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公元1266年忽必烈决定新建皇都, 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出现了自隋大兴唐·长安、洛阳以后第三座平地营造的都城,北京的东城便是这座皇都中最重要的地段。历经明清,在这里建造了一整套体现皇都功能的建筑。如果要对某一地域的历史特征给予文化层面的概括,那么,东城的主要特征就是皇都文化。 社会在发展,生活在变化,在经历了七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以后,北京这座古都究竟留下了多少往日的辉煌,以后还能留下多少,这是今天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我们不可能阻挡城市更新的步伐,与其扼腕叹息,不如去做一些实际的调查记录,尽可能地多留下一些历史的信息,不至于让这座古都失去记忆。 但是, 是不是历史上留下来的遗迹全都值得保存, 是不是所有的历史信息全都值得记录呢?答案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保护哪些,记录哪些,就要对历史遗迹的历史信息做出价值判断,进行理性筛选。鉴于东城区皇都文化的地域特征,判断的标准——第一条就是它们是否能够体现皇都功能;其次,它们在中国,在北京是否是唯一的,至少是珍稀的; 第三,它们是否包含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能够成为某一历史事件的标志。据以上三条标准,分类综述如下—— 帝都形制 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决定以金中都北郊离宫太宁宫为中心建新都,至元八年建国号为元,新都名大都。 大约在至元十三年基本建成宫殿坛庙衙署, 至元十八年1281完成全部城垣。 元大都在皇都建设史上有两项最重要的成就——一是都城规制, 二是水利工程,前者的主持者是刘秉忠,后者是郭守敬。这两项成就都有遗迹留存至今。 都城规制方面,大都城基本上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王城规划理念进行设计。 首先是“择中”立宫,对称布局, 即确立一条南北中心线,作为王都的中轴,沿中轴对称布置宫殿街坊。 中轴线起点是皇都正门丽正门, 已无遗迹,但南城墙之东端角台即是明清的观象台,由此向西延伸,即在今长安街一线,故其位置仍可标定。中轴线终点是中心阁,在今钟楼位置,两点间共长约一千二百丈约3900米。 其次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 的布局。即宫殿朝堂在前,主要商业区在后海子桥一带,太庙在左东、齐化门内, 社稷坛在右西、平则门内。 第三是城中有城,都城之中有皇城,皇城墙名萧墙, 皇城中有宫殿。 元皇城东墙即是明皇城东墙,原在玉河之西,明宣德七年1432迁至玉河东岸,这是元代皇城唯一可以确指的城墙位置。 第四是对称布置城门。 《考工记》 中的 “旁三门”, 在大都有一点变化, 即北城墙改为二门。 东城墙三门至明代因北城墙南移而余二门,北部为崇仁门明清之东直门,南部为齐化门明清之朝阳门,其位置均可指认。 第五是经纬垂直的道路。正对城门为大街,南北大街之间连以胡同。 全城以街巷为界划分五十坊, 在今东城区界内有二十坊。 现在东城区的大街、胡同,基本上是元大都时的街巷,特别是东单至东四东侧的胡同, 尺度没有改变。 东城区界内已无大都城内的建筑遗存。但一些重要建筑的位置依然可以明确指认,它们是:中心阁, 今钟楼; 太庙, 清初恒亲王府和固山贝子弘昽府; 孔庙、 国子监, 即今地; 大都路总管府衙,即明清顺天府衙,在今地; 太史院,即明清贡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范围; 东南城角, 即明清观象台; 北太仓, 即明清太仓; 崇仁库, 即明清海运仓; 柏林寺, 即今寺。 大都的水利工程的主干是从昌平神山白浮泉引水,经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入海子,东南与大运河相接。这一水利工程除供应城市用水外,还是南粮北运的漕运河道。 大都的生命在于水, 护城河, 海子, 太液池,通惠河是一个整体。 通惠河北端即位于中轴线中点的海子桥又名万宁桥,由此南下,在都城中的水道即明清时的玉河全在东城界内, 玉河又名御河的河道位置即今东不压桥和南北河沿大街, 重要桥闸位置也可考据。 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攻入齐化门,占据大都, 一个月内即将大都北部毁弃,新筑北城墙,即今德胜门至安定门一线。同时拆毁宫殿坛庙,除西部离宫作为燕王府使用外, 元朝的皇城宫殿成了一片废墟。 明永乐元年1403,诏以北平改称北京,四年1406明成祖立北平为京都, 改称北京。 十三年修筑城垣,十四年正式决定以北京为皇都,十五年后大举兴工,十八年1420十一月完成宫殿坛庙城池,次年正月由南京迁都北京。皇都北墙为洪武初年新筑,南墙向南移至今正阳门一线, 东西城墙仍沿用大都城墙。新城城墙外包小砖。正统二年至四年1437-1439, 城门, 瓮城, 箭楼, 角楼修筑完备, 十年城墙内外包砌大砖。 总计东城墙长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北城墙一千八百九十丈,西城墙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三尺二寸, 南城墙一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修筑了南城,形成了内外城形制。 位于今东城区界内的城垣总共有正阳门、 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崇文门五座城门和内城的东北与东南两座角楼。 它们绝大多数在上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拆除,只留下正阳门城楼,箭楼,东南角楼,附墙观象台四座建筑;城墙则有崇文门至角楼和东墙南段一部分残址。 这些就是皇都城垣的最后遗存。图1-8 明嘉靖时内城分为东、西、北、 中, 四城二十九坊,在东城界内有十五坊,分属北、中、东三城。明代皇城内为禁区。清顺治五年1648,将内城汉人全部迁至外城。内城划分旗界,只准旗人满洲蒙古汉军居住,在东城界内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八旗中 “上三旗” 中有两旗镶黄正白在本区, 可见东城位置之尊贵。为了监察治安,清代又将内外城统一划分为中、 东、 西、 南、 北五城, 每城两坊,其中四坊管界辖有本区。明末皇城宫苑和内务机构遭到很大破坏,清朝削减内府机构,原皇城内大部分厂、 库、 局、 作逐渐废弃, 旗人陆续入住。 图1 1901年被毁后之正阳门 图2 1914年正阳门及瓮城 图3 1915年拆除瓮城后之正阳门 图4 安定门城楼 箭楼 瓮城 图5 安定门箭楼背面及瓮城内真武庙 图6 东直门城楼 箭楼 图7 朝阳门城楼 图8 崇文门城楼 明代正统年间开拓西苑南海,内城水系基本定型。来水仍以白浮泉水系汇合高粱河水源为主,由积水潭、 什刹海过海子桥, 再沿皇城向南入护城河, 名玉河。水分两支, 一支由南海引水向东, 为外金水河,过承天门天安门后向东汇入玉河; 另一支由什刹海向南引入筒子河进入紫禁城后为内金水河,再向东南汇入外金水河。元末漕运废弛。明永乐十三年疏通了杭州至通州大运河,嘉靖时疏通通州至东便门河道,南方漕运船可抵大通桥码头,然后车载进城。明代通惠河已不再有漕运功能,改名玉河后成为游玩摊商之地。明清时期玉河桥上共有三座石拱桥和十座石板桥,除万宁桥外现都已拆除或埋入地下, 但大多数位置可以指认。 明清北京街道基本保持了元大都的肌理, 只有两处重大的变化: 一是城墙南移,在正阳门内布置了一处栅栏围合的方形广场,名棋盘街,广场外有商铺, 内为集市。 棋盘街北为皇城正南门大明门清·大清门, 门内设连房。二是连房两侧有规则地布置中央官署,明代东侧为文职官署,西侧主要是武职官署, 清代改变武职官制, 大部分成为民宅。1900-1958年,几经改变,所有官署建筑均已无存。 城内街道建有重要的标志——牌楼。在东城界内的主要道路上有东四牌楼,东单牌楼,东长安街牌楼; 次要道路上有东江米交民巷西口牌楼, 成贤街、国子监牌楼;府学胡同育贤坊牌楼和教忠坊牌楼。重要的胡同口设有栅栏,或一间小牌楼,遗存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还有船板胡同、辛寺胡同、织染局三处。现存牌楼有成贤街与国子监等四座,其它牌楼位置尚可指认。图9~15 图9 东四牌楼 图10 东单牌楼 图11 东交民巷西口牌楼 图12 东长安街牌楼 图13 府学胡同 “育贤坊”牌楼 图14 府学胡同教忠坊牌楼 图15 小报房胡同大清邮政分局牌楼 城内街道胡同有不少以市场、人物、行业、衙署为名,大多数街巷名称沿用至今,也应当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遗痕。 东城集市中最繁荣的有四处—— 一是正阳门内棋盘街及周边; 二是灯市口一带; 三是东大市, 即今东四一带; 四是后市, 即地安门至鼓楼一带。 其他有猪市、驴市、羊市、鹁鸽市、干鱼、烧酒、豆腐等。隆福寺还有定期大型庙会。此外值得记录的是几条反映明朝腐败制度的胡同名称,其中本司胡同即明代供应官妓和摧残犯官妻女的衙门教坊司所在地, 其北为演乐胡同, 南为勾栏胡同今内务部街, 都与这个衙门有关。图16~19 图16 东四大街铺面房 图17 东安门大街铺面房 图18 东四大街铺面房 图19 王府井大街铺面房 城内还建有不少巨大的勋戚大臣府第,往往整条街巷即以其为名,如石大人、王大人、吴良大人、遂安伯、建平伯、永康侯、 马大人、 巴大人、班大人、王驸马、林驸马、 马将军、大冉府、崔府、佟府、方家、郎家、谢家、魏家、赵家、汪家、史家、蒋家等。 清代严禁内城有娱乐活动,又不准汉人设立会馆,但后期法令松弛, 出现了少数曲艺茶园,在贡院附近也有少数供试子居住的会馆。 皇城兴废 明永乐时宫殿外为皇城,其轮廓北、东两面为直墙;西面北段为直墙,南段因避元代大庆寿寺而缺角; 南面在承天门前向东西横展, 又向南延伸,称天街。天街内建连房,俗称千步廊。大明门内连房东西各一百一十间,正面向外,向天街的是后墙长安左右门内向北各三十九间。宣德七年1432将东墙东移至玉河外。清朝沿用明皇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1754-1760重修, 又向长安左右门外拓展,其范围据乾隆《日下旧闻考》载: “缭墙三千六百五十六丈五尺”,光绪《顺天府志》载: “围径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面积约为6.9平方公里。 明清皇城共有门十座—— 一, 正门承天门天安门, 现存。 二, 南门大明门大清门 图20, 1958年拆。 三, 长安左门, 1952年拆图21。 四, 长安右门, 1952年拆图22。 以上三门均为五间三券门单檐歇山顶。 五, 西安门, 1950年火焚。 六, 东安门, 1912年火焚。 七, 北安门地安门 图23, 1955年拆。 以上三门均为七间三门单檐歇山式。 八, 东安里门图24, 在东安门内望恩桥西,为三间方洞三座门式, 1926年拆。 九, 东长安门又名东三座门。十, 西长安门又名西三座门。 