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们俗称的大屋顶，就是具备近现代功能的仿中国传统形式的仿古建筑，也称为“民族形式建筑”。其特点是建筑带有曲线和较大出檐的大屋顶，立面用中国传统红柱子竖向分割，屋檐下有梁枋、彩画和斗拱造型，基础有块石台基和汉白玉栏杆，建筑材料、结构和功能却是近现代的。仿古建筑这一名词，是随西方新建筑涌入中国出现的。1900年后，西方新的建筑形式和新材料、新功能、新结构传入中国，与新材料相结合的西方建筑形式也普及开来。为迎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审美观念，1920年代，一批中外建筑师探索用新材料，新功能建筑与中国传统形式相结合，外形为大屋顶，内部功能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建筑，仿古建筑的概念由此产生。
中国传统大屋顶流传几千年。它的实用功能是维护一个空间，但又不仅是个屋顶，它是中国几千年建筑文化经验的总结。大屋顶包含着木结构梁架体系、斗拱、曲线，檐口折返和建筑采光、通风为一体。它的平缓的曲线，与天际相交的柔和的轮廓同中国文化和缓、中庸相吻合，因此，中国人在大屋顶上花费的智慧往往超过了它的实用功能。大屋顶的审美功能更是无可替代，往往能带来感觉的愉快和精神的庄严，又有强烈的纪念象征（如南京中山纪念堂、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至今为止，在北京的建筑风格中凡表现传统民族文化，除大屋顶之外还没有公认的表现形式。探索北京历史上大屋顶建筑集中出现的现象，对今天的文物和文化保护工作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在北京近现代建筑发展史上，经历了以大屋顶为形象的三次仿古建筑的高潮，分别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1952年到1956年、1958年到1959年。现在北京留下的大屋顶建筑，除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之外，基本上都是这三个时期建设的。探讨这三次仿古建筑的高潮产生和结束的原因，有利于今天的文物和优秀建筑的保护工作。
一、北京第一次仿古建筑高潮（1920-1930年代）
1、仿古建筑产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19世纪末，清朝在国务总理李鸿章的倡导和推动下，开展了国家政权主导的洋务运动，引进一些西方先进工业技术。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导致清政府力事改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政治制度，实行预备立宪。在这个大背景下，清朝朝野上下崇洋风盛。清末所有衙署都建成西洋风格，民间在1900年后建的商业铺面都是西洋装饰。到192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生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对“五四”时期倡导的中西文化和新旧文化交锋开始不满，普遍希望重启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民族形式的建筑造型开始在北京出现。
2、国民政府的倡导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编制“首都（南京）计划大纲”，提出“政治区之建筑物，宜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之优美，务当一一施用”，商业区建筑“外部仍须有中国之点缀”，住宅区“外墙之周围，皆应加以中国亭阁屋檐之装饰物”。首次提出“中国固有之形式”。1927年上海成立特别市政府，提出“新市政府立体式样，应采用中国形式。”以“应代表中国文化”。纵观首都（南京）计划和大上海计划，建筑形式全采用中国清代宫殿大屋顶，这种造型定为“中国固有之形式”。1928年后，北京改名北平，但仍为文化古城，表现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是这一时期民众的普遍要求。用“中国固有之形式”迎合民族心理，导致北京的大屋顶建筑形成高潮。
中华圣公会教堂（1907年）
3、西方教会和外国建筑师是北京仿古建筑高潮的推动者
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为便于接近中国民众，融入中国社会，便于传播西方教义和文化，对中国人的心态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敏锐的了解。外国传教士经历了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尤其经历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多次反洋教案，使他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首先要迎合中国文化和民族传统。清末民初，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建筑师，近代建筑基本是外国建筑师的作品。这些20世纪初来华的外国建筑师，是在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影响下成长的，对用本土文化和民族形式建造新功能建筑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理解力，因此他们创造的中国传统风格的近代建筑较为成熟。
4、学术界推动民族形式的创作
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几千年来都是工匠口传心授，没有形成系统的经验总结和文字书籍，如宋《营造法式》和清《营造则例》，也都是一些图例和造价方面的说明，一般人很难读懂，没有古建筑营造经验的人很难设计出近代功能的仿古建筑，为了用现代建筑学的科学方法读懂古建筑，1929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多是受西方建筑学教育的学者，代表人物是梁思成和刘敦桢，他们用近代建筑学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六卷和《清代营造则例》、《营造算例》和《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等著作。整理出版了《宋营造法式》、《园冶》和《工段营造录》等古籍。这些学术著作，都是以宣传和探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发掘中国传统遗产为主要内容，为仿古建筑的创作提供了技术方法和丰富资料。自从这批学术著作问世后，北京的仿古建筑设计渐为成熟。
