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堂”里读书

　当年贝满女中的教堂




 
　　女中校舍
 
 
    居京的经历各式各样，我曾在教堂里读书恐怕是一绝。

    现在，你在灯市口一带找167中学是找不到的，找学校里那座美丽的哥特式教堂也是找不到的，找不到的还有多少早已故去的在西式阁楼上给我们上课的恩师。

    我的母校——167中，其前身是贝满女子中学，建于1864年，是北京最早的一座西式学堂，也是当时有名的教会学校。父母给我起的名字——“俐”，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女孩儿名，而我上的中学又偏偏是当初的女子学校，命运捉弄人以至于此，我真无话可说。而我的老校友中自然都是社会各界的女子名人——谢冰心（作家）、李德权（卫生部部长）、孙维世（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王琇瑛（中国第一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谢希德（复旦大学校长）、舒绣文（演员）、阮若珊（戏剧人）、周懿娴（国家女篮教练）……

    1971年的冬天，当我第一次踏入母校校园时，刚下过一场雪。白雪覆盖着椭圆形的操场，也将其环绕着的苍翠柏树点缀得仪态端庄。俯瞰着操场的，是那座比我的爷爷奶奶还要老许多许多的古老教堂。它矗立在北方特有的湛蓝的天幕里，一缕又一缕金色阳光像是披挂在它身上的无数条绶带。我仰望着它圆滚滚、光滑滑的尖顶和那些折射出斑斓色彩的玻璃窗，感到无比好奇，好像童年时代巧遇一个神秘有趣的玩伴。我在它紧闭的大门前的台阶上上下奔跑，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心里想着：“不错，我喜欢这座学校。”

    学校不错，但时候赶得不好，正值“文革”后期。

    我居住的柏树胡同的院子里，就有一幢和学校教学楼一样的欧式小楼。小时候，在木制楼梯上爬上爬下曾是一种游戏，“咚咚”、“咚咚”的声响让人心跳加快，那是水泥地所没有的回应步履的热烈鼓声。没想到，我上课下课所经过的路径，也同样充满了架子鼓般的韵律感和节奏感。教堂两边的座座小楼从建筑的角度看，无论其年代还是样式都属文物系列，只不过那时——我们这些初中十三四岁的孩子只知道“大闹天宫”地乱折腾。当着老师，就常常使椅子、扫帚、簸箕漫天飞，哪还顾得念书。我们的英语老师丁准，留美归来，据说曾做过皇帝溥仪的秘书。他见学生无意学习，便在讲台上沉痛不已地说：“你们这样，中国就完了！”

    “你们这样，中国就完了！”

    ——40年前英语老师丁准的话，我听时震撼，过后感慨，至今不忘，永生铭记。

    当时，书店里的英文书仅有一本简单的《英语900句》算是标准、实用的教材，而我们上课所学的教材反而让人提不起兴趣，尽是“long-live”（万岁）之类。我居然随意而莽撞地向老师丁准求助：“丁老师，我怎么也买不到《英语900句》，您有吗？”我这随口一问不要紧，却给老师带来多大的负担！没过几天，丁准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本手抄书《英语9000句》。那是丁老师自己一笔一划抄写的啊，用圆珠笔抄写，拓蓝纸的痕迹斑斑……我的眼眶潮湿……

    每逢学校或年级开大会或上大课时，我们一个班、一个班地排队走进教堂。

    教堂内给人空阔无比的感觉，也显得庄严肃穆，天花板很高，长条椅很坚实，地板很光洁，百叶窗很温暖，更有一种渗透于整个建筑一木一石的、无处不在的音乐或精神，让人感动。怪了！我们这些只会调皮捣蛋的学生，一来到这里竟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个个变得安静、懂事起来。女孩子变得漂亮，男孩子变得绅士，坐姿典雅，神色安闲，仪态从容，目光纯净。从未见有人在此大声喧哗或无事生非或你推我搡或顶撞老师。这个“大课堂”每每静谧得能听得见每个人的呼吸和心跳，而讲话的老师的声音也如同有扩音器的帮助而洪亮、深沉。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这里也令人感觉凉爽舒适，而最寒冷的冬季则又会暖意融融。

    那是我的突发奇想，还是远见卓识呢，在初中毕业后离开母校两年时，我作为当年三年六班的班长向班主任魏俊山提议，让所有三年六班的同学（升高中时六班被拆散）在学校的教堂前聚会、合影。于是，一张无比珍贵的我们与大教堂的合影留下来了。