以上二门为乾隆十九年向东西扩展天街的外门,为三间方洞三座门式, 1913年拆。 另, 明正统元年1436于长安左右门外路南,设有通向部府衙门的总门,名东、西公生门,为一座门。清初尚存,乾隆十九年扩展天街后封堵, 1912年拆去此墙,在其位置新建了两座牌楼,1950年拆除。 1918-1926年,东西北三面皇城陆续拆除,墙址形成街道皇城根,后改黄城根。1913-1915年拆天街千步廊及天街南墙, 1958年拆东西墙。 至上世纪末,明清皇城只剩天安门及南面皇城墙。2001年在东皇城墙旧址上的居民全部搬迁, 建成公益型绿地,经过发掘,在原墙址上复建了一段城墙,以为皇城标志,又发掘出一部分东安门遗址加以保护展示。 1912年皇城南墙新辟南长街和南池子二门洞,又将南海宝月楼亮出, 改名为 “新华门”, 为 “总统府”大门; 1933年填玉河南段为南河沿大街,在南墙上开辟出口。 皇城墙高一丈八尺, 下宽六尺,上宽五尺二寸,黄瓦砖墙,墙身直接刷土朱。现在天安门两侧南皇城墙为抹灰刷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缮所添。图20~24 图20 中华门大清门 图21 长安左门 图22 长安右门 图23 地安门 图24 东安里门 明朝的皇城完全是禁区, 其功能为—— 一,宫殿和御苑。宫殿即紫禁城,御苑计有西苑三 海, 兔儿山, 万岁山又名镇山、清景山和东安门内以南的东苑又名南城。 二, 太庙和社稷坛。 三,皇帝专用的庙宇,主要是嘉靖时兴建的几所大型道观。 四,为皇家服务的内府十三监、四司、八局等二十四衙门及各类厂、 作、 局、 库。 北安门内为长街,正对万岁山后北中门,两侧为黄瓦高墙, 南北两端建二层 “雁翅楼” 四座, 清代沿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完全拆除。西黄瓦墙于1925-1926年拆除,东墙仍保存一部分。明代皇城内除宫殿、万岁山、西苑、大高玄殿、皇史宬等外,其余建筑基本无存,但尚有一些重要遗迹位置可以辨识。 在东城界内的有—— 玉芝宫 位于太庙东侧, 原为供奉嘉靖帝生父神主之庙, 清代改为门神库, 范围未变。 重华宫 东苑中最主要的宫殿, 明末被毁, 清初北部改建为睿亲王府,南部改为缎库。康熙时王府改为玛哈噶刺庙,乾隆时赐名普度寺,今存大殿与山门。 缎库建筑已毁, 但范围可辨。 崇质宫 又名黑瓦殿,“土木之变”中明英宗被蒙古也先部所俘,释放后即居此宫。明末宫毁,清顺治时重建为普胜寺,又称十达子庙,1916年改建为欧美同学会。 龙德殿 飞虹桥 东苑中最豪华富丽的离宫。 据载其中飞虹桥为奇石所构,雕琢精美,是郑和由海外运来。 飞虹桥后世讹音为飞龙桥, 今有飞龙桥胡同, 范围可考。 番经厂 汉经厂 清初尚存, 乾隆后改建为法渊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拆除,只余少量遗存,其西邻嵩祝寺尚存, 故位置可辨。 磁器库 仍有街名范围, 位置可辨。 光禄寺 清初为英亲王府, 阿济格削爵后仍为光禄寺,清末改为宗人府, 民国后为孔德中学,范围可辨。 内织染局 清初沿用, 乾隆时迁至清漪园西北, 题名 “织耕图”, 原址范围可辨。 火药局 仍有胡同范围, 位置可辨。 安乐堂 宫人养老治病之地,清废,仍有胡同范围,位置可辨。 其他有司礼监、内府供应库、酒醋局、 巾帽局等地名沿至清代, 至今地点可考。 清代改大明门为大清门,北安门为地安门,扩展东西天街, 其他门与墙均未改动。 但2000年发掘的明代东安门遗址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西安门实测平面的柱网布置有一定差别,可证东西北三门均经过清代重建。 清代皇城有了重大改变—— 第一, 改造御苑。废弃了东苑与兔儿山。万岁山更名景山,乾隆十四年拆北中门,迁寿皇殿于北部正中,乾隆十六年在山上建五亭。扩大改建西苑三海离宫,顺治八年在琼岛顶部建白塔。景山五亭和琼岛白塔成为皇城乃至全北京城的景观标志。 第二,废弃了许多明代内府机构。内务府和一部分仓库作坊迁入紫禁城内,其余缩减规模。在东城界内还保留有米盐库、帘子库、门神库、缎库、织染局、花炮作、盔头作、武备院、钟鼓司和吉安所。 第三,改建和新建了许多大型庙宇,在东城界内的有嵩祝寺、智珠寺、法渊寺、普度寺、普胜寺、宣仁庙、凝和庙、马神庙等。据乾隆十五年绘《京城全图》, 当时皇城内共有大中型包括先蚕坛二十七所, 小型的约五十所, 还有一所天主教堂。 第四, 清代皇城内不设王府, 但有个别例外,如清初有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其弟阿济格曾占明代光禄寺为英亲王府,削爵后仍为光禄寺署;乾隆特赐其女和嘉公主府于马神庙街;宣统时还拟占西苑集灵囿建摄政王府。 又明清中央部、 院、 府、 寺、监均不设在皇城内,唯独光禄寺除外,可能是因为光禄寺专司皇家宴会事务,与内府职能相近,故设于城内。 第五,也是最大的改变是允许旗人入住,以地安门内大街为界,东西各四旗。至清代后期,汉人也陆续入住, 皇城内出现了大片居民区。 清代皇城的重要建筑, 在东城界内的大型寺庙中,只有法渊寺存留少数建筑,其余大体上保持完整,小型者则大多数已拆毁。其余衙署及厂库在西城界内还保存几处,东城区内多留有地名,绝大部分实物已无存。 宫殿变迁 明永乐十四年1416在元朝大内废墟上新建皇宫,十八年基本建成。因宫中屡遭火灾,殿宇多次重建,因而也有一些改建及扩建。现在的建筑中大多数是明中叶至清乾隆时重建和新建的。 皇宫又称紫禁城,周环砖城,上置雉堞,外绕护城河筒子河。 又从皇城北面西步粮桥引水入筒子河,进入紫禁城后,于太和门前绕过文华殿,再进入筒子河, 是为内金水河, 又向南汇入外金水河。紫禁城的范围,乾隆《国朝宫史》载“内围墙一千六十八丈三尺二寸”, 实测南北长961米, 东西宽753米。城设四门, 南为午门, 东为东华门, 西为西华门,北为玄武门。清康熙时为避玄烨帝名讳改玄武门为神武门。午门正面城台辟三门,上为九间重檐庑殿式门楼,两翼城台各建重檐方亭,与正面城楼间连以廊庑, 城台一正两翼, 城上一殿四亭,就是通常所谓的五凤楼。 其余三门均为城台三门,门楼为五间周围廊,重檐庑殿式。四隅建角楼,为曲尺四出陛,三重檐十字歇山式,造型十分华丽。 皇宫总体上分为前朝和后廷,或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前朝正门为奉天门嘉靖时改皇极门,清代改太和门,主体为“前三殿”,东西配文华与武英殿,是处理朝政的场所。后廷正门为乾清门,主体为“后三宫”, 东西分列各六宫; 后为御花园和乾东、 乾西各五所,是居住生活的场所。这批建筑均依南北中轴线对称布局。内廷两侧又布置了太后、太妃、皇子等居住的宫殿和皇帝的家庙奉先殿。除此之外就是直接为帝后嫔妃等服务的机构和设施。紫禁城内只有两个皇帝直接领导的官署: 一是内阁行政, 一是六科监察, 设于午门内东西两侧。 午门与承天门之间为端门, 其形制与奉天门完全一致。端门与午门两侧为连房,是六科的值房和各衙门的朝房,在功能上属于前朝部分,在制度上也把端门视为紫禁城的正门。 李自成入北京,紫禁城没有受到破坏。清朝入主北京,一改以往改朝换代先拆前朝宫殿以破“王气”的习惯,直接沿用明宫。明宫前朝后廷的制度和总体格局依旧,但也有一些重要的改变—— 一, 变更殿阁名称。今紫禁城内各殿、 阁、 门的名称均为清代所定, 匾额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 二, 增建围房连房。 明代紫禁城与筒子河间只有三十六座值房,清代在东西北三面全部建造围房共计732间, 作为宫殿粮仓、库房、作坊和值宿兵士用房图25。 三,废弃明代慈庆宫、元晖殿、仁智殿三组宫殿。全面改造仁寿宫,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建成宁寿宫, 包括皇极殿、乐寿堂、花园、 畅音阁等。此宫专为乾隆帝退位后作太上皇的宫殿,是“宫中之宫”, 规格和豪华程度远高于内廷其他宫殿。 改造乾西五所, 兴建建福宫及花园和漱芳斋与重华宫等。在文华殿后建文渊阁,藏四库全书。在隆德殿前建梵香楼和雨花阁供奉佛像。 又新建内务府衙门、 造办处、 箭亭等。 图25 紫禁城东 北连房 四, 在外朝部分重建太和殿。 明代奉先殿皇极殿是全宫最主要的大殿,原为面阔九间,两侧有斜廊与中左和中右门相连接,清康熙八年1669改建为面阔十一间,将斜廊改为红墙,此殿在康熙三十四年又重建,乾隆时大修, 自此明代皇宫主体外貌有较大改观。又将坤宁宫内外装修改造成关外满族形制, 与明宫颇不谐调。 紫禁城的建筑在清末已多年失修, 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炮击, 多处损坏,不少附属房屋濒临倒塌。 民国以后, 前朝部分公开开放供人游览。宣统元年1909, 隆裕太后追求西化, 在道光时被焚毁的延禧宫明代延祺宫院内建造二层钢架玻璃欧式小楼,名灵沼轩俗称水晶宫,但未完工清朝即覆亡。1914年改造武英殿为古物陈列所,殿内全部改为西式装修, 又在其西建了一座二层西式楼房, 名宝蕴楼,这是皇宫中少见的“西化”痕迹。1923年建福宫被火焚毁。1924年驱出溥仪小朝廷,建立“故宫博物院”, 午门成为历史博物馆。 上世纪七十年代拆西华门内两侧建筑,新建了四幢仿古四层高楼,九十年代在武英殿后新建了地下文物库房,近年来又在运作占用上驷院遗址兴建地下展厅,皇宫基本上成了一座博物馆。 明清时期的中国, 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四亿人口, 文化传统不曾中断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紫禁城就是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中心。它不仅要保证高效的施政功能, 提供帝后奢侈的生活功能,更要发挥出强大的象征功能,也就是说,它的文化意义远远超出实用意义。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突出唯我独尊,唯我最大,凡事凡物凡景皆以皇帝为中心。皇宫最主要的部分依中轴线严格对称。太和殿是权力的象征,位于前朝庭院正中,在它的前面是全中国最大的“四合院”。在全国的建筑中,它的间数最多,台基最高,体量最大,出檐最远,屋顶、装饰、彩画、石雕最尊贵,总之凡是建筑中可能出现的结构、装饰、材料,它都是最高级的。又据近人研究,前朝庭院与三殿台基宽度之比为9:5,三殿台基长度与宽度之比也为9:5。《易·系辞上》:“崇高莫大于富贵”,疏云“王者居九五富贵之位”,所以皇帝是“九五之尊”,建筑的某些比例也附和了这种观念。 第二, 显示君权神授。 皇宫名紫禁城源于紫宫,又名紫微宫, 即是星座中的紫垣。此星座在北斗之北, 其外列十二星。 《广雅·释天》: “天宫谓之紫宫”, 自秦汉以来即以紫微宫代表天帝居所,所以天子所居也是紫宫。紫垣永远明耀不移,象征皇位永恒不动,乾清宫左右六宫, 即象征紫垣十二星。 紫禁城四角高大角楼又象征天之 “四维”。 各殿、宫门也多使用与天象有关的名称,如乾清、坤宁、 日精、 月华, 承乾、 翊坤等。 第三,强调封建礼仪制度。礼制是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法制标准,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等级也是皇宫设计必须遵守的规范。在平面布局上,最尊与次尊, 主体与侧辅, 多种空间尺度均按比例递减,如前朝最大, 内廷每边减一半; 养心殿、 慈宁宫、宁寿宫、文华殿、武英殿等次等宫殿再减一半; 东西六宫又减一半。