5、本国建筑师成长并参与传统形式的设计
清朝末年送到美国留学的青年学生在1920年代陆续回国，他们在西方接受了近代建筑学的系统教育。这批学生在出国前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形式有深厚感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一旦用新建筑体验民族形式，他们有热情和能力将近代功能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许多受西方教育的建筑师回国后还亲身参与了北京古代建筑的修缮实践，如基泰工程司的杨廷宝先生，1930年代承接了许多北京古建筑的修缮，对中国古代建筑了如指掌，成为北京仿古建筑的主要实践者。
6、西方历史主义风格对中国的影响
盛行于西方的历史风格建筑（折衷主义），延续到20世纪初年在中国仍保持活力，古典主义风格成为大多数公共建筑的选择。在北京凡投资较大的公共建筑要求用强烈风格因素来吸引人们的目光，20世纪初北京出现的近代建筑都以西洋古典风格为主。到20年代的北京近代建筑还是要有古典风格的要求，为中国传统风格的创造提供了条件。
救世军教堂（1922年）
北京协和医院（1925年）
首先使用中国古建筑风格的近代建筑是教堂。1907年天主教中华圣公会在位于现在的西城区佟麟阁路建教堂，当时佟麟阁路称南沟沿，俗称南沟沿教堂，又称安立甘教堂，是北京第一个出现的“宫殿式”造型教堂。教堂平面为十字形，屋顶部分为两栋垂直交叉的清式硬山建筑组成，教堂的侧廊做成单坡硬山顶，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在侧廊上部做成侧窗。在屋顶的两个硬山建筑的交叉点上，做一个中式的三重檐八角亭，作为钟楼和天窗，教堂大门开在南部山墙上，作为中国传统民居式样。外墙为传统灰砖清水墙，筒瓦顶，结构为木柱三角架。
另一栋位于王府井八面槽的基督教救世军中央堂，建于1922年。该教堂坐东朝西，西邻王府井大街，为一个三层木结构建筑，南半部分是三层的办公楼，北半部分有个小型礼堂。教堂屋顶仿中国清代官式歇山顶，屋顶南部做一三重檐的四角攒尖钟楼，临街的两个入口也用中国传统悬山屋顶式山部作门廊。这批早期仿中国传统风格的教堂建筑基本为木结构，功能与形式结合较为生硬，但体现了教会在迎合民族传统上先走了一步。
北京协和医学院为美国教会团体创办，现存建筑1925年建成。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完全是中国古代宫殿的再现，建筑按两组轴线布置，东部一条南北轴线为教学区，轴线上放置了主楼、配楼和礼堂。西部一条东西轴线为医院区，也是按古建筑的传统对称布置。建筑造型完全按清故宫的宫殿建筑，磨砖对缝墙面，绿琉璃瓦大屋顶，檐下做梁枋彩画，台基做汉白玉栏杆。这组建筑群现代功能与古代建筑形式结合的比较生硬，过多强调形式而局限了使用功能，仿古建筑设计还处于探索阶段。
燕京大学是美国耶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大学。燕园建筑群是一组中国古典风格运用最好的作品。1920年代燕京大学买下燕园建校园时，燕园还留有以未名湖为中心的小岛、石坊和园林。建筑师运用原有地形地貌布置多组建筑，其中办公和教学用房用清官式造型，为歇山大屋顶，红柱黄墙，屋檐下为斗拱彩画，大块石台基。而学生宿舍用级别较低的民居四合院硬山屋顶造型。北京大学正门做清式五间王府大门，水塔为辽代密檐塔造型。
建于1929年的北平图书馆，建筑仿清代故宫的藏书楼文渊阁，内部功能为近代图书馆建筑。主楼二层，两侧为配楼，绿琉璃瓦庑殿大屋顶，汉白玉须弥座石栏杆，斗拱、梁枋和柱子一反清官式的红色，全以文渊阁彩画为样本做成墨绿色。图书馆临街院门作三间体量高大的琉璃大门，以至于多年来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组古代建筑。
位于定阜街的原辅仁大学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创办，1930年建造辅仁大学教学楼，这组教学楼将中国古代多种时代和地域建筑风格组合一体。该教学楼平面为四面围合，外墙为清传统磨砖对缝工艺砌筑，墙身造型厚重，有明显收分。大门作一高达两层的汉白玉大拱门，拱门上加三个歇山屋顶，建筑四角作突出角楼，角楼为歇山式屋顶，整组建筑用清式绿琉璃做大屋顶，基础为汉白玉须弥座。
辅仁大学（1928年）
四部一会大楼（1952年）
在用大屋顶表现民族传统的同时，30年代出现在近代功能建筑上用中国古建筑图案装饰，以达到表现民族传统的效果。
位于宣武区西河沿的交通银行旧址大楼，建于1931年，大楼立面四层，正立面构图用中国传统石牌坊的形式，顶部用斗拱和琉璃瓦做檐口，并用灰塑做出大片云团，门窗加琉璃门罩和雀替，四部一会大楼（1952年）外墙用水刷石做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梁枋图案，营业大厅内布满天花藻井彩画，现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1年由梁思成设计的仁立地毯公司王府井铺面，在一个不足20米临街面建造一个三层楼的店面，建筑立面用了中国历代古建筑图案装饰，人字拱源自隋代天龙山石窟，勾片栏杆图案用唐宋式样，顶部用清琉璃脊大吻装饰，室内用宋式彩画装饰。表现出了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色彩。
1930年代末，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北京的建设工作全面停止。近代建筑对中国传统风格的探索工作随之消失。
北京体育馆（1953年）
友谊宾馆（1953年）
二、北京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1952-1956年）
1952年新中国完成了三年经济恢复的工作。开始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这时期在北京出现了一批“大屋顶”式的仿古建筑，到1955年突然销声匿迹，形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较为熟知的有中央民族大学建筑群、三里河“四部一会”大楼、北京友谊宾馆、总政地安门宿舍楼、人民英雄纪念碑、外贸部大楼、北京亚洲学生疗养院、北京体育馆、北京建工部大楼、全国政协礼堂、首都剧场。这批仿古建筑都出自对中国传统建筑有深厚功力的建筑师之手，包含着浓郁中国传统韵味，建筑质量也高，2005年被市规划局和市文物局列入近现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录。
总政地安门宿舍大楼（1952年）
1、产生的背景
