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里的幼儿园

    据我所知，北京曾经有一个幼儿园设在公园里，而且只有这一个幼儿园——北京市第三幼儿园，设在中山公园里。北海幼儿园其实并不在北海公园内，而是在先蚕坛。如果今天的小朋友知道我的童年就是每天去公园里上幼儿园，他们一定羡慕地瞪大了眼睛吧。

    而我的童年毫不夸张地说是在中山公园里度过的——准确地说是在公园里的北京市第三幼儿园里度过的。那时每周只休一天，只有星期六晚上方可由家长接回家。公园里的幼儿园师资水平很高，老师都是师大或幼师毕业的。我三岁入园，至1962年毕业上小学，算是“资深园童”了。

    据说进这所幼儿园是有一定条件的。我是因传染上了红眼病，门诊部主任建议将我送到卫生、环境、食宿都比较优越的第三幼儿园。医院门诊部与第三幼儿园同属一个党支部，故有近水楼台之便。但如果没有父亲当年对外经贸学院（今对外经贸大学）讲师的身份，恐怕也不易进去。我后来才知道：这所幼儿园成立于1949年，一直是外事开放单位，不仅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子孙在此就读，在国外也有知名度，被称为“紫禁城里的幼儿园”、“园中园”。

    中山公园里的楼台亭榭、扶疏花木都给幼小的我留下了朦胧而遥远的回忆。那时，每周一都由母亲骑车带着我沿着故宫后河到中山公园东门，她去上班，而幼小的我便自己穿行在鸟语花香的小径上，沐浴着清新湿润的草气，也许还会唱着“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蹦蹦跳跳去社稷坛旁边的幼儿园吧？

    老师会带着我们排着队沿着后河漫步，穿行在社稷坛的苍松古柏间，去海棠花下做游戏、捉草虫，去莲花池、金鱼廊、牡丹园写生作画……还会去天安门、故宫、北海公园、景山……

    到了周六，母亲会带着弟弟来接我，会在来今雨轩吃有名的冬菜包子，然后去音乐堂看电影……

    童年的记忆是朦胧的、片断的、不完整的，但是有的片断却总是会清晰地浮现出来。我当年在幼儿园老师们的眼里是一个淘气顽皮的孩子，举例来说明：幼儿园全班睡觉都在一个大屋里，而我却会受到“惩罚”——被小陈老师带到她自己的宿舍去睡觉。因为若将我放到大屋里，全班的小朋友们都会因我煽动嬉闹而不睡觉。老北京话我是属于“蔫儿淘”的那种，善于隐藏和搞小动作。当然，这最终逃不过老师的眼睛。还可举例说明：在幼儿园后期，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幼儿园的早餐除了牛奶、鸡蛋、点心之外，还加了极小的大概是白薯杂面的小窝头。不是每天都有，味道确实难以下咽，一般孩子都会“抗议”，或闹或不吃或扔到一边儿。而我却观察到地板上有个小窟窿，恰好可以将小窝头塞入，于是乎趁人不注意悄悄灭迹，给老师以吃完的假象。回忆至此，不禁为当年之“狡诈”而脸红。

    但在老师的眼里我又是一个有绘画天赋和爱读书的孩子。小陈老师曾对我母亲说过：有一回下雪，布置孩子们去扫雪，然后以此为题材画一幅画。所有孩子所绘画面上都出现拿着扫帚扫雪的小朋友，但大都粗疏而意象，而只有我的画面上人物、树木、工具细致入微，包括扫帚上捆扎的铁丝都一一毕现。老师认为我的观察力很细，而且善于表现出来。我后来一直非常喜爱绘画，9岁时考入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组，还参加过画展，如果不是“文革”的到来，我很有可能走上绘画之路。

    在老师眼里，尽管我很淘气，但又很爱读书。幼儿园里的书不过是连环画或标注拼音的小书。我母亲上班很忙，到了星期六我几乎是全班最后一个被家长接走的孩子。别的孩子都在翘首盼望父母到来，见到父母都会欢呼雀跃，而我却一直静静坐着埋头读书，甚至听不见母亲到来的呼唤。

      我至今记忆，幼时父母非常忙，有时星期六也无法接我回家。幼儿园只好留下一位老师陪我。为了不使我孤独，老师还将她的孩子也带到幼儿园陪我玩耍。我们俩就在幼儿园里的小花园寻觅各种草虫，然后登上滑梯将小虫子们纷纷释放，稚嫩的童音在回荡：“放生喽，放生喽……”这一幕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最深，我至今从保存的幼儿园毕业照中还会认出那位老师和她的儿子，我至今想念他们：放弃自己的家庭团聚，陪我在幼儿园度过一个又一个温馨而快乐的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