在建筑形式、体量、装饰上也有明确的等级,面阔十一间最大,重檐庑殿屋顶, 三层台基最尊贵,都只用于太和殿,其他殿宇面阔依次减为九、七、五、 三间, 屋顶改为重檐歇山、单歇庑殿、单檐歇山、悬山、硬山等。这种处理方法,一则从认识方面“告诉”人们礼仪制度的尊严,二则从感觉方面使人们从和谐有序中体验到礼仪制度的感染力量。 自从清朝覆亡以后, 紫禁城被揭开了帝王权力中心的面纱,它不再具有威慑的力量了,但它那气象万千,井然有序的布局和建筑造型,仍然在传递着深厚多彩的历史信息,显示出光辉的文化价值。 坛庙祠堂 皇权的伦理基础是礼制, 行为的规范也是礼制, 在礼制的载体中, 坛, 庙、 祠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层面上看,皇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坛庙文化。 明清的京师祭坛始建于永乐营建北京之初,在皇城内有社稷坛,南郊有天地坛和山川坛。嘉靖时重订礼制,清乾隆时进一步完善,京城共有坛十处——天坛、地坛、 日坛、月坛、社稷坛、先农坛、天神坛、地祇坛、先蚕坛和名为坛实为殿的太岁坛。明初在天坛内还有一座崇雩坛,清代废除。在东城界内的是社稷坛和地坛。 社稷坛祭祀的是太社和太稷之神。 “社” 代表土地, “稷”代表农业,土地和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社稷就代表了国家。社稷坛依周礼“左祖右社”之制,布置在皇宫之右西。又因祭祀社稷以南为上,所以正门在北面, 三间, 南、 东、 西门各一间。戟门与拜殿享殿均在北面, 正面向南。 方坛二层, 上面按五行方位铺黄中、红南、蓝东、 白西、黑北五色土,内坛墙顶也依方位覆四色琉璃瓦。西面设神厨、神库和宰牲亭。 民国以后, 在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下对外坛进行了大规模改造, 1914年定名中央公园对外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将原礼部的习礼亭迁建于园内,又将圆明园兰亭刻石迁于园中加以保护。这是近代第一个文物易地保护的实例。社稷坛主要建筑保存较好, 享殿仍是明嘉靖时原建。 地坛又名方泽坛,是明嘉靖九年1530分祭天地的。以后新建,清代有所扩建。地坛与社稷坛同为祭地场所,仍以南为上, 坛位靠南,拜位在北。按阴阳之说, 天为阳, 天坛建筑尺寸皆为阳奇数; 地为阴,故地坛所有建筑尺寸皆为阴偶数。如方丘上层方六丈,下层十丈六尺,高六尺,连铺地砖石行列也用偶数。 地坛在民国后被农场和兵营占用,1925年开放为市民公园,经过几十年变迁,外坛只剩一座西门和少量坛墙。 内坛建筑经过逐年修复,仍基本保持原状。地坛西门至安定门外大街的通道名广厚街,街口有一座四柱三间七楼木牌楼,其尺度为北京牌楼之冠,上世纪四十年代拆除,1989年在原址按原状恢复。 庙, 在正规的礼制中只用于皇帝祭祖的场所,也就是宗庙。明代的庙有太庙宗庙、奉先殿家庙和嘉靖帝祭祀其生父的玉芝宫。清代的庙有太庙、奉先殿和供奉 “圣容”画像的景山寿皇殿, 再有一处是满族特有的 “堂子”。 太庙中供奉的皇帝 “祖” “宗” 神位,不仅是皇帝的祖先,更主要是代表了国家法统的延续性和当时皇位的合法性, 它与社稷同样是皇权的基石,所以与社稷坛对称布置在皇宫前方。太庙始建于明永乐时期, 嘉靖时重建, 清代屡有修葺, 最后在乾隆四年1739形成现在的规制。它对明代最大的改动是将享殿由九间改为十一间。按照礼制,太庙由祭祀时供奉神主的享殿, 日常安放神主的寝殿为主体,在两殿之后再单独设置一座专供九代以上祖宗的祧庙。三殿同位于三层台基上,享殿形制与体量均与太和殿相近。三殿之前为戟门,门前有内金水河, 院中对称布置神厨、神库及井亭。再外为高墙围绕。宰牲亭和奉祀署在太庙东南。太庙的建筑大部分是明代建造, 清代重修, 唯有五间戟门仍为明初原构, 是北京城内唯一的一座永乐时的大型木构建筑。 现状只有奉祀署拆改无存。 堂子位于皇城外东南,是清朝满族皇室特有的本民族礼制建筑, 由于其祭祀方式与传统礼制不同,颇具神秘色彩,所以历来对其所奉神祇传说颇多。其实它在关外时只是祭祀努尔哈赤以上四祖遗物的场所,入关以后作为一种民族传统的象征保留下来,每逢新年初一及出征凯旋,皆由皇帝及近支宗室致祭。 其主体建筑名圜殿, 是一座六角亭子,前有神杆, 后有神殿。 1901年后堂子被划入使馆区,为意大利使馆所占,被迫迁至皇城内东南隅原南箭亭址,形制未改,规模大大缩小。皇家本族宗庙在洋枪威逼下搬迁, 实是皇权的奇耻大辱图26。新堂子于1985年被拆除, 在原址建造了五星级酒店 “贵宾楼”。 图26 1901年后之堂子 在维护皇权的礼仪网络中, 祠的覆盖面更大。祠中最高等级的也称庙,次等的称祠。京师最高等级祠只有两所,一是在西城界内的历代帝王殿,再是在东城界内的孔庙。两庙的主要建筑都使用了重檐庑殿黄琉璃屋顶。 孔庙又称文庙, 它有两个功能,一是祭祀孔子,仪式繁复严肃,表示对传统儒学的推崇; 二是依庙设学,借孔庙传播儒学,庙学合一是孔庙的主要特征,孔庙之旁是国学,即国子监。 北京城内还有顺天府的孔庙和顺天府学。 大兴、 宛平县是附郭县, 所以不另设县庙县学。 京师孔庙与国子监均位于元代旧址,经过多次改扩,现存建筑都是清代乾隆以后新建或重修。全国孔庙有统一的规制,主体是列戟的大成门,供奉孔子的大成殿, 供奉孔门弟子和历代大儒的东西庑,后面有供奉孔子父母的崇圣祠;府县级的孔庙另有乡贤、名宦祠和泮池、棂星门。国子监本是管理和施教的大学校,有时皇帝到此讲学,称为“临雍”。“雍”即辟雍,原是汉代国学的别称, 宋以后不再有辟雍建筑, “临雍” 只是礼仪的称谓。 但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 乾隆皇帝命令, 在国子监内真的造了一座辟雍, 其形式为圆水四桥, 中为方殿,就是附会了古辟雍外圆内方,外水内殿的形制,它在中国礼制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顺天府文庙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只剩下一座大成殿和府学的一座二门,均为清代建筑,2001年以后在原址上恢复了文庙大部分重要建筑,府学则延续原有格局,改造成一所现代功能的小学。 清代特别重视祭祀关羽, 称其为 “帝”, 从顺治至光绪不断增加封号,又追封上三代为“王”,关羽祠也称为 “庙”。 在京师中经皇帝敕建的关帝庙就有十五座,其中规模最大的在地安门外已无存,另外内城九门的瓮城中各有一庙,其中正阳门瓮城内的规模较大。 京城中由皇帝赐建的 “祠”, 其中奉祀的都是受褒扬的人物。 在东城界内的有—— 昭忠祠、 双忠祠、 旌勇祠、 奖忠祠、 褒忠祠、怡贤亲王祠、左翼节孝祠、恪僖公祠、表忠李鸿章祠,均已拆除; 尚存的有—— 文丞相文天祥祠、忠节于谦祠、 左翼忠孝祠、显忠僧格林沁祠。 文丞相祠位于顺天府学东侧, 仍为明代建筑,近年修复。于谦祠规模不大,保存状态不良。左翼忠孝祠已不完整。僧格林沁祠则为大式绿琉璃瓦建筑,规模较大,它和西城的贤良祠都是京城现存最大的祠堂。 由皇帝敕建祭祀天神的也称为庙。在京城中祭祀的天神有:文昌帝君、城隍、先医、 火神、真武、雨神、 雷神、风神、 云神、仓神、 东岳等。在东城界内现存的有宣仁庙祀风神及凝和庙祀云神。两庙均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 与昭显庙祀雷神,在北长街及时应宫祀雨神,在中海同一规格,主要建筑用歇山绿琉璃瓦顶。三座仓神庙位置仍可辨识。文昌帝君庙一部分为小学, 尚存部分原有建筑。 衙署学校 如果说坛庙制度是维护皇权的“软”手段,那么衙署制度就是“硬”手段: “学而优则仕”, 学校制度又是维护皇权的“准硬”手段。皇都的衙署和学校是构成皇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皇都的衙署分为四大类:一是中央文职衙署及其下属机构;二是中央武职衙署、卫戍治安衙署及其下属机构; 三是内府衙署及其下属机构; 四是地方衙署及其下属机构。 图27 户部衙门大门 明清两代中央衙署最大的不同,一是清代改变军制。取消了明代的五军都督府衙门,原在千步廊以西的前、后、左、 中、右五军都督府成为民宅街区; 二是改变了监察治安机构。取消了锦衣卫、镇抚司和五城兵马司衙门,大部分衙署用地也成为民居,但在东城界的中、东、北三个兵马司尚有地名可稽;三是缩减了内府机构。原来明代占满了皇城的厂、库、局、作大为缩减。除此以外, 清代主要衙署都是沿用明代。 清代的中央文职衙署中,内阁地位最高,但它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位于紫禁城内东南隅,下属机构如红本库、文渊阁、国史馆、方略馆等闲职机构也都设在宫中。内阁以外的衙署为一府宗人府,一司通政使司,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部,图27,四院都察、理藩、翰林、太医院,五寺大理、太常、鸿胪、太仆、光禄寺, 二监国子、钦天监。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和太常寺外,全部都在东城界内。咸丰十年1860, 为应付日益增多的 “夷务”, 新成立了一个直属朝廷的外事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地址在东堂子胡同内原铁钱局公所,原址仍可辨识图28。这些衙署中绝大多数的下属机构也在东城界内,如皇史宬属内阁,詹事府,庶常馆属翰林院,观象台属钦天监, 会同馆属兵部, 贡院图29、 30, 会同四译馆属礼部, 蒙古内馆和外馆属理藩院, 东城察院属都察院, 宝源钱局、 铁钱局及新作厂属工部, 宝泉钱局及四作厂,仓场署及各大粮仓,缎库属户部,图31,国学,南学属国子监,左翼宗学, 觉罗学,高墙宗室监狱,属宗人府。顺天府衙、 大兴县衙、 顺天府学、武学和学院衙门也在东城。由此可见这个地段在皇都中的重要地位。 图28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仪门 图29 贡院鸟瞰 图30 贡院考棚及明远楼 图31 禄米仓大门 清代武职衙门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八旗都统所属,实际上是按八旗的军事编制管理旗民和旗兵的系统。 各旗又分为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每旗有一名都统;八旗又各设一名护军统领。四旗为一翼,每一翼又设名前锋统领。各旗又共设一名值年旗。每一名官员设一个衙门,共计四十三个衙门,其在东城界内的有二十二个。 另在皇城内还设有八旗官厅十六所。 这些都统、统领的衙门其实也就是官员们的住所,都是由内务府拨付的 “官房”, 从乾隆《京城全图》 中可以看出,有的规模较大,格局严谨,也有的规模较小,布局散乱, 并无一定规制。又据2002年调查,东、西城各有二座衙门遗迹,四所大门都是三间五檩硬山筒瓦房,应是清中期以后经过翻建,按照统一的规制新建了大门。 第二类是属于 “提督九门巡捕三营后为五营步军统领”衙门,简称九门提督或步军统领衙门。该衙门原在西城京畿道,乾隆二十一年后迁至帽儿胡同的明代“真人府”和一处会同馆中,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都是京师的卫戍指挥中心。它管辖的军队,名义上属于八旗系统以外的绿营系统,下属之营、汛皆驻于外城及近郊,但实际上是全京城的卫戍力量, 其下属的营房遍及全城。 第三类是由近支王公指挥的御林军, 即健锐营、火器营和神机营。