1952年，中国的各项政策出现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倾向。在苏联建筑理论的影响和来华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北京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建筑。据统计，1952年有大屋顶的新建筑面积5万平米，1953年17万平米，1954年22万平米，这股大屋顶之风不仅流行北京，而且风靡全国。1952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派出大批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指导思想方面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当时党的既定方针。在经济刚刚恢复时期，北京出现造价浪费不实用的大屋顶建筑，形成北京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都是在苏联建筑艺术指导下形成的。
1952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派出大批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指导思想方面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当时党的既定方针。在经济刚刚恢复时期，北京出现造价浪费不实用的大屋顶建筑，形成北京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都是在苏联建筑艺术指导下形成的。1925年苏共中央通过了“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提出了一切艺术都有阶级性。苏联建筑界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指出当时流行于西方的现代建筑风格是资产阶级的，与它对立的是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代表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这样，古典建筑风格就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现代建筑风格的有力武器，提出建筑要“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1925年后苏联建筑都用希腊、罗马柱廊和哥特式高尖顶。1952年，苏联专家将苏联古典主义的民族形式思想指导中国建筑，大屋顶的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2、产生的条件
1929年，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研究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成果，对建筑界研究中国文化遗产产生了推动的作用。1935－1937年，北京对古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参与者都是经过西方建筑学教育的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一批建筑师，他们同时是北京30年代仿古建筑的主要技术力量。1940年，北京建筑师又对北京中轴线建筑进行了详细测绘，同时培养了大批古建筑技术人才。50年代大屋顶的设计基本出自30年代参与第一批仿古高潮的建筑师之手，这是北京大规模建造仿古建筑的有利条件。在全国开展“民族形式”建设的高潮下，1953年4月，出版了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参考图集》，供建筑设计人员作为建筑设计参考。这套图集收集了中国古建筑的一些珍贵资料。在提倡民族形式的大环境下出版古建设计图集，客观上推动了大屋顶的浪潮。1953年10月中国建筑工程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梁思成作《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的报告，有一段话无意识推动了大屋顶潮流的发展：“建筑艺术有阶级性，阶级斗争常以人民斗争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建筑中搞不搞民族形式，是阶级立场问题”。1954年《建筑学报》创刊号发表梁思成的论文《中国建筑的特征》，这是一篇讲述中国古建筑的文章，但对于探索民族形式给予了支持，文章指出认识并具体操作中国建筑的9大特征：（1）台基、屋身和屋顶的三段式划分；（2）四面围合；（3）木结构；（4）斗拱；（5）曲折曲线；（6）大顶；（7）红色和彩画；（8）结构件和装饰件统一；（9）琉璃瓦、木刻花、石浮雕。因此，在1953年的建筑设计中必须体现中国民族传统形式，主要代表建筑有：
外贸部大楼（1952年）
民族文化宫（1958年）
北京火车站（1958年）
（1）北京三里河的“四部一会”办公楼。该建筑1952年冬季设计，1955年竣工，砖混结构，主楼地上六层中部九层。该建筑以具备鲜明的民族形式而众人皆知，建筑在大楼的入口处突出建一个重檐歇山的宫殿式建筑，两边对称重檐四角攒尖亭子造型，檐口下面作仿石质的斗拱和梁枋，墙面运用中国庙堂的石券门、石栏杆装饰，楼体部分收分明显，仿自中国传统城墙。这座宫殿式大屋顶体量巨大、造型位置高，成为人们过目不忘的地标性建筑。
（2）北京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该建筑地处北京中轴线上，原位置建有明代的雁翅楼，又地处皇城，周围古建筑林立，在这里建楼比民族形式更重要的是同四周环境协调。大楼在中部和角楼突出作绿琉璃攒尖顶，大门、阳台和檐下用大量的古建筑构件图案装饰，从景山向地安门望去，景观效果明显。
（3）北京友谊宾馆。1954年建成，当时是接待苏联专家的招待所，主楼中部作一高大歇山重檐屋顶，其余仅在檐口作琉璃檐装饰，墙身采用灰砖清水墙，屋顶做绿琉璃瓦，吻兽做成和平鸽的图案。
（4）北京体育馆。1953－1955年建成，在大门入口处做了一个中国传统石牌坊造型，粗犷雄壮，充满着体育建筑的力量感。
（5）北京外贸部大楼。1952年设计，建筑一反政府大楼的清宫殿式仿古设计，用使人感到亲切的北京四合院造型，取自清式四合院硬山后罩楼，阳台用抹灰处理成栏杆并与下层遮阳板结合。
在建造以大屋顶为代表的民族形式后期，出现了更加简单表现民族形式的作品。基本特征是以功能为前提，以平屋顶为基本体型，在建筑的檐口、门窗等部位加上中国传统图案。这批建筑实际是1930年代对民族形式的延续，手法均仿自仁立地毯公司建筑和交通银行建筑，但有所创新。代表建筑有：
（1）北京建工部大楼。位于西城百万庄，7层砖混结构，建筑尊重功能和结构，采用平屋顶，檐口作成中国传统石挑檐，民族传统装饰鲜明得当又不夸张。
