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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门纪事

2002-12-1 11:00| 发布者: 王铭珍| 查看: 930| 评论: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六十周年。前些天,正阳门文物管理处登报,征集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见证人,我当即给他们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就是。”我今年7 6 岁, 当年1 6岁,曾以学生身份,站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民国大学众学长大哥哥队伍的前头,在正阳门箭楼前西侧,摇旗欢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那天是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开始,站在正阳门箭楼上的部队首长有: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等,还有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等。领导同志登上前门箭楼,检阅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雄壮威武的队伍开进了前门。古城北平和平解放了!从此,北平的历史、前门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从这一天起,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因为从此以后,我投身于革命事业。我参加了北平市军管会,成为北平市公安局的一名新的成员。最初,公安局设在天安门前东侧的公安街,即今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在地。1958年迁移至东交民巷美国花旗银行旧址(今警察博物馆),1978年以后,我奉命调离公安局。就是说,我在正阳门周边1000米以内范围内一直工作了34年。对正阳门颇有感情。因此,想借此机会说说正阳门的轶事。
    正阳门的兴建
    北京俗谚云:“内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典一口钟,前门楼子九丈九”。
   “内九外七皇城四”,说得是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外城有七座城门,皇城有四座城门。在内城的九门中,除了一座城门上设钟以外,八门设典。九门之中,正阳门最高,通高九丈九尺。正阳门俗称为前门。
    内城九门中,南垣设三门,东垣、西垣和北垣各设二门。南三门,俗称前三门。正中者为正阳门,东为崇文门,西为宣武门。
    正阳门位于内城南垣正中,为北京内城正门,元代、明初称“丽正门”。元代的丽正门,约在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永乐十七年( 1 4 1 9年)将元大都南垣南拓约0 . 8 公里, 重建南城垣,中间辟门仍名“丽正门”,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竣工。正统元年(1436年)重建城楼,增建瓮城、箭楼、闸楼,正统四年(1439年)竣工,命名为正阳门。为什么叫正阳门呢?因为“日为众阳之宗”,古代以为人君之象,因系“国门”,又在中轴线上,正对宫城,故命名“正阳门”。正阳门由城楼、瓮城、箭楼、闸楼四个部分组成,较其它八门规制高大。
   “前门楼子九丈九”,这是一个约数,合公制33米。是否准确呢,我为此到档案馆查过,结论是“不准确”。数据显示:正阳门城楼城台高13.20米。城楼面阔七间,连廊通宽41米,进深三间,城楼连城台通高40.96米。比天安门还高,天安门通高是33.70米,比“九丈九”多70厘米。
    箭楼,在瓮城南端,正统元年(1436年)建,城台高12米,正中辟券门,与城门相对。箭楼面阔七间,通宽54米,进深20米,北出抱厦庑座五间宽4.2米,进深12米,通高35.94米,也比天安门高。
    为什么叫箭楼呢?箭楼是为古代防御工事。设有箭孔,以打击来犯之敌。
正阳门箭楼的大门,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历明清两代,常年关闭着,从来不允许黎民百姓涉足。只有当皇帝要去天坛“祭天”,或去先农坛“亲耕”时,“御驾”由此出入,门才敞开。黎民百姓只能从城楼两侧瓮城下的门洞里进出。
    1949年2月3日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有人提议打开券门,让解放军从这座城楼通过,但没有被采纳。为什么?因为这座城楼上设有一个“千斤闸”,巨大的千斤闸,多年来未曾开启,若把闸提升起来,得修复城楼上的饺车,安装绞索,非一日之功,非百人之劳可成。闸提不上来,券门则开不开。再说,倘若打开劵门,千军万马还有坦克车、装甲车、大炮车从此通过,恐不通畅。最后还是决定部队从箭楼东侧绕行。浩浩荡荡的大军进正阳门东侧的门洞,从棋盘街向东,经东交民巷,至崇文门,再向北……威武雄师,大步前进,沿途人群载歌载舞,百姓欢欣鼓舞,让那些反对中国的外国佬闻之惊魂丧胆。
    正阳门关帝庙
    早年,在正阳门瓮城内还建有两座小庙,一座供奉观音菩萨,一座供奉汉寿亭侯关云长。相传小庙特别灵验,香火甚旺。每月初一、十五日开庙,尤其是旧历年三十夜,到关帝庙拜佛求签的人拥挤不堪。如《都门杂咏》记载:“来往人皆动拜瞻,香逢朔望倍多添。京中几万关夫子,难道前门许问签?”