健锐营衙门和各营驻兵营都在城外, 火器营在东四牌楼西,另一记载在竹竿巷和神机营衙门在煤渣胡同,以及火器营八旗的八个“炮局”火炮制造厂和仓库中有四所在东城界内。 这些武职衙署经过岁月变迁,绝大多数已被拆改或改为民宅,只能从文献中得知其所在街巷,范围可辨的只有火器营下属的左翼四旗炮局。 除上述三大类外,还有一个准军事衙门——领侍卫府。它下属的保卫部门设在紫禁城内,礼仪部门的衙门銮仪卫沿用明代的锦衣卫在千步廊以西, 但它所属的外銮驾库在东城。 内务府所属七司三院中只有武备院在东城界内, 其他都在西城。下属之厂、 库、 局、作中, 在东城界内的织染局、 门神库、帘子库、 吉安所、御马圈等可从胡同名称辨识原址,个别尚有少量建筑遗存。地方官署中,顺天府和大兴县衙均可知其范围, 顺天府衙还保存有大堂。 京师的教育机构也有完整的系统。清代京师只有一所官督民办的金台书院,地址在外城,其他学校全为官办。 其一是国学,是国子监直属的学校,本监校舍之外, 另在其南设南学。 其二是府学,是顺天府和大兴、宛平二县的学校,设在府文庙之东。又康熙三年,将明代兵部所辖的武学归顺天府管辖,雍正十一年正式定为顺天府武学, 原址在今武学胡同, 尚有石碑遗存。 其三是官学,专为八旗子弟开投,分为以下几类:一, 景山官学,在皇宫北上门两侧,有房四十五间,专为佐领和内管领以下子弟而设图32;二,咸安官学,在皇宫内,等级高于景山官学;三,宗学,专为宗室子弟而设,分左、右翼,左翼宗学在史家胡同; 四, 觉罗学,专为觉罗子弟而设,八旗共八所,东城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所; 五,八旗官学,为一般旗人子弟而设,每旗一所,东城共四所。 图32 北上门及景山官学 图33 京师大学堂 原清和嘉公主府图 这类官学至清末已徒具虚名,房屋原是内务府的“官房”,没有特定的格局,至清末也大都损坏。光绪八年经过一次整顿,十三年在郎家胡同新建了一所综合性官学,初名经正书院。1903年清廷推行“新政”,经正书院改为宗室觉罗八旗中学堂,即后来的市立第一中学;同时期把史家胡同左翼宗学改为左翼八旗中学堂,即后来的市立第二中学。四所八旗官学改为八旗小学堂。另在煤渣胡同建立了贵胄学堂。清代早期还在中南海办有长房官学专教太监;在皇宫内还有回缅官学,在国子监内设琉球官学, 在东华门外设俄罗斯官学。 光绪二十四年成立京师大学堂,开始时既是学校又是高等教育行政主管衙门, 事实上取代了国子监的地位图33。早在同治元年1862, 于总理衙门的东所开办同文馆, 专习外文,应当是京师最早的新式官学,光绪二十七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成立译学馆,在北河沿兴建了一片洋式校舍。 京师衙署的下属机构中,位于东城界内的遗存尚有—— 一 观象台和紫微宫 台体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修时改为中空,只存外形,紫微宫基本上仍保存原状。 二 粮仓 清代户部粮仓全在东城界内。 内务府所属东华门外北连房的恩丰仓也在东城。 户部粮仓中,北新、海运二仓共一仓城,南新、 旧太、兴平、富新四仓共一仓城,禄米仓一城; 另有东千步廊的内仓,朝阳门外城根的太平和万安二仓。仓是管理单位,粮库为廒,每仓五十至一百廒不等。每廒五间,上开气窗。现存三仓为禄米仓三座廒,北新仓七座廒,南新仓九座廒。 三 门神库 四 吉安所 五 帘子库 位于西城界内的还有内务府所属御史衙门,昇平署, 会计司和几座冰窖。 北京的衙署在清末受到两次重大冲击。第一次是 “八国联军” 占领北京后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 将东交民巷一带划为使馆禁区, 界内的衙署王府全部迁出, 计有: 兵部、工部、 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太仆寺、翰林院、詹事府、庶常馆、会同四译馆、理藩院里馆、銮驾库、经版库、高墙等。理藩院因在控制区内也被迁走。迁出的衙署或临时借用民宅,或缩小规模另建新衙。现存的新署遗迹还有理藩院后改部,在东皇城外和太医院在地安门东大街。 第二次是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施行新政,改革官制,撤销了一批衙门又新设了一批衙门。在东城界内的有新建陆军部、民政部,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并在其南面新建迎宾馆。京师大学堂在原址内添建新式建筑,又在安定门外黄寺以南新建分科大学。同时,新建了贵胄学堂后为海军部、 高等巡警学堂、 政法学堂、 测绘学堂、俄文学堂等高等专科学校。为了准备召开国会,拆除了原贡院, 拟建国会大厦,但终因财力不济, 只留下一份德国建筑师做的设计图。 宗教庙宇 宗教是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庙宇一方面是神灵的圣地,同时也是人间的公共场所。皇都中的庙宇还有自己的文化色彩: 第一,皇帝宣扬庙宇中的神是皇权的护佑者,有的皇帝还宣称自己就是神的化身; 第二,由皇室出资或赐名敕建,表示皇帝对宗教的支持; 第三, 由官方规定建筑形制, 表示天上人间礼法一致; 第四, 教别完备, 神佛齐全,表示皇都容纳一切; 第五,分布均匀, 显示神佛普佑众生。 佛寺与道观是皇都庙宇的主流,明清北京城内寺庙在乾隆《京城全图》 中绘有1272所, 在东城界内佛寺227所, 道观祠祀133所; 1930年普查为1734所,在东城界内的约四百所,两教寺庙之比约为六比四。道教在明代永乐和嘉靖时期一度受到皇帝重视,修建了几处大型道观,清代没有大的营建,但民间祠祀的神祇大都被纳入道教体系,所以大多数祠庙也成了道观,尤其是关帝庙最多图34。 34 正阳门瓮城内关帝庙 清代为抚绥蒙古、西藏,以抬高藏传佛教的地位为国策,从而大量兴建喇嘛庙。唐辽之际已有阿拉伯人进入北京地区, 元代以后入住大都者更多,他们融入中华民族形成了回族,族教一体,皇都中也建有一些清真礼拜寺。 明万历时利玛窦来华传教,万历三十三年1605在宣武门内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堂。 清顺治十年建东堂, 康熙四十二年建北堂,雍正元年建西堂,全部为罗马教廷所属的天主教堂。俄罗斯与中国为近邻,康熙二十八年后,依《尼布楚条约》获准商人可到北京进行贸易, 康熙五十四年又在玉河南段西岸专设俄罗斯馆南馆接待来人,雍正十年在馆内建东正教堂。康熙二十四年雅克萨战役后,一部分被俘的哥萨克士兵及其家属入住北京, 编入镶黄旗, 成为 “旗人”。 其驻地设在东直门内以北镶黄旗界内,后称为北馆,在安定门外又专设了墓地。北馆和墓地中均建有教堂。十九世纪以后基督教新教传入,陆续建造了不少新教教派的教堂。于是京师共有佛、道、喇嘛、伊斯兰、天主、 基督、 东正七类宗教庙宇。 图35 隆福寺正觉殿正面 图36 隆福寺正觉殿背面 图37 隆福寺毗卢殿 元大都城内建有许多巨大佛寺,在今东城界内可以确认的是建于至元七年1270的柏林寺。现在该寺南北长约150米,恰是元大都两条胡同间的标准距离,东西宽为长的三分之二,符合当时一般佛寺平面比例。 寺毁于元末, 明正统时重建, 清康熙、乾隆时重修。寺分三路, 中路为主体,其最北部的维摩阁为二层围合式楼院, 形制尚存古意。 现在中、 西二路基本保持乾隆时原状, 东路改变较大。明代佛寺中保存最完整的是智化寺,此寺为正统时太监王振所造, 虽赐名为寺,实是王振的家祠。寺分中、 东、 西三路。 中轴线上共五进院落, 有门、殿七座,现状只最北之万法堂无存。此寺建筑全用黑琉璃瓦屋顶, 明代尊崇玄武, 色以黑为贵,故明代大寺多用黑瓦。寺中之智化殿和万佛阁的藻井华贵精美,在民国年间被盗卖至美国。明代东城规模最大的佛寺是建于景泰三年1452的隆福寺, 占地约二十六亩。该寺还是京城东、南、西、北城四大庙会中东城庙会的主体图35~37。 1910年大火烧毁不少殿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陆续拆除,改建为商场。主殿正觉殿内精美的木雕藻井得到保护, 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展出。京城内原有不少尼寺,但规模最大,至今仍为尼寺的只有一座,即明代某太监所建之通教寺,至清代改为尼寺,民国时残损严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复兴重建。 清代东城界内新建了不少藏传佛教寺院,重要的有: 普胜寺, 又名十达子庙, 原址为明崇质殿;普度寺,又名玛哈噶喇庙,原址为明重华宫,清初为睿亲王府; 嵩祝寺、智珠寺、法渊寺, 三寺并列实为一体, 其中法渊寺址为明代番经厂和汉经厂,现仅有少量遗存。 还有两座等级最高, 保存最完整,最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寺庙,一座是皇宫内的中正殿和雨花阁,再一座是雍和宫。雨花阁建在皇宫内,金瓦屋面, 高耸于后宫之中,表示清代皇帝对本教的推崇。它是按照“坛城”曼荼罗的经义布局设计,其造型融合了汉藏形式,是一座教义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建筑。雍和宫原是雍正未称帝前的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改名雍和宫,乾隆九年改建成京城最大的喇嘛寺。全寺分中、东、西三路。 中路正门之前为牌坊甬道。正门以内主轴线上共有五院七座殿宇。其中最有特色的建筑,一是法轮殿, 空间脱胎于藏式“都纲”殿,屋顶起五座天窗, 象征五方佛, 也是一种 “坛城” 的布局; 二是万福阁,三阁并列, 连以架空阁道。 三是班禅楼和戒台楼,外观为二层楼阁,内部空间为蒙藏“都纲”式大殿。雍和宫还是一座正规的宗教大学,按藏传佛教修习制度, 设有经义、仪轨密宗、医药、历算四学殿。其东路原为王府花园,后为行宫; 西路原为住房, 后改为僧舍。 现在这两路已完全改变了原貌。 清代还有一所功能颇为特殊的贤良寺。雍正时怡亲王死后将其位于帅府园之王府舍为佛寺,因其谥号为 “贤”, 故寺名贤良寺。 乾隆二十年1755迁寺于冰盏胡同。此寺因距东华门不远,故外省进京陛见官员多寓居于此,渐成传统,佛寺成了一所高级招待所。此寺民国以后逐渐衰败,规模大为缩小。 元大都时最大的道观是金中都的长春宫,元末被毁, 明清在其东侧重建为白云观, 但已在城外。明永乐帝以帝业兴于北方,北方为玄武神位,故以玄武为护佑之神。 宋代皇帝为避其远祖赵玄朗名讳, 改玄武为真武。明代皇宫北门名玄武门, 中轴线后面最重要的大殿钦安殿即供奉真武大帝。同时建造了专门奉祀真武的灵明显佑宫,此庙位于帽儿胡同西端,规模颇大,后并入步军统领衙门,现已拆除。东城界内尚有少量道观遗存,但大都翻建拆改,其中很重要的一座是建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的大慈延福宫又名三官庙,现在也只剩后面的一座殿堂和少数配房。 这座三间殿堂为歇山式黑色琉璃顶,内部有木雕藻井,据此可见当年道观的盛况。清代道观中位于钟楼后的宏恩观,规模较大,还有较多遗存。 北京地区最早的伊斯兰教礼拜寺是宣武门外的牛街礼拜寺,有记载始建于辽代是可信的。元大都城内住有很多阿拉伯色目人,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礼拜寺。 现存东四清真寺一说始建于元至正六年1346,另一说始建于明景泰元年1450,推测是元时有寺,但是阿拉伯式,明初被毁,景泰时重建为传统木构建筑。