（2）全国政协礼堂。该建筑大胆的将西洋古典风格和中国传统风格结合起来，正立面三段式处理，外墙基础为须弥座，墙身剁斧石，女儿墙用望柱式栏板，正门用西洋柱式和拱形廊。
这股用大屋顶代表民族形式的高潮，到1954年以反浪费的理由遭到批判，北京大屋顶建筑突然停止建造。1954年，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开始扭转斯大林时期的各项政策。1954年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召开“全苏建筑工作者”大会，中国建设部组团出席了会议，会上苏共中央全力扭转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政策和指导思想，对斯大林时期的建筑艺术指导思想进行了批评，基本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方针和政策，否定了统治苏联30年的“斯大林巴洛克”的仿古建筑艺术方针，开始了现代建筑注重功能，装饰简洁新颖的指导方针。中国代表团回到国内立即在报告中列举了苏联建筑注重民族形式的危害，批评这种形式的建筑只强调形式，不注重建筑的适用和功能，浪费资金。为紧跟苏联的意识形态，开始了以反浪费为名，向仿古建筑的大屋顶展开了公开的批判。1954年12月，建设工程部召开全国省工程局长会议，会上批评了建筑设计领域中复古主义思想，在建工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设计中必须贯彻的原则，首先是适用、经济，其次才是美观。而不顾适用、经济效果的形式主义思想和一概接受古代建筑艺术的复古主义思想必须加以批判。”中国建筑界“民族主义”大屋顶风潮来自苏联也止于苏联。1954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始组织对建筑“大屋顶”进行批判，提出的步骤是：“从反浪费入手揭发，从北京开始，从大建筑开始，从大机关入手。”这次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梁思成先生。
第二次仿古高潮从开始到结束，成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提倡到批判都是建工部操作执行，是全国政治气候在建筑设计领域里的影响。梁思成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仅在学术层面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实现手段上做出了一些工作。作为一个建筑师，仅是把业主的意图变成建筑，用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热爱为新中国服务，他个人也没有能力掀起全国复古主义的高潮。到1956年，北京地区及中国的大屋顶建筑建设基本结束，许多大楼盖到顶部又把大屋顶改回平顶，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结束。
三、北京第三次仿古建筑浪潮（1958－1959年）
经过1955年对梁思成和仿古建筑大屋顶的批判，建筑设计领域几乎没有人敢于谈论建筑艺术，有的大学干脆取消了建筑艺术类的课程。最着急的还是领导干部，当年的建筑造型中，不加装饰的现代风格是资本主义的，大屋顶又是封建复古的，建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新办法。尤其使各级领导更加为难的是，建造公共建筑都希望展现出纪念意义和鲜明的特点，没有一个共同承认的艺术形式，纪念性和鲜明的形象无法表现出来。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为给这一庆典增加光彩，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由于是庆典建筑，纪念意义是重要因素，不仅高大宏伟，还要有鲜明的建筑艺术特色。到国庆工程开始之际，北京的建筑师在设计风格问题上依然困惑。1958年中央高层领导明确指示，十大建筑还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突如其来的任务和指示，建筑师和建筑主管当局都没有思想准备，除了遵循上级领导制定的建筑形式设计外，对中国传统形式大屋顶又一次出现在北京街头感到不知所措。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没有可应用的理论、政策和措施。为了统一思想，解决困惑，指导今后的建筑方针和创作，1959年5月，建筑工程部和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和建筑艺术座谈会”，提出建筑的风格要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风格，基本承认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是民族性的代表，为第三次北京的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作了肯定的总结。自从1954年以批判大屋顶为开端的批判复古主义设计思想之后，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建筑师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1958年的仿古高潮，是在中央最高层直接指示下进行，仅在建国10周年和十大庆典建筑中体现出来。
由于有了1952年大屋顶的经验和浪费教训。1958年民族形式有了更高水平的设计，对于民族风格不仅局限于简单大屋顶，创造了更丰富的表现形式。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中以大屋顶为造型装饰的有：
（1）北京火车站。立面用四个重檐攒尖的清宫式亭子装饰钟楼和东西出入站口，亭子位置较高，体积大，远看醒目，给刚到北京的人们以进入历史文化城市的气息。
（2）民族文化宫。民族文化宫主题突出，中部塔楼地上13层，塔楼中心做一巨大传统四角攒尖顶，四角做同样规制小塔，造型隐含藏传佛教金刚宝座塔，寓于民族文化在其中。塔楼两侧用翠绿琉璃瓦作檐部，风格鲜明，印象深刻。
（3）全国农业展览馆。全国农业展览馆运用较多的中国古建筑风格和元素，把中国传统宫殿造型和中式园林庭院结合布置，主要部位用重檐亭阁，琉璃屋顶，中国图案的柱廊、栏杆大量运用到建筑构件上，是中国风格与现代化功能结合较好的建筑群组。
北京近百年经历的三次仿古建筑高潮，给北京留下众多优秀建筑，其中大多数被划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和近现代优秀建筑被保护起来。近现代历史的风云变换也被凝固在建筑中，成为时代变迁的实物见证和石头筑成的史书。无论什么时代，人们花费在建筑形式上的智慧、财富和争论都超过实用功能，尤其是公共建筑，其精神作用往往超过物质作用，不仅要有鲜明的视觉享受，还包含强烈的社会内容。深入保护和研究近百年建筑是文物保护的新课题。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书记）
