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单二条北京日报的壹元贰角稿费单

       北京日报在东单二条办公的时间不长，只有4年，当年的我——作为一个刚上初中的小孩子，因为爱投稿，和一位叫黄明的编辑先生（那时称同志）慢慢熟识起来，也因此不知去了当年的东单二条北京日报社多少次……

    记得第一次我是去北京日报社领稿费。那时北京日报办了一个“儿童周刊”，大约是1952年秋天，正是红叶满山时，我写了一篇短文《画祖国风光》，刊登后，第一次收到稿费通知单。这是一张粉红色的小薄纸，上面是铅印的格式，空格的地方是手写的：“肇恒达同志，您的大作发表在本报××日，仅致薄酬壹元贰角整，请查收，欢迎继续赐稿。此致敬礼，北京日报社。”

    一个小毛孩子，拿着这张稿费通知单，心里甭提多美了。我携带着花一角五分钱现刻的木图章，一路小跑向东单奔去。

    到了北京日报社，只见门前有位站岗的军人，身材高大魁梧，一身灰色军装，背着三八大盖步枪，肩上斜背着子弹袋。“同志，这是北京日报社吧？我是来领稿费的。”那位军人见到我递上的那张单子，和和气气地给我指了一下去财务科的方向……

    第二次到位于东单二条的北京日报社是1953年冬天，我接到报社通知去开“小通讯员代表会”。走进东单二条8号，一进大门左拐是“会客厅”，这是两大间房子，为倒座南房，旧的红漆地板，屋子里似乎没有暖气，炉子也没生火，有几个紫红色套面的沙发，一张长条桌子。那天是儿童周刊主编黄明先生召集的（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另外还有两位编辑，都是三十岁左右。

    屋子里很冷，黄明把两只手揣在灰棉袄袖里讲话。那天去的同学有六个，我是师大附中的；有一个很清秀的圆圆胖胖脸盘的小姑娘是师大女附中的；还有一个史家胡同小学的，一个男八中的，一个女一中的，一个女六中的。黄明先生鼓励我们，要热爱生活，注意多写真人真事，多观察，多看书，写的要具体生动、活泼……会后每个人送给二百张红格稿纸。

    我兴奋地回到家，日夜赶写稿子，只用一个月时间就用完了200张稿纸，几乎每天都往报社投寄稿件。那时邮寄稿子不用花钱买邮票贴，只在信封左上角剪个小口儿，注明稿件即可。

    于是，我又第三次来到报社。这次再到东单二条8号，可算是熟门熟路了，我直接来到黄明先生的编辑室。

    这间编辑室在进大门的第一个套院里，是东面的北房，屋子不大，里面摆着几张旧写字台，几把旧椅子，但窗明几净。因为春天来了，透过玻璃窗能看见院中的杏花绽放。那天，黄明心情很好，显得很精神，清瘦的脸上刚刚刮过胡子。

    他拉开抽屉，把我写的那一堆稿子拿出来一篇篇评点，我脸上有点发烧了，心里责怪自

    己太粗制滥造胡涂乱写了！

    黄明把那堆稿子退还给我，但鼓励道：“你的写作热情很高，但要慢慢来，要注意学好正课之外，多读点书……”黄明最后从中取出一篇让我回去修改一下。七天后，修改后的文章《铁民哥哥的话》刊登了，这是写一位邻居哥哥讲的他当飞行员时驾驶战机翱翔在祖国蓝天的故事。那天黄先生和我聊天到天黑，还请我到报社食堂吃了晚饭。

    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加速度”地写作了。

    后来，我和好朋友郭世贤同学星期天常到辇儿胡同北京日报社宿舍黄明家去玩，他家住两大间东房，他的夫人朴实热情，他们夫妇有两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

    1958年春天，有一次我在西交民巷巧遇黄明先生，尽管他表情平静，但透过他的白边眼镜，仍然能感到他难以掩饰的惶惑神色，那是“反右”以后，我想他可能遇到了什么大麻烦……他淡淡地告诉我，他改名叫“黄伞”、不叫黄明了，他看事不明，改为伞，还能遮风挡雨有点用处。这是我最后遇到他，从此再也没见过他的面儿。

    前几年，北京晚报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纪念展览活动，我遇到一位耄耋老者是当年北京日报管人事的，他告诉我“黄明……是有这么个人，出了点问题，1967年去南口劳动，这个人恐怕早已不在了……”

    如今，每当我路过东单二条北京日报旧址，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当年北京日报四合院里年轻编辑们亲切的身影，仿佛又闻到了院中杏花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