该寺位于南北大街路西,全寺中轴线为东西向,礼拜殿正门向东,教徒礼拜向西,正符合伊斯兰教礼拜的制度。现存建筑经过多次改建,主体礼拜殿仍有明代特征,但作为清真寺标志性建筑的邦克楼, 在清光绪时地震坍毁, 一直未能恢复。另在南豆芽菜胡同和东直门外二里庄还有两所较完整的清真寺,据传也始建于元代,但现有建筑大多是近代重修或重建的。 北京的天主教堂中,只有宣武门内的南堂建于明代,最早的清代教堂则是位于甘雨胡同西口的圣若瑟堂,即京城四堂中之东堂。该堂始建于顺治十二年1655,是清朝皇帝特旨在京城兴建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其形制在乾隆《京城全图》中因图残而缺失不见,但据图中所绘南堂、北堂在蚕池口和俄罗斯南馆天主堂,均为拱顶的文艺复兴式,估计此堂也取同样的形式。 该堂经过多次改建, 在光绪十年1884建成一座文艺复兴式大教堂,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1904年清政府赔偿重建,规模有所扩大。 此外, 在东交民巷还有一所建于1901年的圣弥厄尔教堂, 为哥特式风格, 专为使馆人员使用。基督教的各主要教派在东城都建有教堂,这些教堂与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合为一个教会小区,教堂本身倒不显得特别突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崇文门内的亚斯立堂。 北京的东正教堂已全部无存。俄罗斯南馆于雍正十年1732建圣玛利亚教堂又名奉节教堂,在乾隆《京城全图》 中, 画的是三拱门上覆拱顶的小型教堂,题名为“天主堂”,此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尚存。东直门内北馆的圣尼古拉堂始建于康熙二十八年,当时是利用原有的一所关帝庙,在院内造的一座小型俄式教堂,题名 “罗刹庙”。该庙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毁,1901年后清朝政府赔偿重建,扩大为有五个拱顶的大型斯拉夫风格的大教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南馆地段兴建苏联大使馆时拆除。 安定门外俄国人坟地中的圣母堂建于1901年前后, 教堂不大, 直到1987年整修公园时才拆除图38。 图38 俄国坟地东正教堂 多民族多宗教共存是皇都文化的一大特色,北京七个宗教类别中,除东正教外都有代表性建筑遗存,缺了东正教堂,这个文化特色就不够完整。东交民巷和东直门内的教堂已不可能再现,但在青年湖公园中的那个小圣母堂, 还是有条件恢复起来,补上这个文化缺环。 府邸宅院 住宅的等级是皇权礼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京城尤为重要。中国自秦汉以后,历代都有关于住宅等级的规定。住宅的类型按使用者的身份大体上分为王公贵戚的府邸,品级官员的宅第,一般商贾士民的宅院三大类。在北京,大型的宅第俗称为“大宅门”或“宅门”,小型的宅院俗称为“四合院”或“四合房”。作为皇都的重心,东城界内集中了大量的王公府邸和大官宅第。 明朝皇室诸藩王都在封地开府, 京城不设王府,只有少数封爵功臣的府邸。洪武七年定亲王府制,每一个藩王府有殿堂屋宇八百余间,十二年建成朱棣燕王府, 共房八百一十间。 于永乐十五年1417,特在东安门外以南建十王邸。“十王”是明代藩王的一种礼制称谓,按生母为后,妃、嫔的地位,享受上、 中、 下、 十王的待遇。 “十王邸” 是一所接待藩王的府邸。 其后宣德三年1428, 又建三所公主府。 明末王府全毁, 清初在其地界内有怡亲王府,或是利用了明代王府遗存,此外就只有一条名为王府大街的名称了。所谓“十”王,是明代诸皇子封为藩王的一种礼制称谓,按皇子生母的地位高下,分为上十王、 中十王、下十王三等。十王邸或十王府、诸王馆就是诸王入京朝觐的临时馆舍。它们与由燕台驿改建的北会同馆相邻,形成一处特有的馆舍区。清初沿用十王府, 改为怡亲王府,后为贤良寺, 诸王馆改为信郡王府。 清代王公不在京外设府, 也不在皇城内设府。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曾利用明朝重华宫遗址为睿亲王府,阿济格利用明朝光禄寺为英亲王府,但在削爵后即不再为王府;只有乾隆的和嘉公主府延用至光绪年间,是一个例外。清代宗室王公从亲王至奉恩将军共十四级,其中亲王世子和郡王长子未见开府记录, “不入八分镇国公” 以下六等只是一个爵位称号,真正在住宅中享受特殊待遇的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六级。据嘉庆时礼亲王昭梿所著《啸亭杂记》载, 从顺治至嘉庆,京城共有王公府邸八十九所,有确切位置可指的七十八所。 在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中,王公府邸都用重线绘出或注明为某府,总计四十二所,但当时封爵在辅国公以上的共四十七人,除去一所和敬公主府, 尚有六所未在图中标出。究其原因, 一是《京城全图》并非一年内绘成, 绘图与封爵有时间差;二是虽然封爵, 府邸还未建成。 这四十八所府邸中,在东城界内的有亲王府七所,郡王府四所,贝勒府二所, 贝子府一所,辅国公府二所, 固伦公主府一所,共十七所。经过一百五十年的变化,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记载可查的辅国公以上府邸共有五十所,在东城界内的有新老亲王府十六所,郡王府六所,贝勒府一所,贝子府三所,公主府三所,共二十九所; 另有非宗室觉罗而封爵的府邸十二所。现存比较完整的有孚郡王府原怡亲王府、淳亲王府梁公府、宁郡王府后期怡亲王府、 惠亲王府、循郡王府、 贝子弘旿府、 贝子溥伦府、镇国公溥芸府、和敬公主府、荣寿公主府原諴亲王府,已迁至密云县、寿恩公主府;部分遗存的有理亲王府和惇亲王府原恒亲王府、 肃亲王府、 贝子弘昽府、 贝子奕谟府。 在王府中, 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 故未计入。 清朝还对非宗室者封爵, 爵分九等, 其中公、侯、伯三级只授予贵戚和功绩卓著的大官。但清典章中没有对封爵者宅第的规定,从现存遗物看,贵戚多封为承恩公,其府第可比拟宗室王公,如慈禧之弟承恩公桂祥府用绿琉璃瓦,承恩公志钧府大门为三开间,而一般封爵官员特别是汉官的宅第没有特别的标志。 清初制订的王公府邸制度,据《大清会典》所载分为四等—— 一是亲王府。其制为正门五间,启门三,基高三尺。正殿七间,基高四尺五寸, 翼楼各九间, 前墀环以石栏, 台基高七尺二寸。后殿五间,基高二尺。后寝七间,基高二尺五寸。后楼七间,基高一尺八寸。 正门, 殿, 寝均覆绿琉璃瓦, 脊安吻兽。门柱红色,饰以五彩金云龙。禁雕刻龙首。压脊兽七件。门钉纵九横七。楼房旁庑均用筒瓦,仓、库、厨、 厩、 典司执事等房用板瓦, 黑油门柱。 二是郡王府。 降等, 正殿为五间, 翼楼五间,后殿三间,后寝五间,后楼五间; 台基高度,彩画,脊兽等均降等; 仍可用绿琉璃瓦。 三是贝勒府。再降等, 门一间, 堂屋五间,全用筒瓦。 四是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府。又降等,减去后殿一重。 在东城现存的府邸中,原怡亲王府和宁郡王府大体上符合以上规制,其他或由于受划拨为王府以前官房的格局所限,或其他原因,并不完全符合规定的形制。 如绵愉为嘉庆第五子, 虽封为惠亲王,但其王府是利用改造明代内府礼仪房奶子府, 较之亲王府规制有所降低。 王府的布局基本是三轴并列。 主轴线上按制度布置前殿后寝,亲王、郡王府共五重殿宇,贝勒以下四重, 但这些房屋大都是礼仪的场面, 在节,庆,忌日使用,只有寝殿偶然作为主人日常起居之处。真正的居住和生活场所是与主轴平行布置的两组偏院,一组是两三个大型四合院,另一组是花园和书斋轩馆,另在这两组偏院之前设置仓、库、厨、厩、 司事等服务用房。这样, 殿宇、住宅、花园三轴三部分, 再加服务部分, 形成了 “三轴四部分”的府邸基本形制。 元代规定大都城内每宅占地八亩, 以两条胡同标准间距七十米计算, 每宅正面也需占地七十米, 房屋至少百间以上, 显然这是高官贵人的标准。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发掘出过大都住宅遗址,但不完整, 难以判断一所宅第全貌。 北京城自康熙十八年大地震, 房屋倒塌严重,以后几经翻改,城内已没有明代住宅遗存,但从明代典章中尚可知其等级制度。 据《明会典》载:公侯所居,前厅七间或五间,两厦, 九架, 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 门屋三间五架。一至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 门房三间五架; 三至五品, 厅堂五间七架, 正门三间五架;六至九品, 厅堂三间七架, 正门一间三架。 清代基本沿用明代规制,据《清律例》载: 一至二品官,厅堂七间九架, 正门三间五架; 三至五品,六至九品,厅堂正门间数并同明制; 庶人厅堂不得过三间, 门只一间或无。 房屋可至一二十所,但间与架不得增加。所以北京城城内宅院的正房大多数只有三间, 五间者不多, 七间者更少。 明清时中央衙门多数设在东城, 天安门、 午门、神武门平时不开,西华门主要通向西苑,也很少开,官员上朝办事,都是出入东华门,所以大官贵戚多在东城建置宅第。清人笔记中记载的一、二品官在东城的大宅第就有四十所左右。至今保存完好或比较完好的有东四六条大学士崇礼宅,府学胡同兵部尚书志和宅,帽儿胡同大学士文煜宅,东黄城根粤海关监督俊启宅,西堂子胡同左宗棠宅等十多所。这些大宅的总体格局多数是比照王府,三轴并列, 但房屋规格较低, 主轴厅堂房舍不超过四重,侧次轴一般是两个小四合院,另一侧略作花园布置,个别的加大花园面积。 自乾隆以后,京城宅院形成了一种基本格局,即大门在东南角,并列倒座房为前院;正面设垂花门,门内为主院,有正房、厢房、耳房, 以抄手游廊联通; 再后为后罩房; 如有财力, 以主院正房为过厅, 后面再加一组宅院。在京城的大宅院中,还有许多著名的花园。其中最有名气的是清初贾汉臣的半亩园,此园是著名戏剧家、 造园家李渔笠翁所造, 后几经转手, 道光二十一年归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修复, 有假山、水池、 云荫堂、近光阁、 拜石轩、凝香室、退思斋、赏春亭、曝画廊等建筑图39~40。此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尚存,今已拆改无迹。现存最完整的是文煜宅的花园可园。尚存遗迹的还有秦老胡同的绮园, 金鱼胡同的那桐宅园图41, 麻线胡同的意园等。 图39 半亩园之一 图40 半亩园之二 图41 那家花园 图42 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 图43 东交民巷使馆区东口 图44 御河南段 图45 德国使馆大门 图46 西班牙使馆大门 图47 俄国使馆大 门图48 法国兵营 图49 意大利使馆大门 图50 德国使馆 图51 俄华道胜银行 图52 德华银行 图53 汇丰银行 图54 德国医院 图55 美国同仁医院 图56 六国饭店 民国以后,东城仍是达官贵人聚居的地段。北洋政府的几个总统、 执政, 除袁世凯住在中南海外, 黎元洪, 冯国璋,徐世昌, 曹锟, 段祺瑞的住宅全在东城;一些总理及总长,如唐绍仪、顾维钧、朱启钤、颜惠庆、曹汝霖、梁启超、王怀庆等也在东城置有宅第。 