷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令厂商先搭席棚，由棚彩匠临时在城楼底座上面搭起的彩牌楼。以竹杆杉商为骨架，以苇席、绸缎、纸张为表面，用以代替被焚毁的正阳门，好不狼狈。
“走桥”与“摸钉”
过去每逢正月十五日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要到正阳门“走桥”与“摸钉”。这是一种民俗。
何谓“走桥”？就是正月十五日夜里，妇女结伴行游街市，凡有桥处，相扶而过，这样就能“消百病”。所以，又叫“走百病”。凡是不过桥的人，就不能长寿。明代吏部尚书周用对这一风俗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都城灯市由来盛，大家小家同节令；诸姨新妇及小姑，相约梳妆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尽归尘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兼头风。”
所谓“摸钉”，就是在“走百病”时，经过正阳门，必须用手摸门上的铜钉，这样可以生个男孩。《水曹清暇录》：“正阳门上摸铜钉，云宜男也。”
京师的这一风俗，始自元代，到明清两代更为盛行。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日益提高，这一活动就逐渐绝迹了。
不过，我有一次去摸门上的铜钉发现，两扇门两个9×9=81个门钉，其中有不少不是铜钉，而是用木头旋圆塗上黄漆的。一位资深文物专家对我说这是民国年间重修正阳门时因为钱紧，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办法。
康熙登上正阳门指挥救火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五日，正阳门外着火，康熙皇帝亲自登上正阳门箭楼指挥救火，并往该处现场检查火情。他发现该城及司坊巡捕等官员无一人在场，于是派遣内大臣、侍卫官们前去救火，方得扑灭。次日，发出一道圣旨说，该城及司坊巡捕等官员，在管区范围内有直接的责任，平日不认真防范，遇着大火临头还不组织急救，玩忽职守。左都御史（监察官员）科尔坤、兵部侍郎郭丕等人奏请朕还宫，他们留在那里监视火情。等到朕回到宫中以后，不放心，又派人前往观察，他们都跑光了。城外多是汉族官员居住的地方，遇到火灾也应该帮助料理才是，可是都置若罔闻，好像没那回事一样，袖手不顾。那么其他的事务就可想而知，也是照样不负责任。你们这些人，都是吃皇粮的国家大臣，凡是遇事应当有个顾全大局的整体观念。于身外之事，漠不关心，能行吗？你们可将此旨传达到吏、兵二部及都察院知之。
这个故事，我是五十年前听公安局长讲的，他是听周恩来副主席讲的。有一天电车公司发生火灾，周恩来副主席闻讯后，亲自过问，当时的公安局长皆不知其事，更未去火场检查火情。周恩来副主席批评说这是官僚主义，玩忽职守，说康熙皇帝还能亲临火场指挥救火，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应当比封建皇帝好吧！他教育政府官员，凡遇突发事件，事必恭亲。发生突出事件后主管官员如不亲自到现场，就是官僚主义，就是玩忽职守。当时担任北平市军管会公安局长者是谭政文，他聆听了周副主席的教导，并坦诚地向我们传达了这项指示，至今记忆犹新。
康熙登上正阳门指挥救火，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我为此查阅《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实录》《上谕档》等，均有记载。看来这绝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记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