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鸿起:找回中秋要先找回自己

    现在中秋节的“节味儿”到底在哪儿？为什么我们再也过不出老北京的那份感觉了呢？对此，民俗专家翟鸿起说：“节没变，变的是人。”

    “年年说中秋，我都有点说腻了。”翟鸿起一边说，一边抬头看着墙上的挂历，那上面，几乎所有的日子都标了记号：电台访谈、电视台节目、报纸采访……

    到月底，翟老刚好79岁，按老规矩，该办“上寿”了，但眼下哪还顾得上呢？桌上堆满了稿纸，年初刚出了一本书，还有两本亟待完成。但，中秋节到了，总要先把各媒体的例行采访应付过去——将过去几年说过的那些话换种方式，再说一遍。

    确实，太多的年轻人正渴望了解老北京文化，仿佛那就是最后的精神家园，可以慰藉无聊的现代生活。于是，越来越多的“老规矩”被挖了出来，越来越多的“老讲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是一个渴望故事的时代，我们不断在用仪式，掩饰着本质的苍白。

    但问题是，曾经的岁月，真有那么复杂？就算所有的老讲究都复活，我们的中秋节就会变得有滋有味了吗？当表面的喧嚣渐渐平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这中秋节的“节味儿”到底在哪儿？为什么我们再也过不出老北京的那份感觉呢？

    “节没变，变的是人。”说着说着，翟老突然提高了嗓门。

中南海里上初中

    我1931年生在河南安阳，祖籍天津。4岁时全家搬到前红井胡同，今人民大会堂西。我在成达中学上的初一，学校就在中南海里，当时北京沦陷，中南海被日本人辟为公园，门票5分一张，紫色票面。我们凭校徽可以免费出入，校徽也就大拇指盖那么大，上面有铁线篆的“成达”两字。其实沿大门往东走,有片墙塌了，就在过去的冰窖那儿，可以绕进去，我们放学常从那儿走。那时也没人逛公园，都没这闲工夫，公园是文人才去的地方，且只有节假日才去。

    中南海美极了，放学时我们常穿着短裤去湖里踩藕，找到了，洗吧洗吧就生吃了，当时瀛台是封闭的，不让进。

    胡同里也住着日本人，门口挂着小木牌，修皮鞋的小贩经过时，会用日语吆喝。快胜利时，马路两边挖了深沟，上面有棚，一旦飞机来，大家必须到里面去躲轰炸。

    有段日子挺难过，吃混合面，但时间不长，很多记载都忽略了这一点。

送货赶上解放军入城

    我家7个孩子，都靠父亲一人的收入，日渐艰难，以后又搬了几次家，不过父亲收入较稳定，在当时我们算是中人之家。

    住六部口时，时传祥常来淘粪，过去干“粪行”的多是山东人，我至今还记得他一口的山东口音。他这个人特仁义，看院子里晾着衣服，会特别注意不让粪桶碰上。到冬天时，大家会给他一点酒钱。那时做买卖的都直接进院，淘泔水的，送水的，反正大家也没什么东西，小偷也不来。那时小偷分片儿，每人守在一个地方偷，轻易不越界，因为小偷也要拜师，“师傅”会告诉他活动范围在哪儿。

    我初中毕业后，家道中落，只好去老前门大街的中华百货售品所当伙计。这个售品所不简单，是爱国商人宋则久办的，专卖国货，当时名气很大。宋是基督徒，管理有方。伙计每天都是三菜一汤，月中月底还要改善伙食。一年发四身衣服，两白两蓝，店里免费给洗，还免费理发，每年10月老板请吃螃蟹，春天请吃烤肉，但有一条，吃喝嫖赌抽立刻开除，每周六上午半天有牧师来带大家做礼拜。比起学手艺的徒弟，我们实在强太多了，有工资拿，还学了很多道理。我从小没吃过牛奶，豆浆都没喝过，可现在身体还这么好，这和我15至21岁在售品所工作有关，那时正长身体，吃得好，营养充足。

    解放军入城时，我正好送货，半道碰上了，吓了一跳。那时反动派恶意宣传的影响还很大，大家不了解，都挺害怕，也没人敢出来欢迎。解放军住在花市大街老乡家边儿上，但也没人敢和他们说话。后来办入城式，有了组织，情况就好多了。

老北京这样过中秋

月饼都是自己做

    老北京怎么过中秋？说实话，这个话题我都不爱说了。确实有些仪式性的东西，但都很简单，也就是吃月饼，拜兔爷。

    月饼一般家庭都是自己做，一层面饼，放一层果料和糖，摞上3-4层，上锅蒸，吃的时候切开，这叫团圆饼，全家都得吃，如果有人在外地没回来，要切下来一块儿给留着。至于自来红、自来白，那是礼品，送人时才会买，就是图那包装好看，普通人不吃。