民国以后的大宅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旧府第进行“洋化”改革,铺地板, 吊灰顶, 改门窗, 封走廊, 安装卫生设备以外, 还在院中建造洋房。 如冯国璋拥有文煜宅,在东院新建了洋楼;黎元洪拥有荣禄宅,将围墙改成洋式;段祺瑞拥有贝子府,在其中建造了许多洋房; 某军阀拥有和敬公主府后,在院中央建了洋式凉亭走廊。 与众多总长们的豪宅形成尖锐对比的是,曾任民国第一位教育部长, 1917年由总统特任北京大学校长,又兼中法, 民国,华北三所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只租住在东堂子胡同一所普通宅院的偏院中。 伟大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个小院里策划发起的。 它的正房最讲究, 也不过是纸顶棚, 砖墁地。 东城区是北京旧城区中保留宅院最多的地区,几经更新改造,现在尚有列入各级保护单位,登记注册的和有一定价值的共计约九百处。但它们都面临着两大矛盾,一是保存历史原状与现代使用功能的矛盾, 再是保存个体文物与保护整体风貌的矛盾。如何取得保护与利用,历史风貌与现代功能的“双赢”,实在是一个难度很大但又必须解决的题目。 京城巨变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京城正处于这个变化的中心。巨变的京城就是这段历史最鲜明的 “历史界标”Historical landmark。 京城的第一个巨变是出现了国中之国。 1860年“英法联军” 侵入北京, 咸丰皇帝客死热河, 清廷被迫签订了 《北京条约》, 根据条约, 外国可以在京城设立使馆。 此前康熙年间, 根据中俄贸易协定, 在玉河西岸设有固定的 “俄罗斯馆”, 专司接待俄国商队, 但还不是外交意义的使馆。 1861年,英法两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先是英国租用了玉河西岸的梁公府即其祖上之淳亲王府;接着法国也租用了东江米巷路北的纯公府即其祖上之辅国公盛昌府。此后,俄国将原俄罗斯馆改为公使馆,美国、德国、 比利时、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奥匈、荷兰也都或“租”或“购” 民房宅院,建立了使馆。 1865年, 名为清政府衙门,实由英国人掌握的海关总税务司也设在此处。这时, 东江米巷, 玉河两岸, 台基厂一带还是中国的领土,有朝廷的衙门、王府、祠庙, 官员府第和士民宅院。这时的使馆建筑,英、法二使馆只是将王府房屋内部加以装修改造,其他使馆可以从现存建于1886年的日本老馆中了解一斑。 该使馆原是一所正房五开间的四合院,改为使馆后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格局,但改变了内部分隔,又将立面改为西方古典式样。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1901年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根据条约,划出一块封闭的使馆区。《辛丑条约》第七款规定:该区 “独由使馆管理, 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 亦可自行防守……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使馆区东至崇文门内大街, 西至兵部街, 南至内城南墙,北至东长安街,东西北三面围以高墙,墙内占地约8.1公顷1220亩,北东二面又留出练兵操场,总计约12.2公顷1690亩。在这个范围内的原有官产无偿迁出,民居则由清政府出银三十五万两强行收购后赠与占领者,从此,这片原有约四十条街巷,十三个衙门,六所府邸祠堂和六座庙宇的天朝领地便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在东江米巷两端建造了炮台栅门,高墙上设置枪炮射位,将玉河穿过城墙的水关改造成使馆区的南门。区内街道也都改了名称,如东江米巷宣统时更名为东交民巷改为“使馆大街”LegationSt. 图42~43,兵部街改名李尼微支路Rue Linevitch,玉河西河沿改名运河路Canal St.图44, 东河沿改名明治路Rue Meiji等等。 1901-1910年间, 各国利用“庚子赔款”对使馆区进行了全面改造,形成了一处欧式风格的街区,但各使馆都用围墙保护,沿街的行道树后是封闭的高墙,与欧美通透开敞的街道不同。使馆区内共有十一国使馆,八国兵营,六国银行, 三国医院, 两所俱乐部, 两个外国邮局,一所大饭店,两所教堂,十几个洋行商店,还有英国管理的清朝海关税务司。 这些建筑的形式, 英国,西班牙和德国使馆中的一部分是改造了原有的府邸,中西混杂,其他绝大多数都是二十世纪初欧美流行的古典折衷式,又都带有本国的特点,还有流行不久的“新艺术”新潮式样,和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流行于英国殖民地的 “维多利亚” 式图45~56。1928年民国政府迁至南京, 但各国仍保留原有的使馆兵营。 1942年重庆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使馆界和租界,但直至1950年1月6日,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征收接管了使馆和兵营建筑,使馆区才全部回归到中国。其后陆续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又在此设馆,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新使馆区建成后,这里的使馆功能才告结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的使馆区已被公布为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原有的建筑中,德国使馆和西班牙使馆全部无存,俄国使馆只剩西部一小部分,其余使馆中的大部分建筑仍保存下来。此外还保存的有国际俱乐部、正金银行、花旗银行、东方汇理银行、 麦加利银行、 法国邮局、 俄国使馆官员住宅、圣弥厄尔教堂;原来临街的洋行商店,经过多次翻修改建, 保存原貌者已为数不多, 只有沿街的高墙,浓密的槐荫,使馆的大门和银行的柱廊, 尚可见当时风貌的一斑。 与出现国中之国有关的京城第二个巨变是出现了教会小区。 在1900年的义和团武装运动中, 京城各教堂都受到破坏, 1901年以后,凭借着《辛丑条约》的赔偿,教会借机扩大地盘,重建扩建教堂。在东城界内原有的东直门内东正教堂,甘雨胡同西口的天主教东堂,不但扩大重建了教堂,还增加了不少教会用房。基督教新教各会更为突出,其中最大的一处是位于崇文门内的美国美以美会小区。此处的中心是重建于1909年的亚斯立堂, 在教堂附近有汇文男中、慕贞女中、小学校、 同仁医院、妇婴医院、 十几座牧师住宅和相应出现的公寓、 商店、 餐馆等。 这些建筑都是清水砖墙, 铁皮屋顶,装饰不多但做工考究, 属美国 “殖民地式” 风格。其次是灯市口的美国公理会,教堂建于1907年,附近有育英男中、贝满女中、博氏幼稚园、牧师住宅,与其附近的协和医学院和医院,中华圣公会,救世军及青年会等也形成了一片小区。这些小区虽然不像使馆区具有政治军事的威慑力量,但那些先进的功能设施,坚固的房屋质量,优美的街道环境和华贵的建筑装饰,在古老衰败的旧式胡同中,依然显示出居高临下的豪门架势。 京城的第三个巨变是皇都禁地全面开放。最早打破皇都城墙的是铁路,1906年京奉、京汉两路进城, 延伸至正阳门两侧, 在外城拆开了三处缺口。随着1912年清王朝的覆灭,皇都禁地也陆续开放。民国二年至五年, 即袁世凯当大总统的五年多中,在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相当于北京市长朱启钤的主持下, 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市政建设—— 一是打通了天街。先拆除东西三座门,再拆除天安门对面的皇城墙, 又拆除了两侧千步廊图57,从此正阳门至天安门, 西单至东单畅通无阻。 二是打通了景山前的通道。拆除了北上东门、西门,改造了北海西的三座门,从此由西四至东四可以直通。 三是拆通了南北长安街和南北池子大街,在皇城南墙上开辟了拱门直通长安街,从此京城增加了两条南北通道。 四是拆除了正阳门瓮城和闸楼,在正阳门两侧城墙上各开两个门洞。此项工程由德国建筑师罗思凯格尔Curt Rothkegel主持,在当时是一项相当成功的设计, 但在箭楼立面上增加了一些西洋式装饰,实属画蛇添足之举。 五是修筑环城铁路, 拆除了德胜门、 安定门、东直门、 朝阳门的瓮城, 东南角楼两边拆出豁口。 六是开放改造宫苑坛庙。故宫的前半部作为古物陈列所对外开放,将武英殿内部改为洋式装修,还在其西侧新建了一所纯粹欧式楼房宝蕴楼。改造社稷坛为中央公园,新建了花房水榭,茶室餐馆等图58。值得一书的是,1900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北被杀,清廷为赔罪,1901年在其地为其人建造了一座白石牌坊以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1918年被北京市民砸毁, 次年德国遵命将石碑坊修好迁至中央公园, 改名 “公理战胜”坊,但规模略有缩小, 式样略有改变图59~60。 1916年朱启钤去职,但皇都巨变仍在继续, 东、西、北三面皇城墙陆续拆除;王府井地区全面改造,成为内城最繁华的近代商业街; 主要街道开通了有轨电车,随之改造了一批牌楼。 1924年溥仪小朝廷被赶出皇宫, 北京的宫苑坛庙最终脱离了皇帝的掌握。它们代表皇权的物质功能消失了,但文化意义却永久地包涵在其中,作为历史的界标,其价值也会越来越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认真保护它们的原因。 图57 户部街
