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考古六十年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没有真正意义上独立的考古工作。尽管安特生等西方学者从1918年起在房山周口店进行了数十年的发掘，并于1929年出土了引起世界轰动的、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一些学者在研究考古学史时，习惯于将这项工作与1921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掘仰韶村遗址一道看作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轫。但在笔者看来，单就周口店而言，这项工作最大的意义与其被视为近代考古在中国、在北京的先行，毋宁称使西方科学界争论了近半个世纪的“直立人”究竟是猿还是人的问题得以解决，因此不宜作为北京地区近代考古工作之始，充其量可作为前奏。

    第一，发掘局限在单一地点（周口店）、单一时代（旧石器时代）、单一的埋藏类型（洞穴埋藏），无法全面反映北京的考古工作。第二，虽然把近代考古的理念与技术带到了中国，但这些发掘都是以西方为主，双方合作的，中国的学者们并没有借此机会独立开展工作。第三，参与此事者多为地质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者（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几乎没有参与。第四，发掘技术主要采取的是古生物学上的水平层发掘方法，这种方法虽然能记录标本的相对位置，但对于真正文化层的判断效果甚微。第五，最重要的是，周口店发掘的学术兴趣点在于中国古人类的重大发现；并没有带着证史、补史的目的去工作——而这正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本质特点之一。人类学和史学是近代考古学的两种取向：西方国家在近代考古学产生的过程中，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化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促使西方的学者热衷于探究自身的起源；而中国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可以与古史传说相联系的活动，例如殷墟的发掘、龙山文化的探索等。

    北京地区科学考古发掘工作乐章的真正奏响，大量快、慢章节的演奏及渐入高潮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完成的。

    一、历程的回顾

    第一阶段：肇始阶段（1949-1966年）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为了保护城内的文物古迹，中共北平军事委员会特设了文物部，从国民党手中接管故宫博物院、清代的皇家园林以及其它的古代建筑。

    1951年7月，北京市文物调查组成立（后成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有了真正意义上负责北京考古工作的机构。文物调查组成立后不久，就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北京地区考古工作的大幕就这样被徐徐揭开。这次普查组织人员对北京所属的11个区县（当时平谷、顺义、密云等区县尚不属北京行政辖区管理）的地上文物及古代墓葬、古遗迹进行登记，登记的总数量达到7000余项。

    在此期间，为了配合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施工建设，北京市文物调查组进行了大量的试掘、发掘工作。较重要的有在昌平雪山遗址首次发现了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琉璃河西周遗址进行了试掘，初步了解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对昌平松园战国墓进行的清理，对战国的陶器有了基本认识。对清河朱房、房山窦店的汉城进行试掘和调查，掌握了汉代城址的特征，辨认了汉代的陶片和铁器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明代定陵的考古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有计划发掘的第一座古代帝王陵墓，不惟北京，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肇始阶段的北京考古工作，还带有传统金石学的遗风，其学术重点在获取实物和认清年代上。不论考察遗迹还是遗物，能搞清年代是当时主要的工作目的。但也应该看到，这一阶段的北京考古工作，起点和发展水平都是很高的，在全国也处于较领先的地位。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北京各时期考古学遗存的面貌有了一定的认识。对石器时代、商周、战国、汉、唐、辽、金、明、清等主要时期的遗存能够进行有效的区分，从物质文化上构建年代框架，给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依据。在介绍这些工作的文章中，已经采用按不同时代介绍考古材料的体例。

    第二，对北京各地区发现的重要遗址、墓葬记录在案，对各类遗址的分布情况有了基本掌握，给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近代考古学与传统金石学的区别不仅在于是否应用科学的发掘方法，也在于走出书斋采用田野调查还是闭门研究。年轻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们付出辛勤的努力进行野外调查，建立的这批从无到有的档案，直到现在还发挥着作用。

    第三，对北京地区的墓葬（土坑墓和砖室墓）、城址、窑址、遗址等各类遗迹进行了清理，掌握了不同埋藏类型的发掘方法，给日后发掘技术的不断提高打下了基础。

    无论是文物普查还是一些清理发掘，都属于摸家底的性质，更主要的是受当时考古学发展水平的局限，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有的遗址的断代不很准确。例如把镇江营遗址的年代定为最早不超过西周，一些汉代墓葬的年代也有待商榷。

    第二，只重清理和发掘，不重资料的发表。例如明清墓葬，到1959 年左右，“清理过的可以以万计算”，但除定陵外，正式发表资料见诸报端者极少（《定陵》的发掘报告也是上世纪90 年代才出版的）。这使得许多重要的学术信息无法得知。