北平图书馆（1929年）
为人们俗称的大屋顶，就是具备近现代功能的仿中国传统形式的仿古建筑，也称为“民族形式建筑”。其特点是建筑带有曲线和较大出檐的大屋顶，立面用中国传统红柱子竖向分割，屋檐下有梁枋、彩画和斗拱造型，基础有块石台基和汉白玉栏杆，建筑材料、结构和功能却是近现代的。仿古建筑这一名词，是随西方新建筑涌入中国出现的。1900年后，西方新的建筑形式和新材料、新功能、新结构传入中国，与新材料相结合的西方建筑形式也普及开来。为迎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审美观念，1920年代，一批中外建筑师探索用新材料，新功能建筑与中国传统形式相结合，外形为大屋顶，内部功能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建筑，仿古建筑的概念由此产生。
中国传统大屋顶流传几千年。它的实用功能是维护一个空间，但又不仅是个屋顶，它是中国几千年建筑文化经验的总结。大屋顶包含着木结构梁架体系、斗拱、曲线，檐口折返和建筑采光、通风为一体。它的平缓的曲线，与天际相交的柔和的轮廓同中国文化和缓、中庸相吻合，因此，中国人在大屋顶上花费的智慧往往超过了它的实用功能。大屋顶的审美功能更是无可替代，往往能带来感觉的愉快和精神的庄严，又有强烈的纪念象征（如南京中山纪念堂、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至今为止，在北京的建筑风格中凡表现传统民族文化，除大屋顶之外还没有公认的表现形式。探索北京历史上大屋顶建筑集中出现的现象，对今天的文物和文化保护工作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在北京近现代建筑发展史上，经历了以大屋顶为形象的三次仿古建筑的高潮，分别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1952年到1956年、1958年到1959年。现在北京留下的大屋顶建筑，除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之外，基本上都是这三个时期建设的。探讨这三次仿古建筑的高潮产生和结束的原因，有利于今天的文物和优秀建筑的保护工作。
一、北京第一次仿古建筑高潮（1920-1930年代）
1、仿古建筑产生的政治和文化背景
19世纪末，清朝在国务总理李鸿章的倡导和推动下，开展了国家政权主导的洋务运动，引进一些西方先进工业技术。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导致清政府力事改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政治制度，实行预备立宪。在这个大背景下，清朝朝野上下崇洋风盛。清末所有衙署都建成西洋风格，民间在1900年后建的商业铺面都是西洋装饰。到192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生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对“五四”时期倡导的中西文化和新旧文化交锋开始不满，普遍希望重启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民族形式的建筑造型开始在北京出现。
2、国民政府的倡导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编制“首都（南京）计划大纲”，提出“政治区之建筑物，宜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之优美，务当一一施用”，商业区建筑“外部仍须有中国之点缀”，住宅区“外墙之周围，皆应加以中国亭阁屋檐之装饰物”。首次提出“中国固有之形式”。1927年上海成立特别市政府，提出“新市政府立体式样，应采用中国形式。”以“应代表中国文化”。纵观首都（南京）计划和大上海计划，建筑形式全采用中国清代宫殿大屋顶，这种造型定为“中国固有之形式”。1928年后，北京改名北平，但仍为文化古城，表现和发扬中国民族文化是这一时期民众的普遍要求。用“中国固有之形式”迎合民族心理，导致北京的大屋顶建筑形成高潮。
中华圣公会教堂（1907年）
3、西方教会和外国建筑师是北京仿古建筑高潮的推动者
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为便于接近中国民众，融入中国社会，便于传播西方教义和文化，对中国人的心态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敏锐的了解。外国传教士经历了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尤其经历了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多次反洋教案，使他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首先要迎合中国文化和民族传统。清末民初，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建筑师，近代建筑基本是外国建筑师的作品。这些20世纪初来华的外国建筑师，是在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影响下成长的，对用本土文化和民族形式建造新功能建筑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理解力，因此他们创造的中国传统风格的近代建筑较为成熟。
4、学术界推动民族形式的创作
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几千年来都是工匠口传心授，没有形成系统的经验总结和文字书籍，如宋《营造法式》和清《营造则例》，也都是一些图例和造价方面的说明，一般人很难读懂，没有古建筑营造经验的人很难设计出近代功能的仿古建筑，为了用现代建筑学的科学方法读懂古建筑，1929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多是受西方建筑学教育的学者，代表人物是梁思成和刘敦桢，他们用近代建筑学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六卷和《清代营造则例》、《营造算例》和《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等著作。整理出版了《宋营造法式》、《园冶》和《工段营造录》等古籍。这些学术著作，都是以宣传和探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发掘中国传统遗产为主要内容，为仿古建筑的创作提供了技术方法和丰富资料。自从这批学术著作问世后，北京的仿古建筑设计渐为成熟。