图59 1910年克林德牌坊 图60 1918年“真理战胜” 牌坊 近世新潮 1900年以后的京城巨变, 同时引发了人们的观念变化。 “咸与维新” 的潮流涌动在京城生活的各个方面。新潮首先从宫廷官府开始。虽然乾隆时在圆明园建西洋楼,光绪时在颐和园建清宴舫,在长河岸建畅观楼等欧式建筑,但都是出于帝后猎奇的趣味, 还没有成为主流时尚。 到了1901年, 慈禧接受了李鸿章的建议,在中南海被烧毁的仪銮殿旧址上新建一所俄式楼房海宴堂,用作接见洋人的场所,其后1909年隆裕在紫禁城建水晶宫未完成,从此引动了宫廷官府西化的潮流。光绪三十二年1906宣布 “预备立宪”, 同时改革官制学制, 新建了一批衙门和公立学堂,在东城界内的重要工程有—— 国会大厦1907年拆除贡院, 拟建国会大厦。聘请“京津营画式司” 的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做了一个仿德国柏林国会大厦的设计,但终因耗资太大而搁浅,只留下了一份设计蓝图。贡院地皮也变成了商场街巷。 陆军部和所属贵胄学堂 由原兵部、 练兵处、 太仆寺等合并为陆军部, 位于铁狮子胡同原承公府址,1907年建成。其东侧为原和亲王府,拆除改建为贵胄学堂, 因 “贵胄”们多不愿入学受训, 宣统二年1910停办, 学堂改为海军部。 民国元年两部一度作为总统府和国务院使用。1913年后,西院仍由陆军部使用,东院改为海军部。两组建筑都是仿英国古典风格,但比例及纹饰都不规范,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特点,大门还是传统衙门式样,门前建有大影壁。其设计者是中国人沈琪,生平事迹不详。现在两组建筑保存都比较完整。 迎宾馆 建于1910年,位于石大人胡同,是废除礼部会同馆后新建的接待外宾的馆舍图61。原址为工部宝源局,其北面隔巷为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制的外务部。迎宾馆在民国后改为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为外交部街。 此馆为石造二层法式建筑,式样规范, 工艺精致, 但楼前布置了中国式假山。其西侧原为双忠祠,也并入外交部。主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拆除,建起了红砖宿舍楼,现存一座拱顶柱式大门,也成了商店,只有原双忠祠的大门依旧保存至今。 图61 迎宾馆主楼 图62 邮政总局 图63 内务部大门 图64 务部办公楼 图65 京汉铁路局 图66 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大门北大三院 图67 译学馆教学楼 邮政总局 改制后由海关分出, 直属邮传部。 宣统三年1911在东长安街建局,1917年在清礼部一部分旧址上新建大厦,是一座结构坚固,造型规范的欧式大型公建图62。 1958年建历史博物馆时拆除。 内务部 清代改官制后扩大巡警厅成立民政部, 民国后改为内务部,其所在地勾栏胡同也改为内务部街。此部建筑由曾任清巡警厅丞和民国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主持建造, 为中西混合式图63~64。 1928年后改为市立第二中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全部改建为新式学校。 京汉铁路局 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 建于1906年,红砖坡顶外廊 “殖民地式”风格图65。上世纪七十年代建北京饭店新楼时拆除。 电报局 宣统间在东单头条建局, 1933年改建。上世纪末拆除。 京师大学堂 译学馆 分科大学 1901年后位于和嘉公主府的大学堂做了部分改建。大门内新建了三座二层洋式灰砖教学楼, 西院建造了新式平房宿舍,现尚有部分遗存。1903年在北河沿新建译学馆,是一组灰砖坡顶的英国“殖民地式”建筑,庭院内布置了中国式园林图66~67,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拆除,原址新建了办公大楼。 1910年在安定门外新建分科大学,由日本建筑师真水英夫设计,共有砖楼五座,欧洲古典式。它们建成之时,正是清朝覆亡之日,这批教学新楼全都被北洋军占用,后来一直是军事单位。现状只拆了一座楼房,其余保存完整。光绪三十年1904,又拨汉花园地扩充校舍,但直到1918年才由蔡元培向比利时贷款建成了北京大学主楼——红楼。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又陆续建成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等近代建筑,全部保留至今。 其他公办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止科举,由官方创办了一批专科学校和中、小学。在东城界内的中学以上学校有: 北新桥高等巡警学堂,方家胡同测绘学堂,顺天府衙西法政学堂,东总布胡同俄文铁路学堂, 大雅宝胡同税务学堂, 煤渣胡同贵胄法政学堂后改军需学堂, 东四六条北洋陆军军医学堂由天津迁此, 朝阳门内富新仓北洋陆军马医学堂由保定迁此,郎家胡同宗室觉罗高等学堂民国后第一中学,史家胡同左翼八旗中学堂民国后第二中学, 地安门外顺天府高等学堂民国后河北省高中,方家胡同第一初级师范学堂, 什锦花园京师初等工业学堂等。 京师城市的近代化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市政, 二是建筑。市政方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东直门外建自来水厂, 东城成为 “近水楼台”, 干管由东直门进入,过北新桥向南直抵崇文门, 再向西至正阳门以西以南。 1903年东交民巷使馆自建电厂,次年华商组建电灯公司,宫廷豪宅和新式公建安装了电灯。1924年有轨电车通车。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东城界内主要地段的近代市政已基本形成。建筑方面,新式楼房成为新建筑主流,而且都由建筑师设计,至上世纪四十年代, 已占全市房屋的十分之一。这些新建筑的风格,既有模仿欧美古典式的,也有模仿中国古典式的,还有源于西方折衷式和完全现代式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庄俊、吕彦直、贝寿同、 沈理源、杨廷宝、梁思成、林徽因等都在北京留下了设计作品。值得一书的是,一生醉心于中国古建筑的梁思成, 在1931年-1932年设计的北京大学地质馆和女生宿舍,却是当时最前卫的西方现代式样;而由他和林徽因共同设计改造的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门店,则是将中国传统建筑符号用于新式商业店堂的尝试,很有创新价值,但已于上世纪末改造王府井大街时拆去图68。 图68 仁立地毯公司 图69 1907年北京饭店 文化教育和商业服务业是北京近代城市功能的两大支柱,东城最早得风气之先,也出现了一批新潮项目—— 王府井大街 清代的王府大街在民国时由北至南分为三段,由长安街至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的一段名王府井大街, 总长约810米。此街南口正对使馆区台基厂大街, 北口附近是京城大官贵戚的聚居区, 因此在1901年以后迅速繁荣起来。 1907年新建的北京饭店, 为五层古典式大型饭店图69, 1917年在其西接建七层新楼, 为“新艺术”风格。1903年后东安市场兴起。现代高档饭店和繁华集市带动了整条街道繁荣兴盛。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聚集了北京最新潮最高档的商业。 1934年参加王府井地区商会的商号共一百三十六家。美法俄三国和中国许多大银行都在街上设有办事处。 大公司,大商场也集中于此。亨达利洋行、广济大药房、 中原公司、 国货售品所、仁立地毯公司、金城银行、 同升和帽店等都是著名的商家和重要的新式建筑。 东安市场 此处原是清朝神机营的一处练兵场, 但因长期无兵可练而闲置。 1903年为安置东安门大街的摊商而辟为市场, 1906年内城巡警厅加以整顿,大体上划分巷道,搭建棚屋,并搭建了一所简易剧场吉祥戏院。1912年袁世凯操纵曹锟兵变,市场焚毁, 同年建造排房,商铺大增。1920年又遭火焚, 不久重新恢复, 新建了砖木结构的吉祥戏院。市场建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二层楼房围合的小型商场,天井露天或部分搭建天棚,共有七处; 第二类是两侧为一至二层铺房, 中间为覆有天棚的巷道,共有九条;第三类是挤在商场和巷道中间的摊位图70。据1933年统计,全市场共有店铺二百六十七户, 商摊六百五十八户。戏院、杂耍场、 中西餐馆、 茶社、 台球社、 旧书店, 以及首饰、 绸缎、服装、鞋帽等各行业俱全。各店争相以质量竞争,不但有东来顺涮羊肉、森隆西餐、吉祥戏院等著名品牌, 甚至连冰糖葫芦也创出了名牌。东安市场是当时北京城内规模最大、 质量最高、 信誉最好的商场。1967~1969年全场拆平,新建成毫无特色的大型商场,更名为东风市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又拆除, 新建了多层的超级商场, 仍名东安市场。 图70 东安市场大门 影剧院 清代不准内城有任何娱乐业。1906年出现的吉祥戏院是内城最早的剧场。但更具有新潮意义的是电影院。 1907年前门外大栅栏的一个茶园开始放映电影,1913年正式改造为大观楼电影院。但真正近代规范的电影院主要集中在东城界内。 据1935年《北平旅行指南》介绍,全市共有八所大型电影院, 在东城的就有五所。 其中建成于1920年的真光剧场可兼演戏剧电影。四十年代前后又新建了美琪和大华等高档电影院。现在真光剧场改建为儿童剧场, 难得的是保存了原有巴洛克风格的立面。大华基本保存原状,其他或拆或改, 已难见旧踪了。 新式学校医院 北京是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城市。 从清末改革学制后,私家办学也成为一种时尚。私立学校分两类,一类是教会学校,在东城界内最早的大学是位于船板胡同的汇文大学, 1919年与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后迁往西郊,原校改为中学。 1906年成立协和医学校, 1915年扩大为医学院。中学则有汇文、育英、崇实男中,慕贞、贝满、崇慈女中。 另一类是私人基金会办的学校。 其中大学和学院有, 1913年利用海运仓旧址兴建的朝阳大学; 1921年由专科改制, 1930年扩建的中法大学: 1925年在干面胡同成立的畿辅大学, 后于1928年改为铁道学院。 中学从清末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有大同、大中、 求实、今是、孔德、进德、 三基、 立达、 竞存、两吉、才正商业职业等校。这些学校中,协和医学院和中法大学仍基本保存原状, 其他或已全部拆改, 或只剩少量遗存。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以西医为主的医学专门学堂和官医院,内城官医院在钱粮胡同,东四十条设传染病医院,但规模小,设施差。推动北京医疗走向近代化的是一批新式医院。 1901年后在东交民巷建有法国,德国医院和美国同仁医院,孝顺胡同建妇婴医院, 民国后中国富人也可在其中就医。1906年成立协和医院, 1917年购买原豫亲王府扩建,成为北京乃至全国医学的权威医院。早在1885年设立道济医院,后在北新桥扩建, 又在交道口建助产医院。现代学校和医院的建立,是近世新潮中最值得记录的事件。 东城这块引领新潮的土地,也是近代政治风云的舞台—— 1900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 德国公使在东单被杀; 1901年清廷被迫赔款、 划地; 1912年袁世凯为抗拒南下就任总统而导演曹锟兵变, 在原陆军部就任大总统; 1917年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失败后火焚东安门及南池子、 南河沿商铺民宅;1918年市民自发砸毁克林德坊; 1919年“五四”运动大游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宅; 1925年孙中山北上病逝于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 1926年3月18日示威民众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被血腥屠杀; 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 “军调小组” 中共代表在驻地翠明庄运筹帷幄; 1947年国民党北上求和; 1949年前后,中共在代表驻地北京饭店折冲尊俎筹备建立新政协;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现在看来,这些政治风云和这里特有的经济文化潮流, 不能说没有必然的关系。 