    神灵的职责,本来是保祐皇家和百姓平安的,但也常有失职之时。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历史上常有城门被毁的事例发生,有的是毁于失火,有的是毁于战火。
    据历史档案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箭楼火灾,后重修。清代沿明旧制。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箭楼火灾,次年修复。修后,券洞出现裂缝,有城楼坍塌之隐患。乾隆亲理其事,问:“是谁督工的?”答曰“和珅”。乾隆命其返工重修,并命和珅罚俸赔工料之半。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箭楼火灾,当时因鸦片战争后清廷人力物力困乏,重建箭楼所需银68800两,所需用三丈四尺多长之大木柁,无力筹办,只得将西郊畅春园“九经三事”殿之大梁拆下使用,至咸丰元年(1851年)才竣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外老德记洋药房,火延正阳门外大片商铺,正阳门箭楼及东、西荷包巷被焚。同年八国联军炮火摧毁正阳门箭楼,城楼受损,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三夜(1900年9月27日),正阳门城楼,因隶属英军之印度兵在楼内燃火,被全部焚毁。
    美国兵把守正阳门
    内城九门,昔日每座城门都要设置岗哨,盘查进出城门之车马行人。谁来站岗?您一定会说:“当然是国人啦!”其实不然。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门(正阳门)的门禁权是由美军把持的,上下正阳门城楼也得经美国人批准。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清政府同意,正阳门城楼及东侧城垣为美军兵营及使馆边界,因此美军在城楼及城垣设岗。市民十分愤懑,多次提出抗议,后几经交涉,于民国八年(1919年)10月31日达成协议,美军于11月1日交还正阳门城楼。
    正阳门重修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阳门被八国联军焚毁,慈禧太后等回到北京之后,很想修复正阳门。但是没有钱,后来慈禧下令:“计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小省报效一万。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才凑得三十万两银子开工修建。直隶总督袁世凯、顺天府府尹陈璧给皇帝写的《修正阳门工程奏折》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工,三年完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全部报齐。”其中用去费用:大楼(城楼)工料价足银二十七万四千二百二两四钱二分,箭楼工料价足银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两八钱七分,两项共计工料价足银四十二万九千九百一两二钱九分。
    民国四年(1915年),北京政府为解决正阳门交通堵塞问题,聘请德国建筑师罗克格•凯尔设计改建正阳门道路,拆除正阳门瓮城及东西两座闸楼,在城楼东、西两侧城墙各开辟两个洞子门,拆除瓮城并改造正阳门箭楼,在箭楼抱厦北侧加筑月台,月台前建两侧“之”字形蹬道,箭楼四周加筑水泥挑檐及护栏,用作箭楼之环形通道及眺台,原箭楼与瓮城衔接处塑补半月形西式图案,箭楼第一、二层箭窗加水泥遮阳,庑座两侧各增加四个箭窗,故今箭楼箭窗即成为94孔。所有箭窗均改装成玻璃窗,箭楼内也有很大改动。原本箭楼没有匾额,这次修时加上了“正阳门”匾额。
新中国成立后,曾对正阳门城、箭楼多次维修,1952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拨正加固,1957年城、箭楼装设避雷针,1976年唐山地震,正阳门城、箭楼受损,1976年至1978年对城、箭楼进行大修,1989年对箭楼进行修缮,1990年1月21日对外开放。1991年对正阳门城楼进行大修,对城楼内部进行装修,于1991年7月1日恢复,对外开放。
    北平市长出卖前门楼子
    昔日,正阳门曾经被出卖过。那是民国年间,因为政府开支困难,于是北平特别市市长便想出了一个“高招”。一日在正阳门楼上举行宴会,出席宴会者都是富商、大款。席间市长讲话,言道:“1919年,我步军统领衙门从美国驻华使馆警卫部队手中接管了正阳门,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故此,宴请诸位,以共享其乐”。话音一转,又说:“常言道:‘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商人劳军是天经地义的事,军人宴请商人则是‘吃只青蛙腿,还只大肥牛’。不过兄弟我请求诸君解囊相助,也不是没条件的,而是要把前门楼子卖给德高望众之高贾。招商价为20000大洋,欲购者可出更高价,兄弟我将同出最高价者签署交易证书。”这回出售正阳门,还真有买主、有卖主的“平等交易”,买主真的扎扎实实地付了款。主人对客人开价两万块大洋,有位富商慷慨加价,给了3万块,就扎扎实实地买下了正阳门箭楼,在箭楼上开设电影院、国货陈列所、国货商场,此举成了当时的重大新闻,好事者莫不争先到前门楼子上一游,先睹为快。然而好景不长,因为箭楼上通道大窄,出口不畅,照明条件太差,防火设备缺乏安全没有保障,所以警察局长向老板提出警告,责令他停止营业。要他签字,假如发生意外,要由商家负责。那谁还敢冒此风险,人命关天啊!宁肯闲置不用,也不冒险,这是商家的理论。轰动一时之后,只好关门大吉了。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军政领导登上城楼时,已是垃圾遍地、蝙蝠成群,脏不可言了。