    拜兔爷是晚上由主妇来主祭，所谓“男不拜月，女不拜灶”。

    再有就是徒弟要给师傅送礼，所谓“三节两寿”，“三节”是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师傅和师娘的生日，这是做人起码的礼节。过去学艺的期限是“三年零一节”，所以中秋节这天有不少徒弟正式出师。

    过去也没放假这一说，最多是学生下午能早点放学，老北京到中秋时，蔬菜基本就都没了，只剩下小白菜，但就是那么一块儿果料面饼，就足以给人以节日的氛围，大家都盼着这一天。原因很简单：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不拿着麻秆不知道什么是狼。平时只有窝头吃，你当然觉得月饼香了。

    老北京也就“三节”能见点荤腥，所以大家特别珍惜。过去一家要是不过节，邻居都会笑话，说这家主妇不会过日子。所以再穷也要把节过好，一年省吃俭用，过节的钱是一定要准备好。但就算过节能吃点好的，和现在也没法比，以我家为例，春节就是蒸两缸馒头放屋外，一直吃到元宵节，都冻裂了，馏一下还得吃。

老前门的风采已逝

    我在老前门大街待了6年，重建后我回去看过，不太认识了。

    1946年物价飞涨，买东西大家都不用钱，租房都按几袋面、几匹布论，那时前门大街上倒闭的买卖太多了，不过也总有新店开张，特别是南方人来的多，他们会做生意。

    老前门大街的乞丐也排班，每周几谁来，都是固定的，买卖家儿事先会准备好零钱，不然他就在你门前折腾，自己把腮帮子钉你门槛上，你还怎么做生意？

    老前门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有传统中式建筑，也有西洋建筑，大家用的材料各不相同，比如廊坊头条有家掸子铺，四层楼，居然只有一间门脸，在当时也算“地标”了。这种高低不齐的错落感，让人觉得很亲切，不信的话你可以看看，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可能都找不到建筑样式、建筑材料全一样的商业街。

    一提起老北京商业文化，很多人都会说“吆喝”，其实它被艺术化了，像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那些，并不是真实的生活，那里面把香椿和大白菜都吆喝在一起了，过去这两种菜分季节，根本不可能见面。

    临解放前，人们生活艰难，但我在店里看铺，老板准备了充足的食物，所以过得挺好，而且店里也暖和。不像在家，炉子临睡前要搬出去，只能暖一下房，晚上仍然很冷，只能多盖被子，或挤在一起取暖。

节味儿只在人心中

    为什么现在的人觉得中秋节没有节味儿了？要我说，是日子好过了，人心变了。

    过去大家虽然穷，但人与人有种温情，仿佛是一家人，平时出去都不用锁门，和邻居打个招呼就行。院子里来了生人，邻居会帮你打听清楚，等你回来，一五一十告诉你。衣服晾院子里，根本不用担心下雨，别人肯定帮你收好了。中秋节各家的团圆饼都很简陋，但谁都会切一块送给邻居尝尝，这种温暖感，现在哪儿找去？

    放几十年前，没人研究中秋节，现在不得了，叫“民俗学”了，其实，不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吗？现在年轻人不关注自己的生活，反而总想了解老北京怎么生活，这其实是一种猎奇心理，可为什么不想想，你怎么就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兴趣了呢？

    依我看，过去大家能把中秋节过得有滋有味，是因为每个人的位置是固定的，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多想。而现代社会多元化了，很多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不知道该干什么，又不肯脚踏实地，所以怨气越来越大。心态如此，再有多好东西，他也觉不出好来。

    老北京有句话，叫有多少水和多少泥，今天还有多少年轻人懂这个？整天只知抱怨，嫌这个怨那个，宁可坐家里吃低保，也不愿出去奋斗。你看好多在北京的外地人，摆个小摊卖蔬菜，风里来雨里去，多辛苦？可他们就有幸福感，因为他们在往前看，有活着的那口气。

    我小时候，耍猴耍耗子的串胡同，一听锣声小孩就往外跑，家长马上会给叫住，让拿了零钱再去，嘱咐看完一定把钱给人家，因为人家也得吃饭。没零钱的，就不能出去看。这就是做人的起码尊严，日本鬼子投降时，卖出来的衣服、家具、瓷器到处都是，特别便宜，可有几个老北京趁机去捡便宜的？大家都明白：身外之物，要它干吗？

    这些年，生活确实好了，但有些精神的东西却下降了，这应引起重视，人要没点基本的坚持，失去的就绝不仅仅是中秋节了。你问我到底该怎么办？这么大的话题，大家都没答案，我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