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北京的胡同

    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朱湘，曾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散文《胡同》。而且所记述的，特指北京的胡同。这位作家原籍安徽太湖，却对北京的胡同产生了特殊的印象，足见北京的胡同有一种非同一般的神韵。对北京的胡同做了深入开发的，文学作品中首推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在那样的作品中，都将北京的胡同写得既细微又生动，耐人寻味。

    “胡同”一词，与“巷”近义。据朱湘查证，第一个使用“胡同”一词的是元朝人李好古，他在《张生煮海》一曲中曾提到过好几个北京胡同的名字，如羊市胡同、砖塔胡同等等，今天仍未易名。北京古今究竟有多少胡同？真像个谜。据明代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统计的北京胡同有1170条；清代朱一心《京师坊巷志稿》统计为2077条；1944年日本学者多田贞一在他的《北京地名志》中，统计出的北京胡同为3200条。前些年《北京青年报》上有杨森先生的一文《北京的胡同数得清》，判定北京的胡同总数为6104条。而这些胡同在密度上也令人咋舌，仅大栅栏一带一平方公里中竟有胡同138条！

    自金、元、明、清定都于北京，北京的建筑体系就呈“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是王公大臣府邸的名胜化和面积的扩大化，以及建筑形态的奢华化；一方面是大量市民的群居化、拥挤化。但是，多么拥挤也要留一条供人行走的路，使各式民宅都将自建的或购买的、租赁的房子设在路的两边，这就成了街、巷（即胡同）。最初的胡同设名，原因之一是依据市民集中从事的某业而定。这样的名称，一般都颇平贱。但平民也有平民的自尊，办法之一就是将胡同的贱称易为贵称。例如，将“绳匠胡同”易为“丞相胡同”，将“烂面胡同”易为“ 烂缦胡同”，将“奶子胡同”易为“迪兹胡同”，将“劈柴胡同”易为“辟才胡同”，以及将距离太短的“狗尾巴胡同”易为“高义伯胡同”，将妓女集中的“勾拦胡同”易为“钩帘胡同”，以及将名称太俗的“大脚胡同”易为“达教胡同”等等。天桥的隔壁是铺陈市胡同，铺陈市原名是“铺衬市”。“铺衬”者，破烂布头之谓也。

    在那样的胡同里居住或借住的人，除了操业颇贱的市民之外，也有来京赶考的穷举子或某些文人，包括著名文人。例如清朝著名史学家兼藏书家孙承泽曾住在后孙公园胡同；著名诗人王士桢曾住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胡同；被誉为“布衣御史”的大文豪朱彝尊的“古藤书屋”就坐落在海柏胡同。鲁迅在京时，曾住过南半截胡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胡同也不乏“文化之魂”。

    “胡同文化”确实是一种文化。北京作家若是想搞京味文学，不熟悉胡同风情、胡同语言就等于不懂民情、民言，也很难使作品达到真正的生动。当然，“胡同语言”也有优质、劣质之分。优质“胡同语言”的基本风格是亲切、朴实、幽默、活泼；劣质的“胡同语言”是刻薄、刁毒、浮荡、虚奢。

    北京胡同最有个性的建筑物是四合院。四合院作为一种生活空间，也有品位之分。级别低的租住“大杂院”，凑合着活而已。而级别高些的，住的是独门独院。满足于六种“资本”，即：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可惜有那种福气的不多。

    话说到这里，就要提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对于毕竟有古旧意味的胡同、四合院，是永久保留下去还是大大改造乃至索性淘汰？这可真不是简单的问题，需要具有大见识、大思考、大学问、大主意、大本领的重量级人士来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