现代标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定北京为首都。 这一年也是现代北京历史的起点,东城界内的几项城市建设,也成为这段历史的标志。 第一项是天安门广场的改造 1949年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广场仍然是明清天街的格局, 即由中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和千步廊红墙围成的“T”形广场。1949年9月30日在广场北面建了旗杆,并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动工, 1958年5月1日落成, 位置由奠基处南移至现址。从此延续了五百三十年的天街开始全面改造。 1958年夏,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大规模改建天安门,其后从规划方案到建筑的细部,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毛泽东主席也多次过问方案。 1958年9月8日在“大跃进” 的号召下,开始动员,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规划和建筑专家讨论广场规划方案,进行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及革命博物馆和天安门前观礼台的设计, 10月25日即破土施工, 1959年9月全部竣工。这次改造的主旨,就是要贯彻毛泽东主席在进入北京后提出首都要建“百万人广场” 的指示。对这一指示, 当时的主持者和规划师都理解为广场要尽可能大,并不一定非要容纳一百万人不可。最后拆平的范围是东到东公安街,西到司法部街,拆去了公安街及西皮市等十几条街巷,明清的四个老衙门和法院清末大理院、邮政总局两座新式大厦。广场共30公顷,铺装地面约20公顷。 可容纳40万人集会; 长安街展宽80米至100米, 可容120列队伍游行通过。直到今天, 它也是世界各国首都中心最大的广场之一。1964年后继续深化规划。 1976年建设 “毛主席纪念堂”,广场又向南扩至正阳门,南北长880米,东西500米。广场的中轴线上建有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西为人民大会堂,建筑面积十七万平方米,东为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 面向广场立面各长约300米,高30米至40米。这两座建筑巨大的体量主要是为了配合广场巨大的尺度,而它们的实用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服从体形的要求。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但是整个广场的中心, 也是一件很成功的艺术作品。它的建筑主持人是梁思成, 雕刻主持人是刘开渠,在建国后的新建筑中,它是唯一被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安门广场的改造是对七百年都城中心最彻底的改造。从性质上说它是一次政治行为,因此对它的正面评价也就从来没有过争议。只是近年来对诸如广场硬铺装是否过多,纪念堂体量是否过大,天安门城楼两侧是否可以不要标语等有些不同的声音, 但从建筑是 “历史的界标” 的价值观来衡量,它的形象是最鲜明的。 第二项是王府井的改造 1949年后的王府井,依然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1954年建成的王府井百货大楼, 面积2.6万平方米,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止,一直是北京商业的标志性建筑。改造前的王府井大街共有商业建筑14万平方米, 既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商业街,也是地产价值最高的黄金地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商业和房地产急剧升温,外资主要是港资大量涌入的形势下,对这里的开发改造势在必行。改造是由两个项目引动的。一个是东方广场,在王府井南口路东的十二公顷的地面上,要求新建筑尽量建高建密。中间虽经过专家们多次上书,反对突破规划建筑高度而略降层数,但最终还是建造了87万平方米的大厦组团, 地面以上的容积率高达1∶7, 建筑也全部是现代形式。值得称道的是对这里发现的一处古人类遗址做了原址保护,并开辟出一所地下展览馆。另一个项目是新东安市场。总占地2.1公顷,高十一层, 总面积213000平方米,地面以上容积率高达1∶8。大厦建造时正值北京大谈“古都风貌”, “民族风格”, 一部分高层建筑盛行“上加亭子,下穿裙子琉璃廊檐,垂花门”,新东安市场和与它相邻的工美大厦也不例外。在这两个项目的热炒下, 1992年曾计划将1 .65平方公里的街区全部拆平,再兴建350万平方米的商务楼,但终因难度太大,泡沫太多而转为以整治修饰为主。但原来街上一些颇有文化品位的建筑,如新华书店原中原公司, 仁立地毯公司, 金城银行等全部被拆, 而补充了一些有一定文化色彩的景观和雕塑。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天主教东堂的环境得到全面整治,成为王府井最受欢迎的一处景观场地。 第三项是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随着大规模市政建设和危旧房改造全面开展,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和古都风貌成为城市建设的热点话题。在历史古城的基础上实施城市现代化,在提高人居质量的前提下保护历史资源,在老北京这样一个人口密集,市政落后,而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急剧变化的特大都市,事实上是一个很难两全其美的难题。“衣食足而后知礼仪”,只有在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公益性资金有可能大幅度投入的条件下, 这个难题才有可能部分得到解决。 在东城界内有几个项目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一 皇城遗址 北东西三面皇城于1926年前后拆除, 在其遗址上修建了道路或街市, “皇城根” 也改成了 “黄城根”, 除专业人士外, 今天七十岁以下的人已很少知道北京还有个皇城。近年来一些社会人士呼吁将皇城整体加以保护,规划部门也编制了 《皇城保护规划》。 作为保护的第一步, 2001年区政府斥巨资将整条东黄城根街的建筑拆除,只留下一座仿古的厅堂。通过科学考古,找到了明代东安门部分基础,修建了下沉式空间予以展示;又在北段原墙址上,按照文献记载修复了一段城墙以为标志;还整治了原北大红楼,原中法大学的周边环境; 此外就是一片面积达7.5公顷的公共绿地。这项工程既展示了历史文化信息,又提供了市民休息空间,同时解决了当地大部分居民的住房困难,其社会效益, 文化效益, 环境效益非常明显。 当然,这是一项纯粹的政府公益行为,是要依靠国家巨额财政支持才能实现的。 二 菖蒲河工程 菖蒲河即外金水河在皇城内的东段,东端汇入玉河。此河与皇城之间,在民国以后陆续建成拥挤不堪的民宅街区,河的北岸房屋也早已破败不堪, 河道又被填平, 皇城墙、太庙墙、 皇史宬墙和普胜寺墙等重要文物被遮挡损伤, 无法修缮。经过2002年一年的整治, 全部拆除了墙河之间的房屋,恢复了历史河道,沿河两岸修建成古典式的园林景观。北部在保存历史街巷的同时,进行物业置换和风貌重构,取“大宅门” 的风格,新建了一个博物馆,一个花鸟鱼虫游憩园,一中一西两个餐馆,一个咖啡厅和一座传统式戏楼。这项工程的主旨, 一是有效地保护历史遗存, 二是改善环境质量, 三是重构历史风貌, 四是建设文化产业。与皇城遗址公园不同的是,工程中属于市政与环境建设的由政府投资, 而搬迁住户置换物业等由企业投资。 三 南池子部分地区的整治工程 这里在明代属东苑范围,清代成为居住街区。因为是无序的发展,所以大部分是格局不完整的宅院。 1907年军阀张勋拥戴溥仪复辟,但迅速失败,败兵大肆焚掠,这一带遭到严重的破坏, 以后陆续恢复, 房屋更加凌乱。据调查,在第一期整治区内,有保留价值的宅院不超过二十二个。 街区内最有价值的古迹是普度寺,但被小学占用, 还有一百六十八户居民挤在其中。作为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整治试点,整治工程必须同时达到四个目的: 一, 腾退修复文物; 二, 保存历史肌理和有价值的宅院; 三, 部分回迁居民住房要达到厅房厨卫俱全的标准; 四, 所有市政管线和机动车行驶停放要一步到位。 经过多次论证,现在实施的方案是,搬迁了普度寺的小学和全部住户,修复了古建筑,建设成公共绿地; 全部保存了二十二个有价值的宅院和私产,并加以整修; 沿南池子大街拆去与风貌不和谐的破旧房屋,改建为格局完整的四合院。保留原有胡同,少量加宽打通, 市政管线全部入地,机动车可以通行, 并建设了地下停车场。 拆除破旧房屋,逐户落实外迁或回迁,凡回迁户均达到人居面积标准。住宅基本上是二层仿古小楼,在总体上延续传统的邻里模式, 规划成团组式宅院。 对于这项工程,开始时认识并不一致,主要分歧点集中在,是所有遗存都要原状保留,还是保留最有价值的遗存同时进行更新延续。 保护历史遗产, 政府责无旁贷,改善人居质量, 政府同样义不容辞。历史街区毕竟不是文物单位,保护历史文化也不能以牺牲人居质量为代价。何况保护什么,怎样保护,每个国家民族都可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每个地段都有各自的文化价值和现实状态,只要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文化,就没有必要用一把尺子、一种模式、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民族和所有城市街区。南池子的整治方案,在当时当地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更不能成为所有历史街区的模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已经成了北京在现代城市建设史上保护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 在综述了古都七百余年的历史痕迹之后,唐人刘禹锡的七律《西塞山怀古》引起了共鸣, 因而仿刘诗赋七律一首以结束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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