5、本国建筑师成长并参与传统形式的设计
清朝末年送到美国留学的青年学生在1920年代陆续回国，他们在西方接受了近代建筑学的系统教育。这批学生在出国前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形式有深厚感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一旦用新建筑体验民族形式，他们有热情和能力将近代功能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许多受西方教育的建筑师回国后还亲身参与了北京古代建筑的修缮实践，如基泰工程司的杨廷宝先生，1930年代承接了许多北京古建筑的修缮，对中国古代建筑了如指掌，成为北京仿古建筑的主要实践者。
6、西方历史主义风格对中国的影响
盛行于西方的历史风格建筑（折衷主义），延续到20世纪初年在中国仍保持活力，古典主义风格成为大多数公共建筑的选择。在北京凡投资较大的公共建筑要求用强烈风格因素来吸引人们的目光，20世纪初北京出现的近代建筑都以西洋古典风格为主。到20年代的北京近代建筑还是要有古典风格的要求，为中国传统风格的创造提供了条件。
救世军教堂（1922年）
北京协和医院（1925年）
首先使用中国古建筑风格的近代建筑是教堂。1907年天主教中华圣公会在位于现在的西城区佟麟阁路建教堂，当时佟麟阁路称南沟沿，俗称南沟沿教堂，又称安立甘教堂，是北京第一个出现的“宫殿式”造型教堂。教堂平面为十字形，屋顶部分为两栋垂直交叉的清式硬山建筑组成，教堂的侧廊做成单坡硬山顶，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在侧廊上部做成侧窗。在屋顶的两个硬山建筑的交叉点上，做一个中式的三重檐八角亭，作为钟楼和天窗，教堂大门开在南部山墙上，作为中国传统民居式样。外墙为传统灰砖清水墙，筒瓦顶，结构为木柱三角架。
另一栋位于王府井八面槽的基督教救世军中央堂，建于1922年。该教堂坐东朝西，西邻王府井大街，为一个三层木结构建筑，南半部分是三层的办公楼，北半部分有个小型礼堂。教堂屋顶仿中国清代官式歇山顶，屋顶南部做一三重檐的四角攒尖钟楼，临街的两个入口也用中国传统悬山屋顶式山部作门廊。这批早期仿中国传统风格的教堂建筑基本为木结构，功能与形式结合较为生硬，但体现了教会在迎合民族传统上先走了一步。
北京协和医学院为美国教会团体创办，现存建筑1925年建成。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完全是中国古代宫殿的再现，建筑按两组轴线布置，东部一条南北轴线为教学区，轴线上放置了主楼、配楼和礼堂。西部一条东西轴线为医院区，也是按古建筑的传统对称布置。建筑造型完全按清故宫的宫殿建筑，磨砖对缝墙面，绿琉璃瓦大屋顶，檐下做梁枋彩画，台基做汉白玉栏杆。这组建筑群现代功能与古代建筑形式结合的比较生硬，过多强调形式而局限了使用功能，仿古建筑设计还处于探索阶段。
燕京大学是美国耶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大学。燕园建筑群是一组中国古典风格运用最好的作品。1920年代燕京大学买下燕园建校园时，燕园还留有以未名湖为中心的小岛、石坊和园林。建筑师运用原有地形地貌布置多组建筑，其中办公和教学用房用清官式造型，为歇山大屋顶，红柱黄墙，屋檐下为斗拱彩画，大块石台基。而学生宿舍用级别较低的民居四合院硬山屋顶造型。北京大学正门做清式五间王府大门，水塔为辽代密檐塔造型。
建于1929年的北平图书馆，建筑仿清代故宫的藏书楼文渊阁，内部功能为近代图书馆建筑。主楼二层，两侧为配楼，绿琉璃瓦庑殿大屋顶，汉白玉须弥座石栏杆，斗拱、梁枋和柱子一反清官式的红色，全以文渊阁彩画为样本做成墨绿色。图书馆临街院门作三间体量高大的琉璃大门，以至于多年来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组古代建筑。
位于定阜街的原辅仁大学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创办，1930年建造辅仁大学教学楼，这组教学楼将中国古代多种时代和地域建筑风格组合一体。该教学楼平面为四面围合，外墙为清传统磨砖对缝工艺砌筑，墙身造型厚重，有明显收分。大门作一高达两层的汉白玉大拱门，拱门上加三个歇山屋顶，建筑四角作突出角楼，角楼为歇山式屋顶，整组建筑用清式绿琉璃做大屋顶，基础为汉白玉须弥座。
辅仁大学（1928年）
四部一会大楼（1952年）
在用大屋顶表现民族传统的同时，30年代出现在近代功能建筑上用中国古建筑图案装饰，以达到表现民族传统的效果。
位于宣武区西河沿的交通银行旧址大楼，建于1931年，大楼立面四层，正立面构图用中国传统石牌坊的形式，顶部用斗拱和琉璃瓦做檐口，并用灰塑做出大片云团，门窗加琉璃门罩和雀替，四部一会大楼（1952年）外墙用水刷石做出中国传统建筑的梁枋图案，营业大厅内布满天花藻井彩画，现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1年由梁思成设计的仁立地毯公司王府井铺面，在一个不足20米临街面建造一个三层楼的店面，建筑立面用了中国历代古建筑图案装饰，人字拱源自隋代天龙山石窟，勾片栏杆图案用唐宋式样，顶部用清琉璃脊大吻装饰，室内用宋式彩画装饰。表现出了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色彩。
1930年代末，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北京的建设工作全面停止。近代建筑对中国传统风格的探索工作随之消失。
北京体育馆（1953年）
友谊宾馆（1953年）
二、北京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1952-1956年）
1952年新中国完成了三年经济恢复的工作。开始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这时期在北京出现了一批“大屋顶”式的仿古建筑，到1955年突然销声匿迹，形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较为熟知的有中央民族大学建筑群、三里河“四部一会”大楼、北京友谊宾馆、总政地安门宿舍楼、人民英雄纪念碑、外贸部大楼、北京亚洲学生疗养院、北京体育馆、北京建工部大楼、全国政协礼堂、首都剧场。这批仿古建筑都出自对中国传统建筑有深厚功力的建筑师之手，包含着浓郁中国传统韵味，建筑质量也高，2005年被市规划局和市文物局列入近现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录。
总政地安门宿舍大楼（1952年）
1、产生的背景