    第三，囿于当时的学科发展水平，对遗址聚落内部关系、遗址群的关系、遗址与周边环境等较深层次的问题没有纳入调查、研究的范畴。而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各类建设对相当一部分遗址造成破坏，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第四，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人、财、时所限，无力对不同埋藏类型的遗址、墓葬开展进一步的系统调查。在文物普查中登记的7000余项文物，古墓葬和古遗址所占的比例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更多的是看得见的地面文物。

    第二阶段：停滞阶段（1967-1976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文物考古事业受到波及，工作停滞不前。一方面是，考古工作的主体——考古队伍的建设缓慢而滞后，甚至有部分的考古工作者改行。另一方面是考古工作的客体，大量的古代建筑被拆毁，大量的文物被砸毁，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的一些古代墓葬被摧毁。据统计，在“文革”中被砸毁的佛像有700多尊，被砸毁的石碑有121通，甚至还有54公里的长城被拆毁。

    但即便身处此等恶劣环境，北京的考古工作者还是抓往一些机会，对一些遗址进行了发掘，取得了实属不易的成绩。

    例如1969年，为配合城市建设，清理了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从1972年起，对琉璃河遗址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发掘。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对周初封燕问题的认识及周初燕都的具体定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74年，发掘了丰台的大葆台汉墓，是在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黄肠题凑墓葬。

    尽管这一阶段考古工作在表面上主、客体都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但若从事物发展过程的角度考察，由于前一阶段的基础性工作较好，考古学研究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未能继续前进，出现了内部的调整。

    这种调整（或称进步性）体现在这一阶段考古工作者们能有意识的将发掘的资料与文献中的记载相联系，来印证考古发现在历史上的位置，这展示出了比前期工作的主动性。例如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在《元史•顺帝本纪八》中“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的记载。琉璃河西周遗址指明了《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的“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中的北燕封地的具体位置。大葆台的汉墓，通过与《汉书》等文献相联系，证明了墓主人应为历史上汉广阳王刘建及夫人。

    第三阶段：活跃阶段（1977-1998年）

    “文革”之后，步履维艰的考古工作走入正轨。随着改革开放，国家的各项事业正常、蓬勃开展，北京的文物考古工作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84年，为了响应全国的文物普查，北京市率先开展了第二次文物普查，除了对第一次文物普查的家底进行复核外，还新发现了各类文物古迹4000余项。此后大规模发掘的上宅、张营等遗址都是在这次普查中发现的。

    配合各类工程建设依旧是北京考古工作的主要任务，但随着资料的积累，发掘方法和手段的进步，取得了比前期更大的成就。例如1981年，对早已发现的唐代史思明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的玉册对于研究“安史之乱”后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经过了大量的调查与钻探后，初步弄清了金中都城垣、宫殿区、城内外水系的规模与位置。1990年为配合西厢道路扩建和住宅楼建设工程，发掘了金中都的应天门和大安殿、水关遗址。1998年，为配合颐和园的局部施工，发掘了耶律铸夫妇合葬墓，这是北京至今保存最好、等级最高的元代墓葬。后两项发掘还曾被评为当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这一阶段考古工作的进步最突出地体现在学术目的的逐渐转变。随着1982年在苏秉琦先生的倡导下，“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区系考古）系列座谈会”的召开，确定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的专门课题，从而极大的推动了本地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考古工作者意识到，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历史的复原，要充分运用考古资料反映别是未见诸记载的历史。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相继开展了一批带有明确学术目的的主动发掘，以实物资料串联起北京发展的链条。这些考古工作完善了考古学遗存的年代序列，填补了北京历史、特别是先秦史的空白。例如平谷上宅和北埝头新石器遗址填补了北京新石器中、晚期文化的空白，藉此提出的“上宅文化”是北京首先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是北京原始农业萌芽的文化。房山镇江营与塔照先秦遗址，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发展序列较为完整，是北京首次发现的圜底器文化系统，对探索永定河以南地区原始文化的构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春秋时期的文化面貌，史书记载者寥寥，原本不甚了解。通过开展对延庆军都山墓地的发掘，对北京北部山区山戎族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了较深的了解。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居址、城址的发掘，获得了克罍、克盉、“成周”辞甲骨等重要资料，对了解西周燕国、燕文化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此外，还进行了门头沟龙泉务辽代窑址发掘、北京旧石器遗存调查等工作，极大的完善了相关领域的历史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受考古学新思想与新技术的影响，北京的考古学者并不满足于单纯谱系编年的研究，而是积极开展多学科研究，全面提取各种信息，最大程度进行聚落复原的研究——这在全国也属于前列。例如在上宅遗址发掘之时，就开展了环境考古研究。对镇江营遗址进行了自然环境研究、动物骨骼等鉴定。对龙泉务辽代瓷片进行了显微结构研究。军都山墓地更是开展了金属器的金相学研究、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有机类物质的鉴定、动物骨骼的鉴定等数项研究。