    正阳门匾额上的“门”字为什么没有钩
    如果留心,途径正阳门时,您会发现那匾额上正阳门的“门”字是没有钩的,同新华字典上的“门”字写法不同。这是为什么?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日下回眸》一书说:“紫禁城内,悬挂的许多门匾,其‘门’字,都是没有钩的。”这是为什么?该书说“尚有待于发现考证”。明朝人马愈在他的《马氏日志》中说:宋都临安(今杭州)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脚钩,带火笔,故招火灾,遂撤额投火中乃熄。后来,凡书法家书写门额时,多不钩踋。这是皇家的一个禁忌,否则,就将招来杀身之祸。明朝开国之初,定都南京,朱元璋命一位叫詹希源的书法家题写一块门匾。悬挂门匾那天,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皇帝朱元璋亲自揭幕,朱元璋不看便罢,看到那个带了火钩的门字,顿时龙颜大怒。当即命人把那块匾拆下来砸碎,并传下旨意,要刑部大堂把詹希源捉拿归案,以居心不良之罪,斩首示众。从此以后,不管是哪位书法家,谁也不敢再写带火钩的门字了。书法界称门字最后一笔为火钩,皇家以为门字带火钩,会钩来火灾,会妨碍帝君出行、招贤纳才。因此,是一种忌讳,谁也不许冒犯。
    纸糊的前门楼子
    眼下,正阳桥牌楼重修告竣,吸引着不少游人前往观瞻。您知道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正阳门城楼及箭楼俱毁于火,焚后仅余城楼底座及门洞,周围是一片颓砖断瓦,状极凄凉,令人痛心不已。在西安避难一年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一行,于1902年1月初返回北京,史称“庚子回銮”。1月8日这天,銮驾队伍要从永定门起向北排列,帝后的銮舆通过正阳门回到大内。由于劫后的正阳门未遑修复,清廷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令厂商先搭席棚,由棚彩匠临时在城楼底座上面搭起的彩牌楼。以竹杆杉商为骨架,以苇席、绸缎、纸张为表面,用以代替被焚毁的正阳门,好不狼狈。
    “走桥”与“摸钉”
    过去每逢正月十五日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要到正阳门“走桥”与“摸钉”。这是一种民俗。
    何谓“走桥”?就是正月十五日夜里,妇女结伴行游街市,凡有桥处,相扶而过,这样就能“消百病”。所以,又叫“走百病”。凡是不过桥的人,就不能长寿。明代吏部尚书周用对这一风俗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都城灯市由来盛,大家小家同节令;诸姨新妇及小姑,相约梳妆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尽归尘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兼头风。”
    所谓“摸钉”,就是在“走百病”时,经过正阳门,必须用手摸门上的铜钉,这样可以生个男孩。《水曹清暇录》:“正阳门上摸铜钉,云宜男也。”
    京师的这一风俗,始自元代,到明清两代更为盛行。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日益提高,这一活动就逐渐绝迹了。
    不过,我有一次去摸门上的铜钉发现,两扇门两个9×9=81个门钉,其中有不少不是铜钉,而是用木头旋圆塗上黄漆的。一位资深文物专家对我说这是民国年间重修正阳门时因为钱紧,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办法。
    康熙登上正阳门指挥救火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五日,正阳门外着火,康熙皇帝亲自登上正阳门箭楼指挥救火,并往该处现场检查火情。他发现该城及司坊巡捕等官员无一人在场,于是派遣内大臣、侍卫官们前去救火,方得扑灭。次日,发出一道圣旨说,该城及司坊巡捕等官员,在管区范围内有直接的责任,平日不认真防范,遇着大火临头还不组织急救,玩忽职守。左都御史(监察官员)科尔坤、兵部侍郎郭丕等人奏请朕还宫,他们留在那里监视火情。等到朕回到宫中以后,不放心,又派人前往观察,他们都跑光了。城外多是汉族官员居住的地方,遇到火灾也应该帮助料理才是,可是都置若罔闻,好像没那回事一样,袖手不顾。那么其他的事务就可想而知,也是照样不负责任。你们这些人,都是吃皇粮的国家大臣,凡是遇事应当有个顾全大局的整体观念。于身外之事,漠不关心,能行吗?你们可将此旨传达到吏、兵二部及都察院知之。
    这个故事,我是五十年前听公安局长讲的,他是听周恩来副主席讲的。有一天电车公司发生火灾,周恩来副主席闻讯后,亲自过问,当时的公安局长皆不知其事,更未去火场检查火情。周恩来副主席批评说这是官僚主义,玩忽职守,说康熙皇帝还能亲临火场指挥救火,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应当比封建皇帝好吧!他教育政府官员,凡遇突发事件,事必恭亲。发生突出事件后主管官员如不亲自到现场,就是官僚主义,就是玩忽职守。当时担任北平市军管会公安局长者是谭政文,他聆听了周副主席的教导,并坦诚地向我们传达了这项指示,至今记忆犹新。
    康熙登上正阳门指挥救火,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我为此查阅《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实录》《上谕档》等,均有记载。看来这绝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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