1952年，中国的各项政策出现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倾向。在苏联建筑理论的影响和来华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北京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建筑。据统计，1952年有大屋顶的新建筑面积5万平米，1953年17万平米，1954年22万平米，这股大屋顶之风不仅流行北京，而且风靡全国。1952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派出大批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指导思想方面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当时党的既定方针。在经济刚刚恢复时期，北京出现造价浪费不实用的大屋顶建筑，形成北京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都是在苏联建筑艺术指导下形成的。
1952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派出大批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指导思想方面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当时党的既定方针。在经济刚刚恢复时期，北京出现造价浪费不实用的大屋顶建筑，形成北京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都是在苏联建筑艺术指导下形成的。1925年苏共中央通过了“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提出了一切艺术都有阶级性。苏联建筑界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指出当时流行于西方的现代建筑风格是资产阶级的，与它对立的是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代表无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这样，古典建筑风格就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现代建筑风格的有力武器，提出建筑要“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1925年后苏联建筑都用希腊、罗马柱廊和哥特式高尖顶。1952年，苏联专家将苏联古典主义的民族形式思想指导中国建筑，大屋顶的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2、产生的条件
1929年，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研究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成果，对建筑界研究中国文化遗产产生了推动的作用。1935－1937年，北京对古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参与者都是经过西方建筑学教育的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一批建筑师，他们同时是北京30年代仿古建筑的主要技术力量。1940年，北京建筑师又对北京中轴线建筑进行了详细测绘，同时培养了大批古建筑技术人才。50年代大屋顶的设计基本出自30年代参与第一批仿古高潮的建筑师之手，这是北京大规模建造仿古建筑的有利条件。在全国开展“民族形式”建设的高潮下，1953年4月，出版了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参考图集》，供建筑设计人员作为建筑设计参考。这套图集收集了中国古建筑的一些珍贵资料。在提倡民族形式的大环境下出版古建设计图集，客观上推动了大屋顶的浪潮。1953年10月中国建筑工程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梁思成作《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的报告，有一段话无意识推动了大屋顶潮流的发展：“建筑艺术有阶级性，阶级斗争常以人民斗争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建筑中搞不搞民族形式，是阶级立场问题”。1954年《建筑学报》创刊号发表梁思成的论文《中国建筑的特征》，这是一篇讲述中国古建筑的文章，但对于探索民族形式给予了支持，文章指出认识并具体操作中国建筑的9大特征：（1）台基、屋身和屋顶的三段式划分；（2）四面围合；（3）木结构；（4）斗拱；（5）曲折曲线；（6）大顶；（7）红色和彩画；（8）结构件和装饰件统一；（9）琉璃瓦、木刻花、石浮雕。因此，在1953年的建筑设计中必须体现中国民族传统形式，主要代表建筑有：
外贸部大楼（1952年）
民族文化宫（1958年）
北京火车站（1958年）
（1）北京三里河的“四部一会”办公楼。该建筑1952年冬季设计，1955年竣工，砖混结构，主楼地上六层中部九层。该建筑以具备鲜明的民族形式而众人皆知，建筑在大楼的入口处突出建一个重檐歇山的宫殿式建筑，两边对称重檐四角攒尖亭子造型，檐口下面作仿石质的斗拱和梁枋，墙面运用中国庙堂的石券门、石栏杆装饰，楼体部分收分明显，仿自中国传统城墙。这座宫殿式大屋顶体量巨大、造型位置高，成为人们过目不忘的地标性建筑。
（2）北京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该建筑地处北京中轴线上，原位置建有明代的雁翅楼，又地处皇城，周围古建筑林立，在这里建楼比民族形式更重要的是同四周环境协调。大楼在中部和角楼突出作绿琉璃攒尖顶，大门、阳台和檐下用大量的古建筑构件图案装饰，从景山向地安门望去，景观效果明显。
（3）北京友谊宾馆。1954年建成，当时是接待苏联专家的招待所，主楼中部作一高大歇山重檐屋顶，其余仅在檐口作琉璃檐装饰，墙身采用灰砖清水墙，屋顶做绿琉璃瓦，吻兽做成和平鸽的图案。
（4）北京体育馆。1953－1955年建成，在大门入口处做了一个中国传统石牌坊造型，粗犷雄壮，充满着体育建筑的力量感。
（5）北京外贸部大楼。1952年设计，建筑一反政府大楼的清宫殿式仿古设计，用使人感到亲切的北京四合院造型，取自清式四合院硬山后罩楼，阳台用抹灰处理成栏杆并与下层遮阳板结合。
在建造以大屋顶为代表的民族形式后期，出现了更加简单表现民族形式的作品。基本特征是以功能为前提，以平屋顶为基本体型，在建筑的檐口、门窗等部位加上中国传统图案。这批建筑实际是1930年代对民族形式的延续，手法均仿自仁立地毯公司建筑和交通银行建筑，但有所创新。代表建筑有：
（1）北京建工部大楼。位于西城百万庄，7层砖混结构，建筑尊重功能和结构，采用平屋顶，檐口作成中国传统石挑檐，民族传统装饰鲜明得当又不夸张。
（2）全国政协礼堂。该建筑大胆的将西洋古典风格和中国传统风格结合起来，正立面三段式处理，外墙基础为须弥座，墙身剁斧石，女儿墙用望柱式栏板，正门用西洋柱式和拱形廊。