    第四阶段：科学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

    自1999年以来，北京的城市化建设飞速发展，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各类建设项目的数量比以前翻了几番。北京的考古工作者为配合这些建设四面出击，田野考古工作全面展开。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并不单纯满足于这些基本发掘，而是意识到考古学研究不仅是象牙塔中的阳春白雪，也应该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编写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向公众刊布考古的信息；同时强调行政立法方面有所作为，保护地下文物。这反映了考古工作者们的学术关注点由单纯的学术性到与社会、时代的责任相联系。因此，将这一时期划分为北京考古工作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配合各类工程建设的考古发掘比以往更为繁重。较重要的有，为配合王府井东方广场建设发掘了旧石器地点，这是首次在世界首都的中心区域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为配合奥运场馆及配套工程在北京的朝、海、丰、石区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蕴藏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精美文物，为“人文奥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在房山区的南正、岩上、丁家洼等遗址发掘，保护了上至春秋下至清代的大批古代墓葬、窑址。配合亦庄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在大兴、通州发掘了古代墓葬300余座，为研究北京汉、唐、辽时期的墓葬提供了重要资料。在西城区毛家湾发现的瓷器大坑，出土了数百万片的瓷片，是国内规模最大、窑口最多的考古发现，对研究明代的北京皇城具有重要意义。为配合大兴区康庄“两限房”工程，发掘的辽、金时期塔林，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塔林基址。

    课题性质的主动发掘比前期有所减少，但也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例如对门头沟东胡林人新石器早期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北京自山顶洞人以来古北京考古六十年的思考人类活动的空白，开展的多学科研究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的起源、古人类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房山金代皇陵的调查与试掘填补了中国历代帝王陵墓考古的缺环。石景山老山汉墓是继大葆台之后发掘的又一座汉代具有大型“题凑”结构墓室的墓葬。

    配合与主动性的发掘是贯穿于各时期考古工作的最主要两项内容，但不同于前阶段，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突出进步还表现在：

    第一，考古工作者们没有仅满足于舞锄抡镐，而是与时俱进，与时间赛跑，加快考古资料的整理和转化力度，编写、出版了各类考古报告、研究专著图书50部（册）。较重要的有《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南水北调北京段发掘报告》、《毛家湾明代瓷器坑发掘报告》、《军都山墓地》、《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北京亦庄考古发掘报告》、《房山南正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玉河发掘报告》、《北京金代皇陵》、《北京地区辽金墓葬壁画保护研究》、《昌平张营》等。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此前不能相比的，是一次对现有材料的大整理和考古工作的整体反思。

    第二，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更新、技术的进步，国家逐渐提倡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考古工作者传统的“重发掘、轻保护”的方式也随之改变，更加注重实际工作中的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较重要的有对老山汉墓出土木料、金陵出土的漆木棺、石景山金墓出土的丝织品、大兴康庄塔林的木函等有机类文物的保护及木材质的分析鉴定。对大兴、延庆、石景山等地的辽、金代壁画进行修复、保护及壁画颜色分析、制作工艺研究。对门头沟东胡林人墓葬、龙泉务辽代窑址、海淀清河古象牙等进行套箱提取。对大兴新城北区16号地、大兴安定镇等地的辽代仿木砖雕进行切割提取。为配合奥运飞碟靶场建设，对石景山明代的太监墓葬进行整体搬迁。为配合地铁4号线工程，开展了对圆明园正觉寺清代皇家御道的迁移及复原保护。

    第三，推动地下文物的保护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由于大量的施工建设导致地下文物保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北京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不可能只靠文物部门进行地下文物的保护，而是应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利用多方面的宣传、呼吁渠道强调地下文物的保护刻不容缓，把考古勘探调查作为建设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加强执法力度。

    二、发展的原因

    以往对北京考古历程的评述或回顾中，研究者常将其分为三个或四个发展阶段。无论是哪种，不外乎是以政权或机构的成立作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水岭。而在笔者看来，学术史的划分，不论这个过程经历了多久，最主要应该考虑的是学科的关注点有无转移，工作内容有无变化。

    诚然，北京考古工作的主要内容都是主动性、配合性和抢救性发掘，并仍将长期持续下去。但就某一个时期而言，还是能观察到阶段性考古工作最努力想解决什么问题，它有了哪些新的学科研究增长点，它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没有改变，它为什么要改变。

    前面用大量篇幅回顾了北京考古工作的历程，从最初的认知考古资料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构建文化史的时空框架，发展到以历史文献的记载联系考古资料，再到有意识用考古资料来研究复原历史，经历了“正”、“反”、“合”的三段式发展阶段。可以认史→证史→补史→研史概况之。

    这一切的发展过程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考古学自身不仅仅满足于以实物资料填补历史的空白，也蕴含着历史研究的内在动力。 

    近代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研究对象。不论是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整理分析的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都是考古工作过程的不同阶段。

    获得实物资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用实物资料构建逝去历史的文化面貌的时空框架是考古学最基本的层次要求。在考古学文化编年和谱系的构建基本完成后，对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复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下一个层次要求，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考古学相应的拓展了研究方法和领域，运用了新的研究手段和技术，开展了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科技考古等，为历史研究服务。

    北京从时代上是辽、金、元、明、清的五朝皇都，从地理位置上讲是连接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过渡地带，这些时空特点使得北京蕴含着大量的考古资料。这些丰富的资料推动北京成为全国较早较好建立时空框架的地区之一。而这一层次的要求基本完成后，考古学研究不会就此停下脚步，必然要向前发展，力图为历史研究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其二是国外学术思潮的涌进、中国考古学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思与讨论，考古学理论界呈现出活跃态势的外在环境也推动了北京的考古工作。

    上世纪50-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一股“新考古学”思潮。1948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泰勒将其博士论文《考古学研究》的完成稿出版。在这部书中，他系统批判了物质文化史编年的缺陷，认为其缺乏对人类社会的洞察，提倡一种在物质文化基础上加强人类行为内容的探索，复原古代文化。因为他对传统考古学直言不讳的批抨，差一点没拿到学位，但这部书却在美国再版了10余次，影响非常大。1953年，威利发表了《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这部经典著作，将聚落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种方法论。1962年，宾福德发表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成为新考古学的宣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股思潮被逐渐介绍入中国，引起了中国学者对自身工作的反思和更深层次研究的思索。加上改革开放后，思想开始渐渐解放，很多学者开始对考古学的性质、目的、方法、手段等这些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实践。1981年，苏秉琦先生提出了考古学的“中国学派”问题，用区、系、类型的思路研究各种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这种研究是以揭示历史本身面貌作为自己的惟一目的”。1991年之后，苏先生又正式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论。这些思想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代考古学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北京的考古工作者们也随之开展了一些思考，力图用现有的资料作出更深层次的研究。例如，在区系类型思想的指导下，考古工作者以上宅文化和镇江营一期文化的资料与河北、河南、内蒙古等地的资料进行对比，力图廓清燕山以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谱系。在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术界以琉璃河遗址的发掘资料为重点，首次对燕文化的起源、内涵、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重点研讨，把对单一遗址的认识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相联系。在东周山戎考古成果研讨会上，学术界着重指出多学科研究参与考古工作的必要性。

    三、得到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北京考古工作的历程进行回顾并划分发展阶段，重要的不是这种划分是否所有人都能接受，也不是为了划分而划分。重要的是想说明，一个学科、一项事业的发展总是与时代、国家、社会的大的发展方向相符的，是服从于总体发展需要的。

    当国家为发展经济，各类工程建设成为工作的重点时，北京的考古工作服从于这个需要，配合各类建设的考古发掘是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在物质文明有了一定基础后，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当历史研究需要更多的新材料和社会历史文化信息时，课题性质的主动发掘日渐开展起来，为这一需求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考古发现的披露越来越多，考古、文物的神秘色彩激发了大众的兴趣：电视节目中考古类的专题几乎天天都有，收视率很高；许多电视台竞相争办鉴宝、收藏类的节目；大量《盗墓笔记》、《鬼吹灯》之类充满“考古”色彩的读物十分畅销，这反映了社会大众对考古学有接近的渴望和参与的要求，考古学应负的社会责任比重增大。于是北京的考古工作开始具有更加清醒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加快考古资料的刊布，加强保护文化遗产观念、使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于民，推动地下文物保护的法制化进程，进行“公益考古”、“大众考古”的宣传活动。

    其实不只是考古学，若仔细思考，所有有生命力的学科都是会根据时代变迁、社会需要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就如文学在不同朝代有着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时代区别，许多竞技体育项目原本是由军事训练科目演变而来的，艺术流派中有古典和现代大的区分一样。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不同会导致学科的内容和载体也发生改变。

    当明白了这层看似浅显的道理，会更有利于理解如何把考古工作的发展置于大时代的背景之下，如何将具体工作的目标和内容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联，如何对待考古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思潮。这样的考古学，是有生机、青春永驻的学科。

    北京考古工作反思得到的另一个启示是，学科的发展过程没有绝对的停滞，也没有绝对持续的成长。尽管有的时期外表给人以一蹶不振的印象以致于用“停滞”、“衰败”、“弯路”之类的词汇概括之，但在表面停滞的背后是革新成长的萌芽与力量，是为下一次发展积蓄力量、进行自我调整。在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带来质的改变，这种趋势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