这股用大屋顶代表民族形式的高潮，到1954年以反浪费的理由遭到批判，北京大屋顶建筑突然停止建造。1954年，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开始扭转斯大林时期的各项政策。1954年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召开“全苏建筑工作者”大会，中国建设部组团出席了会议，会上苏共中央全力扭转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政策和指导思想，对斯大林时期的建筑艺术指导思想进行了批评，基本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方针和政策，否定了统治苏联30年的“斯大林巴洛克”的仿古建筑艺术方针，开始了现代建筑注重功能，装饰简洁新颖的指导方针。中国代表团回到国内立即在报告中列举了苏联建筑注重民族形式的危害，批评这种形式的建筑只强调形式，不注重建筑的适用和功能，浪费资金。为紧跟苏联的意识形态，开始了以反浪费为名，向仿古建筑的大屋顶展开了公开的批判。1954年12月，建设工程部召开全国省工程局长会议，会上批评了建筑设计领域中复古主义思想，在建工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设计中必须贯彻的原则，首先是适用、经济，其次才是美观。而不顾适用、经济效果的形式主义思想和一概接受古代建筑艺术的复古主义思想必须加以批判。”中国建筑界“民族主义”大屋顶风潮来自苏联也止于苏联。1954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始组织对建筑“大屋顶”进行批判，提出的步骤是：“从反浪费入手揭发，从北京开始，从大建筑开始，从大机关入手。”这次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梁思成先生。
第二次仿古高潮从开始到结束，成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提倡到批判都是建工部操作执行，是全国政治气候在建筑设计领域里的影响。梁思成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仅在学术层面为“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实现手段上做出了一些工作。作为一个建筑师，仅是把业主的意图变成建筑，用他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热爱为新中国服务，他个人也没有能力掀起全国复古主义的高潮。到1956年，北京地区及中国的大屋顶建筑建设基本结束，许多大楼盖到顶部又把大屋顶改回平顶，第二次仿古建筑高潮结束。
三、北京第三次仿古建筑浪潮（1958－1959年）
经过1955年对梁思成和仿古建筑大屋顶的批判，建筑设计领域几乎没有人敢于谈论建筑艺术，有的大学干脆取消了建筑艺术类的课程。最着急的还是领导干部，当年的建筑造型中，不加装饰的现代风格是资本主义的，大屋顶又是封建复古的，建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新办法。尤其使各级领导更加为难的是，建造公共建筑都希望展现出纪念意义和鲜明的特点，没有一个共同承认的艺术形式，纪念性和鲜明的形象无法表现出来。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为给这一庆典增加光彩，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由于是庆典建筑，纪念意义是重要因素，不仅高大宏伟，还要有鲜明的建筑艺术特色。到国庆工程开始之际，北京的建筑师在设计风格问题上依然困惑。1958年中央高层领导明确指示，十大建筑还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突如其来的任务和指示，建筑师和建筑主管当局都没有思想准备，除了遵循上级领导制定的建筑形式设计外，对中国传统形式大屋顶又一次出现在北京街头感到不知所措。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没有可应用的理论、政策和措施。为了统一思想，解决困惑，指导今后的建筑方针和创作，1959年5月，建筑工程部和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和建筑艺术座谈会”，提出建筑的风格要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风格，基本承认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是民族性的代表，为第三次北京的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作了肯定的总结。自从1954年以批判大屋顶为开端的批判复古主义设计思想之后，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建筑师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1958年的仿古高潮，是在中央最高层直接指示下进行，仅在建国10周年和十大庆典建筑中体现出来。
由于有了1952年大屋顶的经验和浪费教训。1958年民族形式有了更高水平的设计，对于民族风格不仅局限于简单大屋顶，创造了更丰富的表现形式。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中以大屋顶为造型装饰的有：
（1）北京火车站。立面用四个重檐攒尖的清宫式亭子装饰钟楼和东西出入站口，亭子位置较高，体积大，远看醒目，给刚到北京的人们以进入历史文化城市的气息。
（2）民族文化宫。民族文化宫主题突出，中部塔楼地上13层，塔楼中心做一巨大传统四角攒尖顶，四角做同样规制小塔，造型隐含藏传佛教金刚宝座塔，寓于民族文化在其中。塔楼两侧用翠绿琉璃瓦作檐部，风格鲜明，印象深刻。
（3）全国农业展览馆。全国农业展览馆运用较多的中国古建筑风格和元素，把中国传统宫殿造型和中式园林庭院结合布置，主要部位用重檐亭阁，琉璃屋顶，中国图案的柱廊、栏杆大量运用到建筑构件上，是中国风格与现代化功能结合较好的建筑群组。
北京近百年经历的三次仿古建筑高潮，给北京留下众多优秀建筑，其中大多数被划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和近现代优秀建筑被保护起来。近现代历史的风云变换也被凝固在建筑中，成为时代变迁的实物见证和石头筑成的史书。无论什么时代，人们花费在建筑形式上的智慧、财富和争论都超过实用功能，尤其是公共建筑，其精神作用往往超过物质作用，不仅要有鲜明的视觉享受，还包含强烈的社会内容。深入保护和研究近百年建筑是文物保护的新课题。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书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